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殷本纪》和考古发现看上古史重建

《史记·殷本纪》（以下简称《殷本纪》）系统地记载了商代的历史，从商族的兴起、商王朝的建立到商王朝的灭亡，都有着周密而详细的记录。在《殷本纪》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1]

由此可见，司马迁主要是根据《尚书》和《诗经》二书来追溯殷商时期的历史的。根据今人屈万里和金德建的研究，《殷本纪》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以下几种：《书经》、《诗经》、《国语》、《左传》、《世本》、《大戴礼》，以及其他一些书籍。[2]其中有的书籍至今仍存，但也常是残篇，而另一些则早已失传。[3]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无法见到《殷本纪》所采文献资料的全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和商王朝相距一千年以上，在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其记载可能存在不可靠之处。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的风潮。以顾劼刚和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不仅怀疑三皇五帝的存在，更是怀疑三代中前两代的存在。[4]概括来说，这场运动是五四以后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之下，兴起的一场对古文献和古史记载进行清理的学术活动。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之下，《史记》对三代历史的记载自然被纳入了被怀疑之行列，《殷本纪》也不例外。讲到这里，就必须联系到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应用，因为在对商代文明的追索之中，现代考古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甲骨很快得到学者重视，学者们将收集到的甲骨运用于研究，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甲骨学”。甲骨文的发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即早期的乱掘时期和1928年以后的科学发掘时期。[5]对于前者，以下这段话反映了它的挖掘状况：

“这种状态（按：乱掘）从1899到1928年共持续三十年之久，出土的甲骨文数量庞大，据胡厚宣《殷墟发掘》统计有十万余片，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统计则约六万片。这些甲骨文散藏各处，并无出土记录及次序可言，而且破碎严重。由于有利可图，这时期出现的伪刻也为数不少。” [6]

而科学发掘则是一个有周密计划、以科学方法挖掘的过程。从1928年开始，董作宾等人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支持之下，先后在河南安阳组织了10次挖掘，所获甲骨后来由董作宾先生汇编成书。由于1937年日本侵华，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甲骨文的结集和考释，比较重要的有刘鹗辑录的《铁云藏龟》、罗振玉辑撰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撰《卜辞通纂》、董作宾编《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等等。甲骨文的价值，主要在于语言文字和上古史研究两个方面。而在众多对甲骨文的研究当中，王国维的研究最具有典范意义。

王国维，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早年研究文学和西方哲学，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学术从此转型，走上研治古史和甲骨之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完成于1917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在这两篇文章中，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将《殷本纪》和甲骨卜辞互相对照，加以文献校勘，考证出商代先公在甲骨文中的名号，也利用甲骨文订正了一些传世文献中存在的错误。通过这两篇文章，《殷本纪》所载的商代历史被证明是基本可靠的。基于这一研究，王国维先生晚年提出了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先生晚年的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国上古史研究状况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7]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则把“二重证据法”归纳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8]

王国维先生利用出土文献证明商代历史的案例，同时也指向了一点，也就是《殷本纪》所载的内容是基本可靠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必然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了一番辨析和取舍。《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我们知道五帝之前更有三皇。《史记》不以三皇的历史来开篇，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史料有过多传说的成分。

王国维先生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古史新证》）“疑古”的精神，固然不无可取之处，但若希望用出土文献来改写甚至重写如《史记》《汉书》一类的传世文献，则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不可神话出土文献的作用。对于有所争议的夏王朝，大体也可以认为它是存在的，但具体的细节则有赖于历史学和考古学进一步的研究。[9]综上所述，唯有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细节，再辅以出土史料的印证，古史的真相才得以重现。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屈万里：《史记·殷本纪及其他纪录中所载殷商时代的史事》，《台湾国立大学艺术研究院集刊》第14本，1965；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转引自张光直：《商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张光直：《商文明》。

[4]顾劼刚：《古史辨》卷1，北平：朴社，1926。

[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第十二章，北京：中华书局，2018。

[6]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7]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本，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存在着较大争议。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二章《夏与商》云：“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一章《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云：“目前关于夏朝的情况主要只能从文献记载中了解，有关材料多处于追述，一定程度上还带有传说性质。尽管如此，夏朝的存在大体仍是可以肯定的。”又云：“曾经有学者否定夏朝的存在，但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考古学家许宏认为，夏朝是否存在无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