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悖论之一
《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书摘:
巴特说道:智慧不是权力，而是一点知识、一点学识，还有尽可能多的情趣。
所以意愿也是智慧之关键所在😊
巴特的话，悖论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表达情感的修辞手段吗？
昂加尔准确地将萨特与巴特之间的区别确定为是政治希望上的不同，前者希望将“战时的团结一心塑造成和平时期的奉献精神以改变社会”，而后者则意识到“可供作家直接促成社会变化的选择已日益减少”。
菲利普.罗杰在他的《罗兰.巴特: 一个传奇》中写道，《写作的零度》根本没怎么触及文学形式，而是“显现了奉献的所有死结。”
巴特在虚无主义与奉献之间采取了折中态度，但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巴特提出积极的建议开始新的批评模式、新问题、不同的时期划分，因而克服了作家处于被疏离境地的不利因素。
他在暗示出象征形式与心态问题的同时，也在逼迫传统与非传统历史的极限: 即被赋予政治史的黑格尔特权、经济史的马克思特权、在当代事件中表达个人态度的萨特特权。但最主要的是，巴特挑战的是文学史的制度。
《写作的零度》一段: 因而，在当下每一种写作模式中都有一种双重假定: 既有一种突破的动力，也有一种掌权的动力，有着一种历次革命情形中才具有的那种形式，那种必要的模糊，这是革命所必须从它意欲摧毁的东西中借用的，正是它想要占有的那种形象。就像完整的现代艺术，文学写作同时携带着历史的疏离与历史的梦想。作为一个必须品，它证明了语言的划分，它与阶级的划分不可分离。作为自由，它是这种划分的意识以及试图去超越这种意识的努力。
这篇文章清楚地阐明了巴特对艺术先锋的态度: 绝不是解放的神话，相反，却近乎是一个对先锋神话的谴责。作家不可避免处于一个模糊的位置。因为如本雅明说的那样，革命的知识分子已从资产阶级那里将文化当作嫁妆接收了。巴特不愿相信革命态度的一致性，或者是一种写作形式的永恒性。写作的个体在面对革命的时候被罪恶感撕扯。这种罪恶感被他自己孤独的事业激起。如果一个人要放弃这种孤独的话，那么他终将以激进的文学写作告终。毫不夸张地说，他会堕落成为宣传:“任何政治形式的写作只能支撑起一个政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