位于香港却不属于香港的重庆大厦
曾看过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电影里暗蓝色的大楼被笼罩于迷雾中，渲染出不可接近的疏远感。电影的大楼里所出现的拥有南亚面孔、非洲面孔的餐厅，逼仄的走道，让人困惑，是否存在有这样一个混杂着各色人种的地方？我曾怀疑故事发生地点的真实性，后来看了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才知道真有这样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拥有各种不同职业的各色人种混居在这，这里是他们的生活的地方，这里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故事结束的地方。
有人说，“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是却从来没有属于过香港”。 香港人从来不会涉足于此，他们认为“重庆大厦是藏污纳垢之处”。尽管它位于香港，但是于香港本身而言却存在严重的隔离感。追究其本源的话，为什么香港会存在有这样的一幢大厦呢？麦高登在书中写道，重庆大厦是一栋十七层高的破旧大楼，内有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品。这座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表现，而距离它十分钟的路程的尖沙咀和中环商业区却是集中了财富的高端全球化的表现。 麦高登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厦”，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生意人，还能遇到国际避难者与临时工，各中社会背景的人休憩于此。为什么这座在高级大楼的包围圈下，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生态现象呢？这座大楼又存在着什么魔力能够不断吸引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们汇集于此？ 重庆大厦商品流通与影响 这座大厦集聚着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来自南亚与非洲的人们构成了这座大厦最为主体的居民，这也是重庆大厦最有特点的地方。香港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容易的签证政策是他们能够进入香港的最为基本的条件，其次这里的便宜的食居价格是他们选择留居于此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里便宜的价格与香港物价水平却显得格格不入。由于毗邻中国内地，贩卖来自中国内地的假冒电子产品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十四天手机是这里的居民生存的主要方式。
刚刚说到低端全球化，那么这座大厦是如何体现这一特点的呢？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从核心国家流向边陲国家，而廉价劳动力导致廉价工厂的产生。就麦高登在书中写道，在重庆大厦不是制造商从核心国家转移到半边陲国家，而是商人从极端边陲国家来到半边陲国家，购买核心国家废弃或仿冒伪劣的商品。
来自非洲或南亚的商人在重庆大厦进货，然后自己用箱子携带着这些手机、服装等货物，乘坐飞机运往本国，将这些仿冒产品往往卖给不懂产品的本国的村民。因为从香港带来的货物的价格远比其本国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更低，因此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极端边陲国家发展本国与此相关的制作业。尽管，其国也会采取某种方式限制此类产品的流入，譬如尼日利亚依赖中国进口商品，但包括衣服在内的部分商品却被尼日利亚政府列为违禁品，但是却无法阻止想要跨越阶级实现富裕的本国居民的心。
这些仿冒产品价格虽然便宜，但其质量却无法得到保证。本国居民前期的购买以及后期在修理上所花费的钱实际上已经能够购买正品了。这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国商人剥削本国居民的一种方式。那些乘坐飞机能够来到香港的第三世界的商人，实际上属于非洲上流阶级和中上阶层的后代，拥有踏上香港之路的能力和关系。极端边陲国家人们与人们之间原有的金钱上的割裂感，以及商人对本国居民在一定欺骗性的销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拉大了中上流阶层与底层居民的经济上的差距，即富者更富，贫则更贫。 尽管在产品的销售方面确实存在这样的道德问题，但是商人眼里却认为，他们从中获取了利益并将全球美好事物的摹本，带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让贫穷的人们享受到了世界真实的味道。
非洲商人的发展难题与未来 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大量低价格制作厂家的出现使得许多第三世界的人们离开重庆大厦进入中国内地，以期寻求更为广大的经济利益，以此所对应的格局便是广州城黑人的数量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 曾有在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的尼日利亚人用海洋与池塘来比喻中国内地与香港，他认为“中国内地和那边做生意的商人好比一个海洋，而香港只不过是一湾池塘……不过那些在池子里的人，也可以在海洋中得到好处”。中国内地所存有的巨大经济利益，不断吸引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商人进入，他们通过中间介绍人在中国内地厂家下订单，再运往本国。尽管这些有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但是却这些商人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商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也在寻求进入非洲市场的渠道。非洲商人与中国公司开展了新的经济角逐，这两者的竞争往往是前者败于后者的资本。正如麦高登所预料的那样，身在非洲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规模的优势，很可能会渐渐取代来中国的非洲人。
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商人除了面对来自中国内地公司的竞争，还要面对的难题是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也许也发生在高端全球化的商人身上，但是低端化的这些草根战斗者要面对更高的风险。”非洲商人尽管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也是在逐渐的增加的。 重庆大厦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闲散于重庆大厦中，有时能够看到不同国家的人因商业竞争所产生的冲突，就如麦高登书中所说的那样，拥有竞争关系的印度旁遮普的锡克人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就曾有过这样的冲突。尽管此类因国家而起、因宗教而起的冲突是重庆大厦在时间长河中的几圈小小的涟漪，但是在更多地时间长河里，合作与包容却是主流——来自敌对关系国家的商人和避难者有时能成为好朋友，甚至超越国家或种族之间的冲突。
最为生动的例子便是几个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所说的那样，“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憎恨彼此，但这是在国外，我们便是朋友”，这些人的民族主义反感情绪受到了重庆大厦的改造。它的存在，使得来自不同敌对国家的人们变得包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包容？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麦高登认为香港社会能够如此，则是因为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为强调对金钱的追求。大部分的人因致富的梦想来到香港，也因为寻求合作的可能性而相互包容——“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的存在，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
尽管大部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不同文化面前能够采取同样包容性的态度，但是在“在文化上认为自己是谁，认为自己属于什么地方”这类问题上，却又有着不同的看法。当你去询大厦里来自第三世界的居民“他属于什么地方”时，他们不仅仅会说自己是非洲人、是南亚人，甚至还有可能会说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国内地人。
重庆大厦在文化状态上呈现出世界主义的特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此聚集，各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世界上有格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中的东西，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大厦里的居民面对这一繁杂多样的“文化超市”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有的人避开世界主义，以彰显对自我文化家园的热爱；有的人以“世界公民”的姿态拥抱世界主义，希望能尽量多地体验这个世界；有的人采纳世界主义，因为他们被扔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多少选择。 香港重庆大厦是一座孤立于香港的“岛屿”，但也是一座沟通核心国家与极端边缘国家的桥梁。尽管这座大厦有着让香港人害怕、远离的特质，但也却有着独具特色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其他不同国家的人一探究竟，它能够让贫困国家的游客，花最少的钱体验富裕的核心社会的环境，也能让发达国家的游客体验到边陲地区的刺激与惊险。
香港重庆大厦不是一座简单大厦，它拥有着许多许多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大厦，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出来更多像它一样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交汇节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