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什子
劳什子 /张大旗 被贾宝玉斥为“劳什子”的，是他颈项上成天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 我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其实也就是那么一个加有密封条的卷宗式牛皮纸口袋，大小如同一本大16K杂志，厚薄因人而异，重量轻重不一。里面有你自己历来被要求填写的交待，也有人家背着你写下的对你的评语。自己写的也好，人家写的也好，一经入袋，便从此不再跟你打照面。它的见不得人，只是不让你见到它，权者却可观览自如，增删随意，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捕风捉影，可以张冠李戴，当然也可以粉饰或拔高。总支，真真实实的也有，虚虚假假的也有，明明白白的也有，含含糊糊的也有。于是，袋内所装，有人是“红的”，有人是“黑的”。同样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于某些人竟有如神灵的护身符，令其顺水顺风，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于另一些人则恰似沉重的十字架，使他不堪重负，厄运缠身，一生蹉跎。如此的神秘莫测，自然让人极欲一窥其秘，甚而至于恨之入骨。我倒是不怎么恨它，也从来无心探寻其秘，我只是在心里头管它叫“劳什子”，虽然它有个官方的叫法——个人档案。 1967年的时候，天下大乱，什么事都有人敢去做。我所在的长沙第12中学，先是图书室被洗劫一空，接着档案室又被人破门而入。据说，是前几年毕业于我校而后上山下乡做了知青的那拨人带头干的。这个档案室设在学校主楼二层最西头的一个拐角之处，我不知曾多少次的从其门口经过，印象中房门一次也没有敞开过，想必里面是十分阴暗的。在闻知档案室被砸之后若干天，我特事去了那里。我站在门户洞开的档案室外面朝里望了望，发现还有人在那里四处翻找着什么。屋里早已凌乱不堪，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卷宗，无疑已被出入其中的人们反复践踏过。如此乱糟糟的场景，估计不止是有人“一顿”乱翻就能造成的，或许还有某种情感宣泄在其中，因为我分明嗅到了刺鼻的尿骚味。望了望，也想了想，我终于还是止步于雷池之前。不越雷池，倒不全是害怕“秋后算账”。我是讨厌进入这肮脏之地，也不想因探秘反探出自己无尽的伤痛和烦恼。更重要的是，我真的认定销毁档案之举于自身命运的改变丝毫无补。多年后，有个同班的团员同学曾不经意的告诉我，说是我的档案中写的并非“不予录取”而是“可取一般”。对此，我将信将疑，却未置一辞。我只知道，我的人生不是我做主。 我还知道，我那劳什子里装有本人亲笔填写的若干份“履历书”，而且记得前后所填不尽一致。这主要是指“家庭成份”一栏。可能有“旧军政人员”“旧职员”“职员”或“教师”多种的写法。这固然反映了我的煞费苦心，却也反映了我的无奈和无助。填报“成分”从来是最让我头痛的事情。当时请教母亲如何填写才好，她也很是犯难。填母亲的“政治面貌”时，也可能存在“民盟成员”“摘帽右派”“群众”之异。在“主要社会关系”栏里，有的社会关系我填了，有的没有填。例如，解放初期即已去世且从未与之谋过面的二叔，我就没填。土改时被划做“地主”的二叔，实在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由于没填“二叔”，所以“小土地经营”的“三叔”，也就被我含糊的写成了“叔叔”。至于我的舅舅，他解放前曾先后担任过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几个分公司的经理，因解放前夕他成功阻截了一批轮船出逃香港，广州解放后一直担任市港务局的副局长。母亲告诉我，舅舅的个人成份要填“资方代理人”，政治面貌则填“民建成员”。我问填“资方雇员”行不行（那时候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和“CEO”一说），母亲说不行。我为此感觉气馁。母亲还叮嘱我，一定要记得把大表姐和大表哥都填上去。因为，他们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这可是我们家社会关系中仅有的两个“亮点”。我自然很乐意去“攀党附团”。关于我自己，在“何时何地曾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一栏，我的填法也有前后不一的地方。我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奖励倒也获过一些，比如“优秀少先队干部”“学习积极分子”“除‘四害’能手”什么的。对于这些奖励，原来我是一一填写决不遗漏，后来发现填也白填，人家想怎么看你还怎么看你，反正是要把你看扁，干脆不提这些鸟事，一律填“奖励：无；处分：无”——日子也照样过，准确说是日子也照样难过。 1974年，是我上山下乡的第六个年头，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最后受挫于郴州地区招生工作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公开说出来的的理由是，“该考生家庭主要成员的政历情况证明不全”。这是指我已遭“遣送原籍”的父亲的政历情况只有大队一级的“旁证”，没有公社一级的“证明”。临武县招生办曾专程去我老家安化县外调“取证”。他们明知大队出具的材料还须拿去公社加盖印章方能生效，却偏偏“遗忘”这一环节，将此“不全”的证明材料塞进我的档案了事，为日后对我“不予录取”打下埋伏。 越明年，我下放在怀化的弟弟大林被推荐去读黔阳师专。这一次，他不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受推荐的。此前几年，他正是以这种身份坐上了湖南省知青积代会的主席台。黔阳地区的另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叫王红霞，他的父亲王延春曾是湖南省委书记，文革中背臭时成了“大叛徒”。大林能去读书，一是因了自己努力干、坐过主席台，二是因了家庭成份“硬扎”，是“贫农”。我这里不是“搞笑”，这是黔阳地区知青办主任当着我母亲和我的面亲口说的。当年，在大林获荐读书的关键时刻，正在怀化修铁路的我陪着从太原风尘仆仆专程赶来的母亲一起跑去黔阳“活动”。那位知青办主任叫我母亲尽管放心，说是他们这次去了我们老家调查，当地政府出具了“贫农”的证明。这位主任还热情而认真的对我说，“今后你们几兄弟通通可以填‘贫农’啦！”如今“脱贫”是个热词，当年“沾贫”可是沾大光。大林就这样沾了贫，老四大勇从江永转点回老家务农，早就是“贫农”子弟了，而且是有资格背枪杆子的基干民兵。 说起父亲贫农成份的由来，有些奇哉怪哉。父亲是9岁时随其父离乡进城的，直到45年后54岁时被清洗出教师队伍遣送回乡，他没有务过一天农，是个从未摸过锄头的“贫农”。但是，他的贫农成份却又是真的，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给他划定的。原来，我祖父名下有9亩多田，祖父去世后，在乡下务农的二叔和三叔便做主将家中的房产、田产做了分配，他们给离乡背井的父亲也留下1亩田。父亲听之任之，未言放弃，也没耕种过或是收过租。就这样，1亩田的名分为父亲换得了土改划成份的一个“贫农”的光环。谁也料不到，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金不换”的贫农成份居然给我的两个兄弟贴了金。可是，我却不想也这样摇身一变，总觉得“贫农”二字说不出口，说出来不是不太像而是太不像。所以，我只是在后来再填表时悄悄的将“旧职员”中那个碍眼的“旧”字给去掉了。 1976年10月，出了个“大快人心事”。由此开始直至“第二代”领导人执政之前，这段“短暂的春秋”岁月被有的人称为“暧昧年代”（因为它既不能归属“文革”，也不应算在“改革”）。在暧昧年代的初期，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卑微知青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审查。一夜之间，对我指名道姓的大字报还有大标语上了县城的大街。有大字报指我“出身于官僚资本家反动家庭”，真不知风从何来，是哪门子事，把我自己都搞懵了。不过，在当时，这顶“大帽子”于我来说只能算是“小帽子”了，我无心亦无力去计较。几个月后，给我做了个审查结论，结论最后的12个字是：交待彻底，认识较好，不予处分。结论未定稿拿来让我本人过目签字。当其时，我无法表达“能否略做文字修改”的愿望，我只能做出思考状借以将它默读了十来遍，直至自己完全能够背诵下来。然后，我问：“今后填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要写上这个事吗？”对方答曰：“不写。结论里不是明确说了‘不予处分’吗 ？”我再问：“那么它会进我的档案吗？”对方回答：“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了，凡是‘不予处分’的东西都不进个人档案。”听他这么一说，我这里才大松了一口气。 1979年下半年，我回城进厂做了搬运伕，同时暗中准备着考研。1981年是我第二次考研，考后自我感觉特好，心想“这一回应该有戏了吧”。到了12月初，眼看着录取通知书该拿的一个个都拿到了，我这里却迟迟的“没戏”，其他消息也没有。我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忽一日，厂里书记把我叫去，神色严肃的对我说，“华东师大来了函，问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查了你的档案，里面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有人举报你了？”我心想，当年那个结论果真没进我的档案！我就说，“可能是有人举报了什么吧。”书记便让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给他听。我一五一十的说了。他听过后说，“那你现在能不能把给你做的结论完整的写下来呢？”我说能，而且可以保证与结论原件一字不差。于是，我不假思索的默写下来。书记认真看过后说，“招生应该接近尾声了，厂里也来不及派人去你下放的地方做调查，就按你写的吧，要有事我来担担子！”于是，厂里让人誊抄了一遍再加盖公章一个，当即就寄往华东师大了。几天后，录取通知书就寄来了！从书记手中接过它时，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涌出来了。我小心翼翼的把它藏到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再不敢与外人道，生怕又出意外。收到通知书的这一天，是1981年12月26日，正好是毛的生日。我的考上研与毛无关，我要感恩的是邓。厂里书记自然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大贵人！上海读研三年，每次寒暑假回长沙，我一定都去家里看望这位敢于为我担责的好心书记。 1984年毕业分配时，华东师大中文系81级19名研究生中有18人都及时的拿到了派遣单，唯有一个还没拿到，那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是让外调给耽搁了。原来，系里最后还要派人去我当年的下放地落实县里对我做的那个结论。外调的结果是：县里出具的结论与我厂里三年前出具的结论完全一致。这一下系里才放了心，即刻通知我去系里拿派遣单。那一天是12月29日，已经是岁末年尾了。取派遣单时，系总支书记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了一番话。他不无情义的对我说：“你是我们华东师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会永远关心你！我在这里想对你说这么一句——今后，你要一门心思钻教学，出成果，做业务尖子，早日成为学术带头人，不要过问政治！”我衷心感谢这位书记的临别赠言,把它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我被派遣到长沙一所部属高等院校，与我同时分到该校中文系的还有8位研究生。系总支书记在欢迎大会上说，“中文系这次一家伙就分来了9位研究生，还都是名牌大学的，而且其中有4位是党员，另有4位在读研时就听过党课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们相信，其他的同志也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档案里把这些情况都写得好清楚哇。我一听就有点慌，“其他的”不就是指我吗？我该不该去听党课呢？可我得到的忠告却是“不要过问政治”呀。所以，我后来也没去听党课。我认定我的“政治”就是把学生教好，把学术研究做好。几个月后，也记不清当时究竟是怎么弄的了，我还是被本校外语系系主任拉进了“九三学社”。后来大家还想推我这“新生力量”做本校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我当即婉言谢绝了。我这辈子就没想过做官。在我看来，官就是“管”。“宁可人管我，不欲我管人”。无官一身轻啊！ 我的现代汉语教学很快就在学校范围内有了点名气。加上有胡正微教授挂帅，我校的现代汉语课程后来被国家教委评定为“国家一类课程”，给学校挣了大面子。当时，整个学校总共才三门课程获此荣誉。来校工作两年后，某一日，校党委组织部长约见我。我感到纳闷：我是“九三”的，有什么好见面好谈话的？谁料到，一见面他就郑重其事的告诉我：“组织上对你进行了两年的审查，现在宣布审查结束。你没有重大问题，过去的错误属于“群众性错误”。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我听后大吃一惊：怪哉，还在审查我！我如实奉告他：我根本就没想到还在审查。幸亏你们是背着我，不然这两年哪能轻松教学？部长随即转换口气说：你的教学和科研都不错，口碑很好，院长都清楚，对你抱很大希望呢。继续好好干吧！我心想：还以为自己每件事都干得好好的呢，谁知人家还是不放心，神不知鬼不觉的还要插你这么一杆子。唉，有完没完哪！ 1992年，寒假期间偶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动了下海的念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广告公司金马广告的老板看中我了，邀我去广州分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兼创意总监，并且预言我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广告界的一个明星人物。这确实让我很兴奋。加之当时受困于情，也想一走了之。于是，我向中文系递交了辞呈。系主任问我为什么不考虑采用其他的形式。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停薪留职”。我说，“吃着碗里盯着锅里，不好吧？我不想那样。”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终于被我说服，在我的辞职报告上签字同意，系务委员会也讨论通过加盖了公章。3月1日，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我结束了9个年头的高校教师生涯，告别学校去广州金马广告赴任。我成了全校1400多教职员工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金马的“螃蟹”并不那么好吃，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但是,不好吃也得吃，头发打湿了总得剃。 5月份，学校给我发来一封客客气气的公函，称“院长办公会议一致认为，学校教学工作十分需要你，请接信后火速返校。”我当即做了回复：“深情感谢学校多年器重和真情挽留。但本人去意既定，恕难再返。” 过了一个来月，再接学校邮件，却已不是规劝的信函，是冷冰冰一纸公文了——《关于张大旗公职除名的决定》。对此，我自然无法安然若素，于是赶回长沙与学校当局理论。我直接去了院长的家。我说，分明是我“辞职”在先学校“除名”在后，这算哪家的道理？院长说，中文系根本无权接受你的辞职，连学校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你是担任国家一类课程的教师，你辞职需要得到水电部的批准。我坚持说，我受聘于中文系，聘书是系里下的，辞聘或解聘应该都只关涉中文系。我还说，我是知道的，辞职者和被除名者都可以重新录用，只是二者在工龄计算上有差别，辞职者在扣除辞职年月后实行前后连续计算，被除名者则从零开始计算。所以，学校将我除名，无非是要剥夺我前面的23年工龄，其中包括剥夺我10年8个月的“农龄”，而这段下乡务农的岁月，我现在要实话对你说，那是做牛做马一样熬过来的，我决不会认可你们的剥夺！说到此处，农家出身的这位院长不加掩饰的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我看到他流泪了。最后，我还是把我自己可能会采取的四种维权形式明白无误的告诉了他。临走，我平静的对他说道，我这是第一次到你家里来，打搅了，今后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来，因为我要说的都说过了。 就在当天晚上，学校人事处长找到我家里来了。他一再表示学校实在是舍不得我离去，另外也担心我的辞职在校内引发连锁反应，希望我能体谅学校的苦衷。他同时承认对我的处理可能有欠妥之处。他正式表态说，会把这次除名的红头文件从我的个人档案里抽掉，并承诺次日上午9点之前一定把我的档案送交湖南省人才交流中心。我知道，这意味着学校当局终于接受我的辞职了。 次日上午9点，我准时到达省人才交流中心。该中心的一把手亲口告诉我，档案在半小时前就送来了。他还说，学校领导只是对人才流动的意义缺乏理解，人事处长来这里还说了你不少的好话呢。 是当年年底吧，湖南卫视制播了一期45分钟的对话节目——《是是非非话跳槽》。主持人是名嘴冯祺，嘉宾共四人——我、省人才交流中心的主任、留芳宾馆的总经理和一位律师。对话就是围绕我的跳槽事展开的。这时，我已动了恻隐之心，不想过多的怪罪于原来的学校。节目的最后，我说了自己的感慨:其他也没什么，他们错就错在不该对辞职的教师来一套“敬酒不吃吃罚酒”吧！ 我的档案从此就存放在人事局辖下的人才交流中心了。按他们给我的说法，我这就成了人才交流中心的一员，可以享受评职称、涨工资等正常的干部待遇。为此，我需要每年交给他们一笔档案管理费。若干年后，忽然通知我说，我的养老保险关系已由人事局转到劳动局，就是说，他们把我的干部编制改为工人编制了。什么叫“玩弄于股掌之中”？我算是明白了——这就是！我是良民一个（总算不再是过去那种贱民了），懒得跟他们去吵，他们也气不了我。我这里依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岁月匆匆，老之将至。不觉到了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通知我去办退休手续。他们需要单位出具我的工资和工龄证明。我去了人才交流中心。他们为我开具了介绍信，让我代他们去档案馆取自己的档案。我把取来的档案交给了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把封条撕去，从中取出一沓资料，开始核实我的工龄和计算我的档案工资。然后将这两个东西誊抄在一张公函纸上，再盖上公章后递给我。最后，他们又煞有介事的把那个档案袋重新姓名贴上封条盖上章，要我自己原封不动的交回档案馆去。 我把那张工资、工龄的证明及时交到社保局，顺利的办好了退休手续，几天后就拿到了退休证。 至于那个贴着封条、压着红印、写着我姓名的沉甸甸的牛皮纸档案袋呢，对不起，我没有按照你们的吩咐送回档案馆。我不想送去。我想让它在自己家里待着，免得人家再去摆弄它，也免得它尘封于冷冰冰、死沉沉、阴暗暗的某个角落。我想，于我于人，它都没有任何作用了。我有个公民身份证，外加个公民信用记录，这不就够了？实话说吧，对自己的档案，我既无敬意，也无畏意，甚至不存有一点点“打开看看”的好奇心。 五年多时间过去了，至今它还原封未动的在我书柜里躺着呢。 或许哪天真会跟儿子交待一声：待我哪天要化作白灰青烟的时候，这劳什子，你就把它拿去焚了吧，可别跟我搁一起哦！ 写毕于2013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