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2000年
查看话题 >无人认领的1990年代，我的父辈还相信奋斗能改变命运
李敬泽曾说:“80年代有很多人认领，90年代好像变成了无人认领的年代。无人认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90年代远未终结。”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渴望、流行文化的空前繁荣、社会阶层的剧烈震荡，就像青春期野蛮生长的骨骼，夜深时免不了会有生长痛。因此，由当时正值青春期的80后来构建1990年代的叙事，其实也并不可疑。
数字影像、师生恋、水污染与血液病、导师压榨学生、“老实人”、股市低迷、医患矛盾，这些超速发展中的擦伤与阵痛，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俨然已经成为显学，仿佛时代蓄意刺写了二三十年的隐喻长卷，终于在今天图穷匕见。
对于“在初冬的黄昏独自玩耍”的孩子而言，或许时代飞驰而过的轰鸣都不过是“装卸钢筋的背景音”。亲历者无不懵懵懂懂，直到回头看去，才知道自己曾生逢一个“大时代”。我们今天回头看向1990年代，也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恍然大悟般的后见之明，而是要像《东霓》里江薏报道中的震后普通人心理重建那样、像“每一位作家创造自己的先驱”般，重建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并试图追溯正在发生的一切所从何来。
在世界正准备去往2020年的时刻，我们在《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
口述 | 笛安
采访 | 箱子
1990年代，我的同龄人和父辈，
还是相信奋斗能改变一些命运的
关于太原，我一直有一个顽固的印象，就是童年时代的太原是一个人非常稀少的地方，当然这个印象肯定是错的。但我脑海里就是有一个画面，人很少，周遭灰蒙蒙的，只有七八岁的我，在初冬的下午一个人玩，只有我自己，偶尔有一两个与我无关的路人，昏黄的光线里，耳边好像传来了一种装卸钢筋的声音，是背景音，那是关于童年的非常根深蒂固的画面。
虽然我知道这个画面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1990年代我们那里大概没有大幅建设，大幅建设是2000年以后，煤炭价格涨上来之后的事了。但直到2017年，我到了底特律。底特律的郊区人很少，黄昏时分，这个破产过正在复苏的工业城市有种荒凉的感觉......那时候我内心非常激动：对啊对啊，我记忆里的童年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忆。
其实是长大以后，我才感觉出来太原的好。我们那里不大，一个工业城市，其实是最近五年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路，之前还一直保留着很多我童年记忆中的格局。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过了，不怎么知道现在的情况，印象里，我们太原总体而言挺祥和的，不是一个戾气重的地方。我小时候不知道这很珍贵。
归根结底，我觉得城市精神首先是一种个体精神，每个个体的努力都在于想获得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这个过程在国内也许缓慢，但其实是在进行的。至于伴随而来的孤独的问题，我觉得比起解决一堆人要围观你是怎么活着的问题，还是容易多了。
小时候接受的很多教育，都在告诉我们努力学习的孩子长大以后才能离开家，去外面看世界。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反正我那时候，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们都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想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吗？那就认真听课！”——这是我少年时代的常态。所谓“更好的地方”就是大城市，更加繁华与更发达的地方。
而且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在给我灌输一个观念：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世界很大的。
大概是因为他正好在1980年代的时候，有机会去看看美国和苏联，我想那时候爸爸其实也是个年轻人，见过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他也是有冲击的。这点上他真的给我特别大的影响，他坚信一个人必须奋斗。你说我为什么会有个做美国梦的爸爸？他倒不是说非要做人上人，而是说相信奋斗就能摆脱自己最初的处境。
我想这必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我爸真的是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处境。像我妈也是这样，1970年代的时候，她在工厂里干了好多年的活，恢复高考以后就考了大学，从此开始写作，后来就留校，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所以我妈其实也是相信这个的。
我觉得这是1990年代特别重要的一个基底，那时候好像人们是相信奋斗可以或多或少改变我们的处境的，或者说通过努力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以及明天是会越来越好的。这是1990年代给我的一个深刻的记忆。明天会更好华语群星-美丽新世界之光荣岁月1990年代中后期，有一轮下岗。太原可能跟东北还不太一样，不算是受波及特别严重的地方。这件事对我和同学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太原最大的工业区是钢铁厂，他们那里是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多半是医院、邮电局，还有煤管局这几个地方的孩子，我读的小学里多半同学也是来自这几个地方。
下岗开始的时候，我大概十四五岁吧，还不太理解那是怎么回事。我听大人们聊天，说那就是失业。比如说很多这样的事情，一家三代人都在一个工厂上班，然后这个工厂突然就破产了，这种事听起来是很恐怖的。我当时就在想，那要怎么办呢？
不过当时我还是有种极为天真的想法，就是觉得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咬咬牙去上大学，然后情况就会慢慢好转。1990年代，我和我周围的不少同龄人，还是相信奋斗能改变一些命运的。然而我当时没想过，生活丧失保障的孩子想要好好读书有多难。
我爸在聊这些的时候还不忘跟我说：“你看吧，人家这些下岗工人的孩子，没有选择，只能拼命读书，你要是不努力，长大了活该去给人家打工，人家就是会过得比你好，长大了就做你的老板，谁叫你从小只会享乐。”
噩梦般的，我那时候真的相信，我长大了说不定是个很没出息的人，因为我不懂得努力，我在家里太受宠。其实直到今天我也相信，如果我某天过得穷或者不好，肯定是我不努力，当然这句话只对我自己成立。
今天的年轻人好像大多数已经不再相信奋斗的意义了。我这些年跟读者聊天就是这样的感觉，很多孩子才十几岁，已经认为自己的人生以后估计就是什么样的了。可能因为房子变得太贵了吧，让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感觉很尴尬。1990年代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房子是要买的，乌托邦少女太不像话了。
那是我童年第一次看剧不讨厌坏人，
它动摇过一个儿童的善恶观
除了下岗，像洪水、三峡这些事件，我都没什么印象了，觉得那些都是新闻。
有一件事我有记忆，2001年，高考之后，我和我闺蜜考得都不算好，两个人在互相比惨，然后电视新闻说，北京申奥成功了。那时候是真的高兴，我记得我闺蜜说，无论怎么样，总算有一件高兴的事了。 虽然我们自己还是那么丧，但那种高兴是一种很朴素的感情。因为我知道，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中国那时候不够发达，中国来的人基本上等同于乡下人，看到申奥成功，就觉得好像慢慢慢慢地，我们这个国家也要进城了，是好事儿。
香港回归本来也是件欢乐的事，但我们马上要期末考试，我就不怎么欢乐了。我当时在上初二，物理学得一塌糊涂，永远数不清定滑轮还是动滑轮上到底有几根线，那种绝望淹没一切。但我应该是受香港影视和音乐影响蛮大的。首先想起来的是两个港剧，《大时代》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是我小学到初中那几年特别迷的剧，我到现在都觉得再也没有那么好看的电视剧了。
《大时代》的双男主是刘青云和郑少秋，导演是韦家辉，可能年轻人不太理解这个卡司的意义。真的很好看，我之前也看过别的港剧，但《大时代》是心中永远的第一名。讲的是炒股的故事，男主角最终的结论是，要想打败一个运气一直特别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运气比他还好。这很酷对不对？里面有句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世界很残酷的，你对一个人好，有时候就是对另一个人坏。
我记得当时播的时候是寒假还是暑假，我们班同学都看，开学了大家都会讨论。当时我们几个小朋友认真讨论过一件事，刘青云演的那个好人，到最后有没有变坏。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没有，这算是激发了小朋友们的深刻讨论吧。我当时觉得有，现在觉得也没有，他只是没有那么单纯了。
那是我童年时第一次，看一个剧的时候不讨厌里面的坏人，它动摇过一个儿童的善恶观。我那个时候觉得，这里面的好人好像也有问题，坏人当然是坏的，可是如果那几个好人能退一步想想，似乎事情也不会真的糟糕到没法挽回。长大了再看，郑少秋演的那个坏人其实并不是多恶，但是是个傻逼。
然后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初中的时候看的，把女孩子之间的友谊讲得很美好。在我眼里，女孩子之间的友情就是那样的，不是宫斗宅斗抢男人，当时觉得这几个姑娘太棒了，一生的好友，上班唱歌下班打麻将，多开心！至于爱情，我就不太记得了。
我看过《我爱我家》，也是喜欢的，模糊地能感受到香港跟内地的剧是两个系统，也没觉得好或者不好，主要觉得口音很不一样。开始喜欢看电影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印象不太深刻。录像厅也去过，但并不是说在那里有美好回忆那种，小说里都是编的。
歌手的话，喜欢张国荣，《霸王别姬》也喜欢的。然后张惠妹、许美静，算是我认真追过的歌手，那时候追星就是买磁带。现在想想，喜欢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张惠妹那个时候的歌能表达我，像《听海》《空中的梦想家》，还有那首给张雨生的《听你听我》，还有《BadBoy》。当时还真不怎么听内地歌手的作品，虽然我小说里写过，但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王菲。
1995年，我听大人们聊天说张爱玲死了，
就这样打开了她的第一本书
总体而言，中学时代还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除了数学和物理吧，别的课还好。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高中，在文科班度过了没人管的美好的两年。我们学校负责提高升学率的都是理科班，我们文科班就是那种反正没什么出息的，就在学校的变相放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不喜欢听课的时候就随便看书，那时候看了海量的日漫。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那个世界漂亮。直到今天我都这么觉得，去看完一个动画大电影，出来之后就觉得满眼的人类都长得好难看。
那时候看的漫画主要是少女漫，第一本入坑的是斋藤千穗的《芭蕾娃娃》，在学校门口租漫画的店里租的，也不会传阅，都是私藏，不能让老师看到。后来还看了像《东京巴比伦》《绝爱1989》《X战记》《清水玲子》《新世纪福音战士》......
日漫在1990年代的那个黄金期我算是见证过，后来才知道我喜欢的漫画家也都是来头不小的。大学时代，听文青们聊大卫·林奇，就去看《穆赫兰道》，说实话觉得也没什么新鲜的，我在大友克洋那里见过类似的表达。
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应该参与构建过我的世界观吧，有奠基石一样的作用。我觉得后来我成为一个正式受洗的基督徒，这颗种子也许都是EVA种下的。也不是说直接意识到了上帝的存在，至少是开始试着假设一个有神存在的世界吧。其实动画片的二十六集里，一直没有说一件事：是谁派使徒来的？可能后来考据党们有自己的说法，但是作品里真的没有说，使徒就是一个永远要面对的存在，没解释过从哪里来的。
我记得，十六岁的我，看着看着就知道了，使徒是上帝派来的，然后就豁然开朗，感觉一下子理解了很多事。在南极考察的时候，人类拿走了亚当，于是引起了第二次冲击。
不知为何，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了，那是神给人的一种，不能说惩罚吧，但是是某种代价。过分好奇，擅自探求，拿走亚当，企图洞悉神的事情。人类补完计划，多美的设定，在文艺作品里真的很少见了。
EVA讲了很多补完的艰难尝试，但不知道结局如何，也不知人是否能得到补完，得到救赎。我看的老版本是开放结局的，真嗣说，也许我能试着喜欢自己，大家突然集体鼓掌说“恭喜”。也许它奠定了我一个审美基调，在末世氛围中探讨终极命题的少男少女们是最美的存在。只是我也活到了葛城美里的年纪，可是我没有加持先生。
然后另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想成为创作者，先看看大神的作品到了什么程度了。看看1990年代的日漫，再看看现在的，新海诚都能当大师，我对新海诚本人没有意见但......
还有一件事我特别相信，如果有一天小说消亡了，游戏会承载人类对于文学性的需求。我相信游戏是一个表达文学性的载体，最终会是文学的重要媒介，因为游戏其实比电影自由，故事的本质是隐喻，我觉得隐喻是文学的源头，游戏是有能力承载隐喻功能的，是不是故事反而不那么重要......
我其实不是游戏玩家，但我被邀请去一起开过游戏的世界观策划会，我觉得比电影策划会有意思多了。
我现在发现，十几岁的时候阅读品位其实还不低。那时候喜欢的作家，张爱玲、鲁迅、福克纳、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萨特、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纳博科夫、白先勇......都是二十来岁以前热爱过的。好像还没有什么那时候喜欢的作家，到现在不喜欢了的。
我1998年就看过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了，真是美好的自由。当时看村上春树，没听过任何人的介绍，就是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奇鸟行状录》，觉得没见过这样的小说，就买了；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也是这样，没听过任何人的推荐，就觉得哎呀还有人这样写小说；还自己买过《他们眼望上苍》，高一的时候，至今都觉得这个黑人女作家在中国被严重低估了。
我是在十二岁的时候看的张爱玲，当时她去世没多久，1995年，我听大人们聊天说张爱玲死了，我就问大家她是谁，就这样打开了她的第一本书，看的第一本就是《第一炉香》，我当时其实还是个儿童，其实不大能理解她的，似懂非懂，但是不知为何，那个故事里有种东西在吸引我反复看。
后来十六岁左右再看，明白了她有多厉害，那时候觉得《金锁记》写得好棒啊，能这样地表达出一个人的复杂。少女时代看《倾城之恋》，感觉那是一个讲一对心机男女被战争撮合到一起的故事。可是三十岁以后，某一天再去看《倾城之恋》，就知道那是爱情。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是爱情啊。在他们初相遇，在流苏去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是爱情了。他们各自都有惧怕，但是范柳原依然会在夜里打电话，问她窗子里能不能看见月亮。真的需要长大了才能明白，可是张爱玲写这个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五岁，所以这就是天才吧。
当时流行的中国作家，我看过余华和史铁生。我喜欢余华的《现实一种》，原因是，其实那个小说挺二次元的，就是也许不那么符合现实逻辑，可是放在那个文本里它是成立的。
铁生叔叔跟爸爸是朋友，我读的第一篇他的作品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我对“文坛”没什么概念，那时候我爸都是单独去看铁生叔叔，只有他们俩，可是他们说啥，我真的不太记得了。我能记得的都是，作家们聚在一起也是要八卦别人的。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爸妈每天回来吃晚饭而已，我其实一直觉得我家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直到长大以后，才有很多人一定要我相信这个家一点都不普通。
至于诗人，我那时候是海子的死忠粉，他那种浪漫主义比较吸引我。最喜欢他的《亚洲铜》，他的审美体系不是东方的，比较类似于蛮族们的希腊化时期，
“目睹众神死亡的草原”就是希腊神话的感觉，众神是希腊的东西，后面的宗教变成一神教了。总之就是天才，不世出的那种。九月周云蓬-清炒苦瓜1999年寒假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套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剧集》，至今在我家放着，给了我特别重要的影响。那种精神气质，就是原始的，或者说是某种古朴的无助，那些带着古朴生命力与原始悲剧感的东西，我会觉得是和我有关的，有一种本能的亲近。
这让我在之后的阅读中不太能接受那种纯知识分子的趣味，比如乔伊斯，比如卡尔维诺，比如米兰•昆德拉，总感觉缺乏一些生命力，不是说不好，而是我看的时候只能在理智层面上认为它写得挺厉害，但是情感上亲近不起来。这算是审美取向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吧，当然我的审美里一向也有别的东西。
这种倾向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不知道我看的东西与我的人格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相互塑造的关系，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倾向和选择。我妈说我是悲观主义者，其实不太准确，我一直觉得我总体而言，是一个算得上现实的人，现实与悲观是两回事。
今天与1990年代的继承关系我不好说，可是我很感激我在童年和青春期经历过1990年代，内地文学、香港影视、台湾音乐、日本动漫、好莱坞......总体而言，都是非常蓬勃灿烂的，有很多好作品。
关于90年代以下
1990年代里有我的少年时代。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或许是当时的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不仅是我或者我的同学，而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少年时代里。我和所有人一起，发现着那些闯进视野的新事物。
我在学习使用金钱，大人们也在学习使用金钱，我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也是我爸爸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他过去的生活经验就像作废的国库券，已经无法馈赠于我了。
1990年代来不及被用旧，来不及被厌倦，来不及被嘲弄。新世纪的召唤成为甜美的诱惑，人们迫不及待地踏进2000年，迎接一场新生。1990年代如同一条掉落的壁虎尾巴，壁虎会留着自己掉了的尾巴吗？对飞快奔跑的人们来说，过去的岁月成为一种负担。——卷首（张悦然）
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还诞生了另外一个词和另外一群人——“下岗”以及下岗工人。我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社会主义特色新人里来讨论，是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似乎回到了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中论述的那种含义：“穷人、弱势者和被排除者。”他们和1993年深圳一家合资公司被大火烧死的82个女工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的另外一面。
对于他们的书写和表达，要等到《铁西区》和《钢的琴》此类作品的出现，同时它也奇怪的构成了一种美学资源和题材，其中尤其以近些年的“东北书写”为代表——似乎可以引用作家路翎在1940年代末的一句话来为此旁证：......时间，在艰难地前进。——90年代断代（杨庆祥）
技术带来了真正的共时体验，人和人在聊天中完成了许多启蒙，完成了自我确认。生活到底是怎样组成的，我和他人之间有没有共同点，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看世界。这些严肃的躁动，在时代和青春的撞击中诞生，好像有大事发生，自己想要参与，却并不知道参与的是什么。——我去二〇〇〇年（吴琦）
1997年2月20日清晨，我最后一次在生活中听到大喇叭。——喇叭（李静睿）
暴雨过去以后，天空恢复明亮，我们穿着塑料凉鞋站在被改变了面貌的外部世界，水漫到小腿，垃圾和树叶一起漂浮，自行车破浪而行，我的父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骑车从单位往家赶。而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美好的空白，空气清洁，我和所有人一起停留在被水覆盖的宁静里。——风暴天（周嘉宁）
回望90年代，他更多想起的是父亲留给他的回忆。有年夏天，早上下大雨，父亲背着他，穿着雨衣。漆黑一片，他听着父亲的喘息声，不知觉间，到了学校。他像是盲人，被时代驮着走。大致如此。——大事皆与他无关（魏思孝）
印象里我爸妈那些女学生都自我且自由，狠狠爱过又可以随时抽离，真实且无畏。在那个还没有潮牌和爆款遍地的年代，没有网红们涂着红眼影满街拍照的年代，她们每个人的妆容和着装风格都独特迷人，让人向往长大。——底色（龙荻）
我靠着灰墙坐起身来，汗水几乎将被子浸透，我低声对自己说几个词，以确定自己的音调正常，还能顺利发声：语言，建设，暴力，语言，峡谷，道路，语言，斗争，忘却，语言，煤炭，原谅，妈妈，语言，妈妈，妈妈。——石牢（班宇）
千年虫的形象理应更接近蚂蟥，它们同样无法被杀死，一个反噬时间，一个无视痛楚，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偶像。——凯旋门（郑执）
她一边在院里洗衣服，那边晾着白色的床单，收音机里放着音乐，从大开着的窗户传了满院：“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北方天使（春树）
你沿着堤坝上岸，葎草割着小腿，口袋几枚钢镚叮当作响，跟过去一样，提醒你，回家会经过那间小超市，可以买上一只妙芙巧克力蛋糕或者真味棒棒糖。但这一次用不上了。——岛屿的另一侧（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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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我去二〇〇〇年》
张悦然主编
在世界正准备去往2020年的时刻，我们在《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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