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受争议的大展，展出作品11个亿，刷新2019年之最
可能是2019年最后一个重磅展览——
安尼施·卡普尔的中国首次个展。
这位国际艺术明星，
带着过去35年的代表作品，
来到了北京。
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太庙艺术馆，
两馆同时展出，
于10月底和11月初先后开幕，
“造足了声势”。
开展后红遍全网，
“视觉盛宴，不够看！”
“就等这个展了，一定得去打卡！”
周迅的最新时装大片，
也选择了在他的作品前拍摄。
卡普尔在印度长大，于英国成名，
今年65岁，是全球最敢说敢做的艺术家之一。
卡普尔认为所有雕塑都与身体有关，
他的许多作品，都有性隐喻。
最疯狂的一件，是在法国凡尔赛宫正中央摆放的
名叫《肮脏的角落》的巨型雕塑，
有人私下将它暗指“皇后的阴道”。
同时，他也是全球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
在芝加哥的户外公共雕塑《云门》，
曾有2亿5千万人看过。
今年11月，一条在太庙对他进行了专访。
撰文 谭伊白 自述 安尼施·卡普尔
安尼施·卡普尔在中国
今年11月初，卡普尔来到北京，为个展做准备。初见这位65岁的印度大爷，头发灰白，在太庙大厅检查不锈钢镜面作品，拿着毛巾擦拭几滴不起眼的污渍。
在开幕之前，一条对他进行了专访。与作品的“极端”不同，卡普尔本人给人感觉温和，语速也不快。他个头不高，一米七上下，却着迷于做巨型的公共雕塑，“公共空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就能感受到它的气韵扑面而来。”
这次个展体量巨大、备受关注，他35年来的73组重要作品，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同时展出。
太庙个展：与皇家建筑的碰撞
故宫东侧的太庙，本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去处，在这里坐落着卡普尔的13件抽象的大雕塑，与传统的太庙建筑形成一种对立，古老又科幻。
在中间的享殿大厅，摆着六件不锈钢装置。工作人员原计划在每件作品下垫一个基座，但卡普尔希望它们直接触碰地面——有着600年历史的金砖地板。
殿内屋顶的金箔、梁柱上的彩绘，全都投射到不锈钢凹镜面上。
从90年代末以来，他一直在跟这种材料打交道，最感兴趣的是凹面镜，“因为它能把世界弄得天翻地复。”它就像一个视觉的“吸盘”，随着人走近走远，镜子里的景象变得虚幻缥缈，甚至从某些角度根本看不到镜子里的自己。
他希望这些“镜面”能与太庙碰撞出火花，“它们不应该像异国的外来物，而是应属于这个地方。”
但也有观众觉得这和太庙格格不入：“无论色彩与形状都与恢宏厚重的太庙不搭，笔直的沉香木和金丝楠木，在镜面作品中被反射折射、模糊扭曲。”
在东西配殿中，是一系列“色粉”作品。他较为早期的创作，常常会使用彩色粉末。当时他还是个到英国学习艺术的印度学生，假期回到印度，看到传统市场里小贩常常堆成一个个小山的色粉堆，唤起了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敏感。
安尼施·卡普尔，1954年出生于印度，现生活在英国伦敦，是当代最受争议的艺术家、雕塑家之一。他以大型公共装置闻名，但著名的作品都免不了被一顿议论：
伦敦的《阿塞洛米塔尔轨道》，被说丑；
巴黎的《肮脏的角落》，被说粗俗；
芝加哥的《云门》，被说笨拙……
但他享誉国际，拿的奖也没几个人能与之匹敌：
36岁，卡普尔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37岁，摘得英国特纳奖——欧洲最重要、最有威信的视觉艺术大奖；
55岁，成为第一个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
2013年，被英国女王授予骑士爵位……
对非艺术专业的观众来说，卡普尔的作品“十分当代”，不好理解。但展览依然足够吸引人，成为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
央美个展：中国红
距离太庙10公里开外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内，卡普尔的作品占据了整个一到四层，三楼的白墙上印着他的一句话——“作为艺术家，我要使我的每一件作品不只是物体，而且是思想（大部分是东方思想）的呈现。”
四件大型装置刺激眼球，以“红”为主。
一进入，首先看到的是高达四层楼的主作品《献给心爱太阳的交响曲》。
它的中心是巨大的红色圆盘，像一个太阳，旁边的轨道在不断往上输送血红色的蜡块，但在终点总会坠落在地上的蜡块堆里，一遍遍循环往复。
卡普尔的初衷“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不过它也让人能往温暖的方向解读，有观众说这场景就像海子的诗一样：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周迅的最新时装大片拍摄地也在这里，她不禁感触：“当它们动起来的时候，在那声 ‘咚’之后，你才能体会到作品的真正奇妙之处。”
在卡普尔看来，所有的雕塑都与身体有关。“身体是一种非常私密、又有公共性的东西，甚至充满性隐喻。”
《将成为奇特单细胞的截面体》是一个方块体，有四面通道，“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观众可以走进它的内部，看看里面像血管又像纤维的结构，“太浪漫了，愿每次与你折叠进同一个虫洞徜徉。” 有观众这样感叹。
再往里走，还是一片红色。
《我的红色家乡》，20吨混合了凡士林的红色颜料形似红蜡，堆在一个直径12米的圆台上，中间一个像大铁锤的金属块伸出长杆，缓缓地推移蜡堆。
“这些红色，象征动物内脏，包括人，我们的肉身、血液、五脏六腑都是红色的。”卡普尔说，红色的另一层含义，是东方、是家乡、是一切的起源。“中国和印度一样，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远行》像一个景观，曾经只在2017年于阿根廷纪念公园展出，这次搬来了室内。一辆饱和度极高的蓝色挖掘机，爬伏在几百吨红色土壤上。
颜色完全占据了你的视野，好像整个人都要被眼前的蓝色或红色吞没，包裹着你，让你身临其境。
一个印度男孩的国际艺术之路
15年的精神治疗
1954年，卡普尔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优渥家庭。父亲是印度人——一名海军物理学家，母亲是犹太人，外祖父是犹太教堂的牧师。他从小在宗教氛围浓厚、民族成分复杂的家庭长大。
青少年时，卡普尔就读于印度首屈一指的精英高校——杜恩中学（Doon School），这是一所男校，学校历史上曾教育了印度无数的王公和亿万富翁的子女，相当于印度的“伊顿公学”。但卡普尔受不了这种教育，甚至“憎恨”这段日子，他想逃离。
1971年，卡普尔和他的兄弟搬到以色列，学习电子工程。但六个月后他就放弃了，“我很庆幸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确了想当艺术家的愿望。”
1973年，他前往英国，先后在霍恩西艺术学院（Hornsey College of Art）和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学习。但留学之路并不轻松。
他从上学期间，一直到结婚生子前，接受了长达15年的精神治疗。卡普尔回忆说，对于一个在东方文化中长大、又在西方教育里被“重塑”的印度男孩来说，“居无定所”是他最大的心理障碍。
于是他每天都去工作室，“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创作点什么出来。”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冥想和自愈的过程，直到现在65岁了，依旧坚持每天去工作室，工作10小时，每天最少要创作一件作品，有时甚至一天两三件。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为当代艺术界最高产的艺术家之一。
两亿五千万人看过它
卡普尔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芝加哥的《云门》。它竖立在芝加哥的千禧公园里12年了，是这个城市最出名的地标和“打卡点”。
这个豆形的不锈钢雕塑，长约25米、高15米、宽10米，体量超大，却没有任何焊接点。它表面光滑，能把周围的景色和城市都“收入囊中”。
听说有两亿五千万人看过它，有五亿张自拍是和它一起的。但卡普尔说，他并不喜欢这种作品与人的互动方式。
“虽然一个雕塑做完了摆在那里，它的命运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但我认为作品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他觉得人们拍拍照就走了，打个卡，没有什么意义，“它毕竟不是迪士尼乐园里的一项游乐设施。”
卡普尔也因“敢说敢做”背负了不少骂名，比如被放在巴黎凡尔赛宫的一件作品，就让他被骂惨了。
“皇后的阴道”
2015年6月，卡普尔受邀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举办个展，共展示了六件作品，其中一件大型装置《肮脏的角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它戏称为“皇后的阴道”，并暗指路易十六皇后。
这激怒了一大批人，开展没几天就被人泼油漆，清理后不到三个月又一次遭涂鸦破坏。
把一件叫做“肮脏的角落”的作品放在皇宫中央，他说早就知道这肯定有争议。之所以还这样做，部分原因“就是想看看在我们认为的自由的欧洲、自由的巴黎，能发生什么？”
大众认为它充满性隐喻。“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男性性象征的世界里，那么多高耸的像男性生殖器的雕塑、物件，为什么我在地上平放一件可能有女性象征的东西，大家就突然被冒犯了？这就很有问题了！”
那段时间也是难民大量涌进法国的时候，他们被看作入侵者，而对卡普尔作品的讨论也掉入这个范围。它被认为是在挑战法国皇权，在引发种族歧视。凡尔赛镇上的议员以引发种族仇恨为由，起诉了卡普尔和凡尔赛宫馆长。
为了一个颜色拼得你死我活
卡普尔本人也很喜欢“挑事儿”，曾经和另外一名艺术家有过一场关于颜色的大战。
卡普尔一直以来都对专利痴迷。2014年，和他合作的一个英国实验室，研发出一种“最黑的物质”，起名叫Vantablack。这种超黑涂层黑到极致，可以吸收 99.965%的可见光，人眼本来能看到的褶皱、形状和轮廓都丢失了，只留下一个看起来像黑洞的物体。
由于开发成本昂贵，英国政府不仅对Vantablack的配方进行保密，还严格限制售卖。结果卡普尔买断了Vantablack的版权，大声宣扬：“只有我能用！”
另一位艺术家斯图尔特·桑波（Stuart Semple）不爽了，研发出了一种粉色叫PINK——史上最粉的粉色，并扬言谁都可以使用和购买，但是就不卖给卡普尔。
最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卡普尔不知如何买到了PINK，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两人的骂战至今还没看到大结局。
卡普尔说自己的作品和埃菲尔铁塔“拥有相同的命运”。在埃菲尔铁塔刚被建成时，遭到了大量巴黎人的漠视和批评，后来，铁塔却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一件艺术品、一个国家的象征。
卡普尔说：“我认为雕塑并不需要以取悦为目的。它被觉得尴尬、被骂，都没关系。我愿意给大众时间，慢慢来不用急。”
“在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东西都能被命名和定义，只有在艺术世界里，存在不能被明确定义的东西。”卡普尔在无数次的采访中重申他的观点，他的目的是“play a game with the viewer（与观众做游戏）。”
他的梦想听起来也很异类：“我这一生能创作出一件作品，它浑身上下都带着问号，‘那是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大大地满足了。”
部分图片提供：里森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