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面对日渐无聊的流行、时尚和酷，是时候谈谈陈词滥调了
我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是的，我四十二岁——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媒体和市场团团围住了。我不知道这一现象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我知道的是，它影响着我去判断究竟什么是紧迫的和值得写的，以及在我写作过程中什么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事物。—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保尔森：我正在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对话，他的最新短篇故事集《遗忘》刚刚面世。在节目的开始我首先想谈谈这本书里的一个故事，《灵魂并非铁匠铺》。你会怎样形容这个故事？
华莱士：我认为它的篇幅比我预计的要长，讲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天一个在学校里有注意力问题的小孩没有上课，然而就在同一天他的老师疑似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
保尔森：他的代课老师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杀死他们”，然后当这些四年级的孩子们终于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时——他基本上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恐慌。
华莱士：是的。
保尔森：但是你的叙述者在回想那段时期的时候，他的思绪实际上在别的地方，因为他一直盯着窗外看着其他一些奇怪的东西。
华莱士：是的，这有些奇怪，因为这个叙述者有一部分时间是个孩子，另一部分则是一个成年人。但他最关心的主要还是他的生活有多么无聊和没有意义，以及他如何错过了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一次戏剧性事件。这个故事读起来其实会更有意思，我的讲述不是很好。
保尔森：这实际上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故事在其他地方兜了一大圈，然后在接近尾声时才揭晓答案，原来它是想表达儿童对成人世界的恐惧，而对故事中这个男孩来说，他似乎害怕变成自己的父亲——一位保险精算师。你知道吗，我必须要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它似乎就像直接从卡夫卡的书里摘出来的那样，在讲述普通人生活中的某些噩梦。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华莱士：哦不，我并不这样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因为故事的开头真的非常超现实，然后其实就到了故事的高潮部分，而这个高潮却显得比较平实，讲述的是日常的现实生活，而并不是超现实的那些元素。所以对我来说，它其实有点像颠倒过来的卡夫卡吧。我知道，这是一篇非常奇怪、非常奇怪的作品。
保尔森：你小时候有过那样的恐惧吗？
华莱士：我想……我想我们小时候总是能非常轻易地获得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恐惧来源就是无聊，而且我认为在例如做家庭作业或者打扫教室卫生这样的小事中，往往会爆发出某种绝望以及精神上的无聊情绪。我还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当老师说要带我们去看电影时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解脱感。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快乐的表现——“哦，我们将会很开心”——而更多的是一种从某种可怕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所以，我不知道。也许吧。
保尔森：你在观察父母—尤其是你父亲—的工作时，会不会在心里想，“天呐，我不想变成他那样”？
华莱士：我不知道。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每当有大量的论文需要评分时，他们总是脸色苍白、心神不宁，但我想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了朋友以及同事的影响。我只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无聊情绪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却没有太多人在认真地对此进行讨论，因为我们都表现得好像那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某种东西，当然他们的想法也没错。
保尔森：嗯。有趣的是，当我在阅读这篇故事时，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教授，每天晚上吃过饭后，他都会关上房门继续搞他的研究——其实我不知道他关上门都做了什么。但我记得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像他这样夜以继日地做同一件事情一定很没意思，所以我不想变成他那个样子。当然，我其实有点变成了他的样子，因为我每天晚上也有家庭作业要完成。我想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否产生了某种共鸣呢？
华莱士：有一个我母亲经常讲的家庭小趣事，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父亲做什么工作，我说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工作，他只是待在家里在黄纸上写写画画。他也是教授。我知道这个故事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我试图回忆小时候对父母工作的看法。因为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意识不到生活中的一切来之不易，对吗？你有自己的烦恼，自己的负担和琐事……不过，是的，我想我的感觉跟你类似。当他们走进这些安静的房间，然后不得不做一些他们不情愿的事情时，我似乎能感到某些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遇到了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有时候也会被迫坐在安静的房间里做很多苦差事，并且在最后感到惊喜、有收获或者有成就感。
保尔森：那就是作家的生活，不是吗？
华莱士：是的，但它也可能是广播主持人的生活，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是办公室职员的生活——我们往往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枯燥和乏味。也许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充满了可怕的厌倦与绝望，几乎没有什么成就能够对其他人诉说。这只是我的猜测。
保尔森：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以及刚才你朗读的片段中有趣的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公众形象——你通常被描述为三十岁或四十岁出头、具有后现代嬉皮士风格的讽刺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记得你曾经在哪里说过，你其实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华莱士：嗯，其实……这些不同的类别对于评论家来说很重要，对吧？你必须把不同的东西编入某个组别，要不然你就必须不厌其烦地谈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细节。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一边想传达对事物的切身体会，一边却否认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我的意思是，很多被冠以“现实主义”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有点装腔作势，因为现实主义显然是一种错觉，而且我总觉得那种认为微小、平庸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比庞大、奇怪的细节更加真实的想法似乎有点粗糙。不过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当文章真正完成的时候，它确实变得极其微小和现实，充满了平庸的细节。事情的真相是，当你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你必须说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而且我认为很多作家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你只是尝试去做一些让你感觉有活力的东西。
保尔森：我在想，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咱俩的年龄应该差不多，都是四十出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景观是你最不愿意去触碰的。
华莱士：我知道的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些喜欢写以前被称为流行文化、广告或电视主题的同学经常受到老一辈教授们的鄙视，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平庸又乏味，缺乏那种柏拉图式的永恒感。我记得这在当时真的导致了不小的冲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不到点子上。我意思是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就如同浪漫者的世界总是充满树木、潺潺的小溪、山脉和蓝天。所以我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是的，我四十二岁——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媒体和市场团团围住了。这就像一次大型实验，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一代人被如此严重地“媒体化”。我不知道这一现象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我知道的是，它影响着我去判断究竟什么是紧迫的和值得写的，以及在我写作过程中什么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事物。
保尔森：但是那样做难道不会太复杂吗？因为写那些所谓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题材的东西的风险在于，它们往往会显得肤浅。事实上，你在几年前曾经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自作聪明的风险因素。我想问的是，当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非常肤浅的情况下，你如何真实地加以记录呢？
华莱士：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说点陈词滥调了，不过也不都是肤浅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那些鲜活、紧迫的艺术形式应该致力于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在充满深刻与质疑的时代如何为人，以及在看似肤浅、商业化和物质化的时代如何为人，其实这两方面与我接下来要讲的核心工程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所说的核心工程是：究竟何以为人？我们在书写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牵涉某些悖论，也会遇到一些危险，原因是大量的商业文化本身就建立在艺术形式之上，至少是某些流行艺术形式，它们会变得……如果被吸入这股洪流之中将会非常危险，因此，去尝试做一些看起来非常时髦、聪明，实际非常简单的事情吧，然后就当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了。
我当然做过这种事情，而且是在后来才惊恐地意识到，我所做的实际上是在重复我从四五岁开始就一直耳濡目染的事情。不过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我想后现代实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这种分裂——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今年四十二岁，我已经成熟了，见过了太多事情——最后好像会变成一种陈词滥调。解决的办法看上去有些做作，一切都显得过于容易和老套，而最终的目的是向我推销什么东西。不过我在心中其实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而这样做的问题在于，有些现实主义的东西真的充满活力也是我们急需的，但它的模式和形态已经被彻底商业化了，因此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寻找那种与众不同、商业化不那么强的形式来探讨鲜活、紧迫的现实主义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有意义，但这些基本上是我的真实感受。
保尔森：我认为关于我们这个商业世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其中的电影、广告还是其他形式，都非常地引人入胜，而且极为有趣。所以我想，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你想写一个东西，你也必须变得有趣。
华莱士：是的，嗯，是有这样的风险；而另一种风险是，比如你想要再现20世纪早期的某幅绘画，而当时已经出现了摄影技术，因此对绘画的模仿兴趣逐渐消失了，一切都变得非常抽象——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已经不再看电视了，但是当我像现在这样接受采访或者在旅途中的时候，我会在酒店看看电视，每次都被电视里播放的广告所震惊：它们简直太吸引人了，它们有趣时髦，它们准确定位到了我高中阶段的焦虑和欲望，而这是伴随我长大的那些广告无法做到的。究其原因是，现在做广告的很多人是我上大学那会儿感到惧怕的那群嬉皮模样、愤世嫉俗，而且很酷的人。他们现在每年能挣两百万美元，任务就是想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精通此道了。
保尔森：我现在必须跟你谈谈你的另一个短篇故事，《受难频道》，其中讲述了一档新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如何展示折磨、谋杀、强奸等真实情节。这个作品是否反映出你对某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华莱士：我倒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就我的理解而言，电视真人秀节目都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而且不难将这种逻辑发挥到极致。我想到了“解剖名人”那一类节目，就是某个名人的童年伙伴围坐在一起，谈论这个名人是否是个好人，而这种逻辑的终点一般是把这个名人“解剖”得支离破碎才行。可问题是用这种方式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这类节目的关键在于抑制参与者和组织者的羞耻心。在某个时候他们会发现，即使观众在嘲笑或谈论着节目的品位多么低俗，他们仍然在观看，而且成功的关键就是让人们去看，这才是有利可图的。我认为一旦我们开始丢失羞耻感，只有时间会证明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保尔森：你的散文和小说以多种特色而著称，比如脚注，经常离题去讨论各种奇怪的信息、晦涩难懂的科学及哲学知识等。这类东西对你有特殊的吸引力吗？你是否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华莱士：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但我的确一直尝试做一些对我来说很真实的事情。而且——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我经常感到非常分裂，好像脑海中回荡着一曲由不同声音、画外音及其他零碎片段组成的交响乐，一直在偏离、偏离、偏离……我知道那些不太喜欢我作品的人会把我写的很多东西看成是令人厌恶的垃圾。这至少是我创作的初衷，困难的是要为看起来非常离谱并且支离破碎的东西赋予形式和意义，这就需要大量的草稿，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像，你知道，一种疯狂的独白或其他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对细枝末节或仿真陈述的兴趣是否比其他人强烈，我只知道它们经常在我脑海中蹦蹦跳跳。
保尔森：我从小说家扎迪·史密斯那里看到一句话，她说：“作家的工作不是告诉我们某人对某事的感受，而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华莱士：嗯，扎迪的这句话是在某种社会议题下关于现实主义与更具实验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差异的非常智慧的陈述。如果你让我进一步解释的话，我最后也许会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区别，它们就像哲学的不同分支，都是沿着同一个轨道向前运行。但是，如果你能表达清楚——如果你能够清楚地表达某人对某事的感受，那么你就会拥有一个关于世界运转方式的绝佳模板。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唯我论的观点，但我差不多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扎迪非常聪明，她创造了一个“上发条的商人”，我想她这么说主要是为了催促人们迅速运转起来。
保尔森：但你同时表示，这似乎也代表着科学的走向，因为现在对意识的研究变得——我不知道——越来越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所以，也许在这个世界本身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之间并没有扎迪说的那种区别。
华莱士：是这样的，但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相互交流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语言，而在语言中内置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观念，所以也许在思维之外其实什么都没有。如果思维之外什么都没有，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当我们彼此谈论起它时，它自然就会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语言、人们彼此沟通的方式，以及这个世界通过语言进行运转的过程，都像是未知数一样，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恐怕我的回答只能是虎头蛇尾了。
保尔森：你曾经学习过哲学，不是吗？
华莱士：是的。
保尔森：你现在仍然有那样的冲动吗？
华莱士：噢，在我学习哲学的那个时期，欧洲大陆正好开始对分析哲学加以解构，整个世界充斥着递归、衍生、事物自身的退化，以及对哥德尔定理的论证，我想当时的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对我产生了影响。我非常喜欢递归论，也非常喜欢矛盾、悖论，以及那些含有自我否定的陈述。我想学习哲学的那段日子比我生命中的其他阶段都要重要。
保尔森：我这里有一篇你写的文章，我想是在1993年，关于写作以及不同的小说家所要做的事情，你在文中抛出的一个观点是，讽刺在向我们施暴。讽刺中的隐含信息往往是，“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你接着指出，下一代具有反叛精神的作家也许会抛弃讽刺，转而选用真实的写作手法。我在这里引用你的话，“谁以崇敬和信念对待平淡无奇的人类烦恼和情感，谁就避免了自我意识和坐骨神经痛的折磨”。
华莱士：这话是我说的吗？
保尔森：这算不算对你自己写作的一种评论？
华莱士：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这话在我听来都有些过时了。我想倒不如谈谈你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在四十二岁的时候仍然在非常努力地写作究竟是种什么感觉。还有，嗯，应该怎么说呢……因为你希望你创作的艺术看起来又酷又时髦，你希望人们喜欢你的这些东西，但如今，那些所谓酷或时髦的东西已经高度地商业化了。当然，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可以算作有价值的艺术，比如，《辛普森一家》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艺术。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种商业化模式也是对人类灵魂的无情腐蚀，因为一切都是拙劣的模仿，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而且，也许我已经老了，但就我而言，这些东西我大约可以看上一个小时，然后就必须离开去看看花呀、草呀，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如果必须要谈点什么的话，我想就是被我女朋友称为“内心的活力”的一种奇怪的挣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有时候真的可以由衷地为某件事情而哭泣，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由聪明、疲惫、成熟的人们组成的世界里，并且非常希望得到这些人的重视。我不知道到底是讽刺在向我们施暴，还是那些喜欢批判、同时又无比强大和真实的所谓时尚在欺压着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说的这些可能毫无意义。
保尔森：不，实际上你说的非常——
华莱士：那是我讲真话的实验。
保尔森：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能同时掌控这两种冲动吗？
华莱士：不行，但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也经常这样告诉我的学生——如果艺术中牵涉到痛苦（其实现在这种访谈就是一种痛苦的形式），或者你想换任何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艺术就成为两种冲动之间争斗的战场。这两种冲动都不愚蠢，也都没有错，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且我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就是件未解的难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
保尔森：当你看到别人对你作品的言语攻击时，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或者说你想要进行回应吗？
华莱士：我没有想过。其实关于那些负面的书评……首先，阅读对自己写的东西的评论就像偷听——你曾经无意中听到两个人在谈论你，对吧？你会继续听下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会令你感到高兴，因为这段话不是说给你听的，它总会使你发狂并且令你受伤。所以，就像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于是再也不读书评了。我认为写书评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也曾经写过一些书评，真的很难。在我看来，针对一件你根本不喜欢的东西去发表评论真的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你就会明白，让你描述一件其他人眼中非常低劣的东西是多么困难。我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指责某些评论家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们总是故意与人为敌，或者乐于兴风作浪。所以，任何时候当你发现一篇书评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评论员自己的声誉，那我认为你应该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这一行为远远偏离了他们的行业规则——书评原本主要是一种善意的尝试，与公众探讨他们是否需要在某件事情上花费金钱或者时间。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最后的访谈》—“某种可怕的负担”章节（采访者：史蒂夫·保尔森/广播节目：尽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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