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江村情

对于著作等身的费孝通（1910-2005）而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爱我家乡》（群言出版社1996年初版本）常常被很多人忽视或遗忘，甚至被望文生义地认为是晚年怀乡忆旧的应酬之作。然而在我看来，这本当年为纪念吴江农村调查六十周年而辑录出版的《江村经济》后有关其家乡调查的文字，却是最能浓缩和窥探费先生一生学术思想和乡土情怀的一卷文集，其文字背后的悠悠历史和浓浓乡情，颇值得一读。

群言社1996年精装初版

吴江原本没有“江村”， 只有开弦弓村，在太湖东岸，以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而得名，后来的“江村”之名，则得自费孝通。1935年，自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因迷路不慎误踏兽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救援，不幸坠崖溺亡。次年，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建议下，到家乡吴江线庙港乡开弦弓村一面休息养伤，平复心情，一面参观访问，作社会调查。期间他串门访户，搜集掌握了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多方资料，旋赴英国留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的邮轮上，趁记忆犹新，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留学期间，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费孝通，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写出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并于1939年由Routledge书局以《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一名出版，并题献给亡妻王同惠。不过因原书扉页上有《江村经济》的中文书名字样，后来便以该名传世，彼时费孝通年仅29岁。

Routledge1939年精装初版

扉页中文名及题献亡妻王同惠

《江村经济》在当时就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更是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敏锐的费孝通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村问题的根源：“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并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样的思路。最后他断言：“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如此真知灼见令人叹服。

不过这仅仅是开始。毕生提倡并身体力行着“实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费孝通，将社会调查和研究有机结合继而影响社会发展这一思路可以说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而这本《爱我家乡》所收文章因为离我们的年代和生活更近，也更加感同身受。全书共收费先生有关江村文字十二篇，大体以时间为序，自1957年起，至1996年终，这期间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也让这本书无形中成了一本改革史的缩影。

头两篇《重访江村》（上、下编）写于1957年5月，是作者1936年江村调查后首次回乡，是响应当时的知识分子“下马看花”号召去往农村受教育的。与二十一年前相比，江村自然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高级社成立，农业增产明显。然而在繁荣的后面，费孝通依然敏锐地发现了粮食不够吃、农业增产不增收等现象，对桑蚕、缫丝、农闲贩运、饲养等农村副业的得而复失忧心忡忡，并提出了恢复乡村工业的倡议，即使他明确知道“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仍旧秉笔直言。不久后，费因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成为民盟最早的右派之一，但我想，《重访江村》中的经济思想和主张，恐怕也是压倒骆驼的稻草一根。

费孝通1957年重访江村

之后便是1981年的《三访江村》。这是费孝通作为首位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的中国人领奖时的演讲稿，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江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是新时期江村落实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后走上了富裕道路，这与《重访江村》中的论断和倡议不谋而合。文中，费孝通大胆提出“承认农民个体经济的作用并不是否定了或削弱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和乡村工业主要是属于集体经济的部分，它们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直到次年元旦，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才明确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的《小城镇 大问题》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首提“苏南模式”更是对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有着开拓性贡献。1985年的《九访江村》则通过实地调查回应了江苏乡镇工业产值有水分和苏南模式是第二次大跃进的质疑，并研究了信贷等金融政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影响，提出农村体制改革要更上一层楼。1991年第十五次访问江村的《吴江行》则是对从温饱到小康经济发展的探讨，对贸工农一条龙的实践，对左右开弓同时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总结。1992年的《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是对自己毕生研究的回顾，是对学以致用和政学不分的诠释。1996年的《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则是对故乡最平实的告白，也是本书的结语。只是，费孝通的告白，没有过多诗情画意和离愁别绪，只有扎实的调查研究和乡民生计，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乡情不够浓厚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手中这本《爱我中华》为费孝通先生题赠本，题赠方“大镛同志”，不难推测应为费先生民盟中央的同志陶大镛。陶大镛（1918-2010）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曾任民盟中央主席），曾参与创办《群言》杂志，参与制定《教师法》，并与钟敬文等一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是学者中反对教育市场化的代表。两位先生在民盟和学术领域交集颇多，故而有此签赠之交，不足为奇。但辗转传至我等爱书人手中，便又是一段佳话了。

费孝通签赠陶大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