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声音》前言

“从霍奇那听说，曾经某地有个人叫内德·沙利文，一天晚上他从杜拉斯沿着山谷路走过来时发生件奇怪事。” 这是我生活的时代里故事开始的方式。在讲故事的早期发展阶段，它像诗歌和戏剧一样，是一种公共艺术。由于缺乏严谨的技巧，它并不像前两者那么重要。但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是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它比诗歌和戏剧更能反映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不再以“从霍奇那听说”开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优点在于更为真实。这种真实性是批评和科学时代的产物。这里我说的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从新闻报道里获取的逼真。而是指一种理想的行动以逼真的方式进行。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有很多种方式表达逼真，就像有很多伟大的作者。但却没有一种方式去解释真实性的缺失，没法说明在某一时刻人物的行为为何变得完全无法解释。

从短篇小说一开始，就像长篇小说一样，放弃了公共艺术的种种手段。这些手段假设观众会对讲故事人的即兴表演给予大量的赞同，例如“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事情。”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私人艺术，开始并且继续运转，从而满足个人的、孤独的、挑剔的阅读者的标准。 然而从一开始，短篇小说的运作就和长篇小说非常不同，描述这种差异是非常困难的。这是评论家的主要工作。

“我们全都出自果戈理的《外套》”，这是屠格涅夫的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尽管这句话适用于俄国小说多过欧洲小说，它依然是条普遍的真理。

读到这里，就它自身而言，“外套”并不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自从他的时代之后，果戈里在“外套”里做的所有事情已经频繁被做，有时甚至做的更好。但如果我们关闭对因它引发的后来短篇小说的思绪，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再次阅读它，我们能发现屠格涅夫并未夸大。我们全都出自果戈里的“外套”。

它是一个无足轻重并且被同事嘲笑的穷抄写员的故事。他的旧外套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甚至喝醉酒的裁缝也拒绝进行修补。因为外套上没地方能再放下一个补丁。他只能买个新外套。阿卡基·阿卡基维奇（那个穷抄写员）对预计产生的如此空前支出感到震惊。结果由于一些小的幸运情形，他发现自己能够买一件新外套。这在一或两天内将使他变成一个新人。毕竟在他真实的生活里，他并不比一件外套强多少。

然后他被人抢了外套。他去找警察局长，这个赃官的回复不能让他满意。他又去找一个要人，而他只是滥用自己的权力并且吓唬他。侮辱叠加伤痛让他无法承受，他回到家就死掉了。故事的结尾以异想天开的方式描述他的鬼魂寻求正义的过程。而正义对这个可怜的抄写员来说从来没有比温暖的大衣更有意义。

故事到此结束。一些人忘记了因为“外套”发生的事情，例如契诃夫受影响创作的《小公务员之死》。而另外一些人认识到在以往文学世界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作品。它使用了滑稽地模仿英雄史诗的古老修辞手法，创造出既不是讽刺也不是英雄史诗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介于两者之间，也许最终会超越它们。据我所知，这是小人物在小说中的首次出现。“小人物”可能比我以后使用的任何术语都更好地定义了我所说的短篇小说。关于阿卡基·阿卡基维奇的一切，从他荒唐的名字到他荒唐的工作，都处于相同的平庸水平，但是他的荒谬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果戈里所掩饰。

只有当这些笑话太难以忍受时，当他们摇动他的手臂并阻止他继续工作时，他才会出声：“让我一个人呆着不行么！你们为什么侮辱我？”。他的话语和声音中有些奇怪东西。里面有一种引起同情的东西。所以一个跟着其他人来嘲笑他的刚入职年轻人，突然停下来，仿佛割到心脏；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他。某种不自然的力量使他脱离了之前相识的同伴。那些同伴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为人优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最欢乐时刻，那个光头的谦卑小抄写员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用令他心碎的话说：“让我一个人呆着不行么！你们为什么要侮辱我？”在这些话里他听到了其他的声音：“我是你的兄弟。”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把脸藏在手中，此后他一生中无数次颤抖，因为看到那么多人类不人道的行为。在高雅，有教养的礼仪和我的上帝的掩盖下，有多少野蛮残暴行为！甚至可能发生在一个被世人视为绅士和荣誉的人身上。

只要仔细阅读这个段落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它，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舍伍德-安德森 和乔伊斯的许多故事都不可能写出来。如果有人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个短篇小说的意思，没有比这半句更好的了，“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眼前。”想要为这部作品另取一个标题，可以选择“我是你的兄弟”。果戈理如此大胆而出色地做到了，以模仿英雄的性格，荒诞的小抄写员，将他的形象强加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这样，即使我们在笑，我们也对其中的相似之处充满恐惧。

现在看来，这是长篇小说无法做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只能猜测，长篇小说注定有个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认同过程。一个人不可能用一个只需要一件外套的小抄写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写个长篇。就好像不能用一个丢掉一枚硬币在下水道的小孩汤米·汤普金斯来写长篇。在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一个小说人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读者对自身某种角度的看法，例如“野孩子”，“叛逆者”，“梦想家”，“被误解的理想主义者”。而这种认同过程总是导致某种常态性的观念，并与整个社会之间存在某种敌对或友好关系。小说角色行为符合读者认为的小说所设定的正常世界，读者才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反常的。这不仅涉及英雄，还有半英雄和半神半英雄。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正常社会的概念，长篇小说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例子似乎与此矛盾，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社会彻底搞砸时，众神才被召集。

但是在“外套”中，这不是事实，在我将要考虑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这也不是事实。除非是代表作者的那个无名恐怖人物，否则没有读者可以认同的人物。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依附于小说人物自己，并被视为正常的社会形式。在讨论现代长篇小说时，我们将其称为没有英雄的小说。实际上，短篇小说从未有过英雄。

相反，它是一个被淹没的人群。这是一个不好的词，但我不得不用这个词来求更好的意思。那个被淹没的人群，在一代又一代一代代的作家之间改变着它的人物。可能是果戈里的小职员，屠格涅夫的农奴，莫泊桑的妓女，契诃夫的医生和老师，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直梦想着逃离的小镇青年。

“即使我死了，我也要用某些方式阻止你被击败”，她哭着说，她的决心如此坚定以至于全身颤动。她的双眼怒视，握紧拳头。她宣称“如果我死了，看到他变成像我一样没有意义的乏味人物，我将回来。”“我现在让上帝给我这个特权。我将承受落到身上的任何打击，只要我儿子能够为我们两个表达某些东西。”不确定地停顿了一下，那个女人盯着男孩的房间。“然后不要让他变得聪明和成功”她模糊地说。

这是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为乔治-威拉德写的这段话并不好。但可以写给任何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女主角试图从哪里逃离？为什么她想让她的儿子逃离？“打败”意味着什么？这里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或者肮脏，尽管这经常是被淹没人群的特性。最终它看起来意味着被一个没有路标的社会所击败。这个社会提供不了目标和答案。被淹没的人群不是完全被物质条件所淹没，而是因精神因素的缺失而被淹没，就像J. F POWERSD的美国故事里的好牧师和坏牧师。

经常在短篇小说里有这种感觉：那些不合法人物，游走在社会边缘。有时作为一种讽刺和呼应，又叠加在象征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摩西身上。这并非毫无意义，一些著名的短篇小说例如“Lady Macbeth of the Mtsensk District” 和 “A Lear of the Steppes” 支持这一点。而另一篇短篇小说“An Akoulina of the Irish Midlands.”则完全相反。作为短篇小说中最有个性的部分，一种对人类孤独感的强烈意识，我们并不经常在长篇小说中找得到。事实上，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再次读熟悉的长篇小说是为了寻找同伴，然而我们亲近短篇小说则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心情。这种心情更接近帕斯卡的名言：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恐惧。

我承认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思想：它对于一个未受过批评和历史训练，而只是用内心之光去探索的作者来说，过于庞大了。但是有很多迹象表明它是条普遍真理，这使我无法忽视它。当我第一次讨论它时，我只是注意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独特的地理分布。由于某些原因沙皇俄国和现代美国似乎能够产生伟大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然而英国，毫不夸张地说是长篇小说故乡之地，在短篇小说方面的表现却非常糟糕。另一方面，在我自己的国家，已经产生了四到五个我认为的第一流短篇小说家，却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

我试探性地追溯这些差异，但总的说来，就像我现在认为的，主要是国家对于社会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在美国和沙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态度是“它也许能运行”，在英国是“它一定能运行”，在爱尔兰则是“它完全不能运行”。在我们时代的年轻美国人或屠格涅夫的年轻俄罗斯人可能对成功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期待，又带着某种程度的愤世嫉俗。而对于一个英国年轻人，甚至到今天，除了碰上坏运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实现它。然而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仍然无法期待什么，而只能得到不理解、嘲笑和不公正。这正是《都柏林人》的作者得到的。

读者将发现我留下了法国，关于它我知道的不多。还有德国，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在小说上做区分。但是这些日子里我已经收集了新的证据，来证明我结论的真实性。我发现爱尔兰人已经被西印度群岛短篇小说家挤了出来。很多迹象表明西印度群岛人变得被尊重，像塞繆尔-赛尔文这样的作者写的就很好。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来自于同一个源头，但以不同的路径发展。显然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它们的不同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不是那么正规（当然就像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正规的不同）。我当然不是说未来短篇小说只能让爱斯基摩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来写。还没走那么远，我们有充足的被淹没人群。我强烈地认为我们能发现它，从一种为被淹没人群吸引的心态上。无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时刻，譬如流浪汉、艺术家、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梦想者和被宠坏的牧师。长篇小说仍然可以坚持市民社会的经典内容，描写人在社区中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就像简-奥斯汀和特洛乐普那样做。但是短篇小说保留它的特性，远离社区，更为浪漫、个人和深刻。

但是形式上短篇小说也不同于长篇小说。简而言之你能说短篇小说是短的来表达这种区别。它不一定真实，但是作为一个概括，它做的足够好了。如果长篇小说家把一个有趣的人物塑造成和社会对立，然后由于他们之间的冲突，小说家将让他的人物掌握这个社会，或者被社会所掌握。小说人物将做所有那些合理预期的事情。时间将是他最大的财富。按时间顺序的人物发展或者事件是生活中的基本形式。长篇小说家忽视它将使自己处于危险中。

对于短篇小说家，没有这么一个基本形式。因为他的参照系永远不可能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他永远都必须选择一个他能接近的点。他做的每一次选择可能存在创造一种新形式的可能，也可能完全失败。我已经通过一首布朗宁的诗来说明这种选择的要素。几乎任何一首他伟大的戏剧性抒情诗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本身却陷入了一个单独的特别重要时刻。例如当Lippo Lippi早晨潜回修道院，他被逮捕。Andrea Del Sarto向他安于现状的情人辞别时，主教在St. Praxed’s垂死。但是既然整个生命的时光必须挤压进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必须经过仔细挑选并且被一种超凡的光芒照亮。这种光芒使我们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他们全都是同时的。

Ferrara公爵的两任妻子以及第一任妻子奇怪的死亡，本可以写成一本五百页的长篇小说。我们却只看到了五十多行的诗，省略了他第二段婚姻，直接描述第一段。开始的几句让我们血液冷却。

画在墙上的是我上一个公爵夫人，

看上去她还活着。

这不是生活给我们的基本形式。它是有机的形式，来源于一个细节然后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些关于帕内尔的书里有个关于他小孩儿被他情妇Kitty O’Shea杀死的恐怖故事。帕内尔像个鬼魂一样在房间里发狂乱走的时候，心满意足的丈夫Willie O’Shea优雅地接受着来访者的慰问。当你读它时，你不必读整个关于帕内尔的浪漫故事和悲惨结局的肮脏故事。悲剧就在那儿，只是等待一个布朗宁或者屠格涅夫来写。在个人生活所呈现的标准构图下，短篇小说家必须寻找新的构图来。

短篇小说家不同于长篇小说家：他一定更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艺术家-可能我需要增加的是，考虑到我选择的例子，更像一个剧作家。为此，我也与之有关。塞林格一个野蛮的故事“Pretty Mouth and Green My Eyes,”与帕内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回响着帕内尔的那一幕。一个被欺骗的丈夫因为妻子晚归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他却没有怀疑到他的妻子正在他最好朋友的床上。他最好的朋友以一种粗暴和现成的方式安慰他。最后这个被欺骗的丈夫，一个正派男人，为自己的暴躁感到羞耻。他再次打电话给朋友说他妻子已经回家，尽管她仍然在情人的床上。

现在，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就像我相信特洛乐普那样的，然而是一个拙劣的作家。我不是很确定我是否更喜欢长篇小说家而不是低劣的剧作家。我不是很确定长篇小说能够经受住我从帕内尔的生活或者塞林格的故事里引用的那一幕的影响的冲击。我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同时是个拙劣的作家。除非是舍伍德-安德森，或者那些没有任何戏剧感觉的短篇小说家。

例如海明威，他已经研究了如何巧妙地处理重要的时刻，以至于我们有时结束时候得到太多的意义和太少的信息。我试图用“白象似的群山”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人们把这个故事想成长篇小说，人们将把它视为一个男人和女人正在开始破裂的爱情故事。因为男人害怕承担责任，劝女人同意去堕胎，而她认为这是错的。就长篇小说而言，这种发展是很容易的。他是一个美国人，她可能是个英国人。可能他在别处有妻子孩子的家庭责任。她可能对堕胎有道德上的禁忌，可能考虑孩子的出生时她受到家人和朋友支持她的期望的影响。

海明威就像布朗宁在“My Last Duchess,”里一样，从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里选择了一个简短的场景。在欧洲大陆一个路边的车站候车的时候，这对恋人象征性地脱离了正常的环境和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的一个决定已经开始影响他们过去的生活，也将必然影响他们的将来。我们知道那个男人是美国人，这也是关于他我们唯一被告诉的。我们能猜出来女人不是美国人，这也是关于她的全部。光强烈地聚焦在一个是否堕胎的决定上。它是关于堕胎，完全是关于堕胎，却又不光是堕胎。我们也被迫做出我们自己对于堕胎决定的判断，但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很清楚，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男人在其他某地负有家庭责任，我们会比现在给予他一点更多的同情。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男人没有其他责任，我们会比现在给予他更少的同情。另外如果我们知道她不想堕胎是因为她认为这是错的或者这样会放松她对男人的控制，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她。那些光是聚焦了，但仍然很暗淡。我们不能像在“My Last Duchess,”那里看进去阴影。

我要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虽然精彩但却太浅薄。我们的道德判断得到激发，但我们的精神想象力并未激发。就像在“The Lady With the Toy Dog”里我们被提供了作者所掌握的充足的信息，这能使我们对他笔下的一对恋人的行为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长篇小说相对艺术性的欠缺确实允许作者偶尔歌唱自己未受限制的感情。甚至是中篇小说家也经常响亮和清晰地在某几个章节歌唱。但是对于短篇小说，因为它全部的抒情性的资源，歌唱的部分经常缺席。

这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重要区别。我们能在我研究的第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屠格涅夫那里看到。本质上的区别取决于作者认为他必须给予给予读者多少信息才能让精神想象力发挥作用。海明威没有给予读者足够的信息。就像莫泊桑的妈妈抱怨他的儿子，说莫泊桑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太快开始了他的故事。她的抱怨和我对于海明威的抱怨类似。

但是莫泊桑甚至早期的契诃夫写的短篇小说，有时因为写的太初级，以至于不可能犯太严重的错误。它很少超过一则轶事或者一个被剥离了大部分细节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My Last Duchess” and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的短篇小说形式是极其复杂的，一堆短篇小说家在它们构成的迷宫里迷失。一篇短篇小说里有三个必要的要素:阐述、发展和戏剧性。阐述就是“John Fortescue是X城的一个律师”。发展就是“一天Fortescue夫人告诉他说她打算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离开他”。戏剧化就是“他说你将不能做这样的事”。

短篇小说家在戏剧化的情节里必须把阐述和发展结合起来，有时戏剧化展示了一种明显的倾向，阐述在外来侵入的重压下奔溃。“作为一个律师我要告诉你你将无法做这样的事情”John Fortescue说。“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非常精彩的地方在于海明威使用的技术去除了不必要的阐述。但像我所说，它的弱点也在于很多必要的阐述没有提供。屠格涅夫可能发明了戏剧化的短篇小说，但是他很快在后来的小说里很快认识到它的危险，甚至在简短的那些像“Old Portraits,”。他退回到长篇小说。

理想地，肯定是要给读者精准足够的信息。在这点上，短篇小说再次不同于长篇。长篇小说的长度似乎会影响长篇小说家是否告诉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但长度对于短篇小说并无影响。莫泊桑经常开始地太快因为他要在两千字内结尾。 O’Flaherty有时给我们他的小说已经进行地太长或者不足够长的印象。巴贝尔和契诃夫的小说从来不给我们留下这种印象。巴贝尔有时能在不到一千字结束一个故事，契诃夫能写超过八倍这个长度。

我们能粗略地说长篇小说的形式是由其长度决定的。短篇小说的长度是由其形式决定的。短篇小说除了它自身提供的材料外，没有什么标准的长度。去填充它使达到常规长度，或者去剪裁使它低于常规长度，都可能是一种伤害。我害怕现代短篇小说正严重地受到编辑对长度的看法的影响（像大多数短篇小说作者一样，我被告知没人愿意读超过三千字的东西）。我从读屠格涅夫、契诃夫Katherine Anne Porter和其他作者从得来，“短小说”的表达是一种用词不当。伟大的短篇小说不一定短小，把短篇小说的内容看成小艺术也是一种固有的错误。基本上来看，长度并不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