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注册

父亲生活杂忆

吹笛在湖北 2019-12-20 13:50:51

母亲、父亲和我

（一）

其实我对父亲不愿意多回忆，因为想起小时候就是挨打的时候多。有一次华中村附六号，在大庭广众下这个何家的家长站在院子中央，右手狠狠拧我的耳朵。我也心中赌气，坚决不认错；对峙之下，耳朵拧的更生疼。心想不哭父亲会再狠狠地拧，不放声哭就不会松手，于是大哭，声震四壁。父亲赢了，手才丢开。还有一次挨打，他老人家坐在床上劈头盖脸地打，打得我钻到床底下；结果他老人家下来把我从床底下拖出来打。第二天上班，在华师图书馆，同事看到我便问他：你儿子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他挤出笑脸说：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人家喔喔，不相信，他拉着我急急走开。那时候，我跟他上下班，在华师附小读书，想起来那是小学二年级。

第一次觉得父亲厉害，是在棋盘街五十六号楼下楼梯边房间住的时候，还是婴孩。那时晚上睡觉，母亲的手臂是我的枕头。一天晚上醒来，母亲不见了，大哭。过一会，母亲挤到我身边，躺下安慰我；结果父亲在另一头用脚狠狠蹬我。吓得我动也不敢动。

还记得更早住在五十六号楼上时，那时房间在走廊尽头。早晨醒来，这一次母亲怎么会不在身边，一个人在空空的房间里，恐怖得大哭。母亲过一会来了，厉声喝止。知道妈妈也是并不总是温柔。第一次明确感到是挨打，是五十六号楼上，是后来住在楼梯边的一间房间。那时还在上幼儿园，晚上最怕的是两件事，一件是远处蛇山上火车的爬坡声，一件是父亲陪你读图画书问问题。翻开一本画册，上边杂七杂八许多人在玩，但残缺一些东西。比如一个孩子有一个牵东西的姿势，天上一个孤零零的风筝。父亲问他们之间差个什么？我大概没有回答满意，结果忽然头顶上被狠狠地琢“菱角”，那是真疼，也是真哭。从此，对幼儿少年的智力游戏题感到恐惧。长大了些，小孩子们常被喜欢卖弄聪明的大人们考查类似的问题。比如一座桥，走过去需要十分钟，一个士兵巡逻不准人过桥，士兵桥面上巡逻五分钟一个来回，你怎样过去不被士兵阻拦？这类问题一遇到就昏街，从来没答对过。

其实真正的问题答对过，又被人不相信。后来在华中村附六号，有一次看一本讲“小人国”的图书。书中画了一个巨人下到深海里，把小人国的舰船都用线拖回来了。女孩子邻居说这个巨人是抢劫，我说他是对的，他在制止战争，说了这么个意思。结果隔壁她爹陈辉老师抬头奇怪质问我：你说的是你家大人教你的吧？我说不是，他撇嘴不信。后来在洪湖陈家河小学写作文，写诗歌，回家父亲问今天做了什么。我说做了作文，拿出作文读给做饭的父亲听，“苏修野心狼，得势更猖狂，口头上社会主义，欺骗世界人民……”，读到这里，父亲打住说：“你抄的吧？”

父亲小时候骂我有一个口头禅，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华中村地下室的时候。那时我读初二，上学出门，放学进门，父子见了面他就动辄大骂：“你呀，你知道吗？你将来长大会当流氓，我会看到的！”他即便是上班赶班车，也要骂完了再走。扔下我是一头雾水，蒙头蒙脑不知犯了什么错。这个年龄段，这钟詈骂搞得人很惶惑，很不自信。长大后做人，生怕当了流氓，结果吃了大亏。试想，历史上的枭雄，秦皇汉武，那个不是流氓处世，与人周旋。试想，一个卑琐得屁都不敢放的老实坨子，不能敢破敢立，冲决时俗，与世周旋有出头的可能吗？后来稍大了也曾体贴父亲地想，是他的曲折的政治经历，导致脾气不好。现在不以为然，人生谁没有天上地下的摔打？我也老之将至，回忆这些问题，认识到这是父亲孩小时候受娇纵的结果。只看得到自己有理不得伸张、受憋屈的苦楚，看不到、原谅不了他人的感受。这一点，母亲比父亲至少要高三个学位。如果说父亲苦修是学士毕业，母亲的忍养至少博士出身。

我遇到过一次父亲跟同事吵架，那时高中刚毕业。华师图书馆照顾子弟赚点生活费，暑假要子女到书库整理图书。其实是象征性的，做不了什么事。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忽然一人在书库另一头高声詈骂：“你个忘八蛋，我骂你就是个忘八蛋……忘八蛋”。声音很熟，细听原来是父亲的吵骂声音。过一会，隔壁书架那边有两个同事在轻声议论：“老何的脾气太坏了，你就是有理，你也怎么能这样呢？”忽然抬头，他们发现我站在对面看着他们发呆，说话的老师立马止口，场面一时很尴尬。成年的儿子就在现场，做父亲怎么能够这样不克制地动怒呢？这件事，我没有跟父亲点破，观察他的样子，跟平常一样；他后来也似乎没提这个事情。所以，估计父亲无论何处，纵情欢骂是个常态；至少不是罕见。另外，这个暑假一个月的打工过去了，很奇怪的是，父亲丝毫没有给我提起工钱的事。现在想来，还是我忘而记错了？

父亲不仅脾气坏，而且处事偏执，对家人同事都这样。我那时高中快毕业，在昙华林七十九号住，非常想有一把吉他。我准备买一把，给他请示，结果他老人家死活不准。我说我不要你给钱，我自己有买一把吉他的钱（大约三十块钱就够了）。他老人家居然说：“你敢买回来，我就敢把它砸了！不信你试试。”这件事，到今天都是遗憾：一个人缺少音乐，人生缺少色彩。随着父亲的年龄老至，有一次居然摔盆子摔碗。还是在昙华林，我顶嘴，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晚上公鸡叫有人听，青蛙叫没人理？”“为什么？”他问。我说：“因为公鸡一夜只叫三遍，青蛙一晚上嚼个不停。”结果他随手拿起洗澡盆砸我，把隔壁艾妈妈都惊动了，回头背后跟我说：我把你爸爸说了一通：孩子大了不能随便动手动脚，会记仇的。

后来搬到了华师，那时我也参加了工作，有一天上街自己给自己买了件类似夹克的棉袄。（表妹肖岚说那是击剑服。）回到苗圃宿舍，他看到了儿子自己赚钱自己给自己买衣服，没有表扬说你买了件新衣服好看，只是一个劲闷头不语，感到他今天晚上房里客厅进进出出次数特别多。到了我坐下洗脚，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从房里出来，挺立在面前，向下厉声说：“何立明，你今天要想在家睡觉，你就把身上衣服臂肩上的口袋剪掉！你要是不剪掉这个口袋，你就不要在家里睡觉。”我很生气，我这是司门口大街上解放路商店才买了穿上的新衣服，大家都说好看，你怎么要我新衣破相？我脑子一热，穿上鞋子摔门出去，到别人家睡觉去了。

父亲的怪脾气也遗传到我，我在单位也是不轻易服人。在单位把头头脑脑呵斥得脸上白一阵青一阵的时候，也是不鲜见的。虽然单位领导没有公开给亏吃，背地里“凉在一边”的经历，也不罕见。这些都是修养和方法欠缺得结果，要不得。跟人学人，跟鬼学鬼；有什么样的爹，便有什么样的儿子。这也是姓何家的教训：拘于小节，大事不会；小聪明有，大出息不会。何姓后人后代要加强学习、进德修养，警惕狭隘，人生以有更大进取。

呵呵，到此暂时搁笔。

（待续，2019年12月18日星期三）

奶奶和父亲

（二）

在我的记忆中，搜不到父亲对我格外疼爱有加的记忆。比如买一双鞋，买一件衣服，买一本书，买一个学习用品。父亲大概自己从不逛街，所以也从不带我逛街。至于带我吃馆子，哪怕是吃一个小食摊的记忆都没有。反而，小吃是叔叔那一年下放过年回城，在粮道街三十三中学附近一个小摊，吃过一次豆皮，焦黄的皮，白糯米和香菇碎肉记忆最深。后来叔叔有一次离汉回崇阳生产队，听说我欠别人2角钱，清早把我从床上叫醒，给我后离开。其实是华中村金家的儿子擂肥，平时给一二根烟抽，然后成为找我们要钱的理由。不过这2毛钱我没给他，我去棋盘街路口小人书摊上，薄书2分一本，厚书3-4分钱一本，最厚的5分钱一本，坐在条凳上看了整个上午。把这2毛钱看完了，剩下1分买了糖吃。记得从姑姑的钱包里，那时她在读书，也拿过一次2毛钱，好像也是这样打发了。当然，结果是挨了一场打。至于大哥，有一次兴冲冲带我到江汉电影院买飞票，看《小兵张嘎》。结果他小人家自己飞到票进了电影院，叫我外边等。孤零零地站在电影院门口，最后自己回家了，那条回家的路好长好长。这些事都是小学一二三年级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办学习班的办学习班，下乡的下乡，下矿的下矿，上班的上班，孔雀东南各自飞，家里空空荡荡，父亲的亲情真的没有记忆。不过，很热切地记得母亲能够答应我的要求，曾经应诺给我买过一个“玩具”：一只装两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这个手电筒令人无限快乐，它的灯柱在华中村夜晚的上空，像天幕下的舞台照灯。

也要说是父亲带我看过一次演出。那是在华师附小二年级，下午刚放学回到图书馆，父亲说在等我去看演出，催促我快走，是到省荣军礼堂看杂技。一老一小紧赶慢赶，热汗淋漓赶到时，早已开场。不过压轴的台柱子节目看到了，是夏菊花在叠起来的高凳上后腰弯过脚背，下去嘴衔菊花。刚看完这个，表演就结束了。又紧赶慢赶回华师汽车房，赶班车回华中村的家。父亲待人虽无亲昵，也有亲和的一面。那时吃钟饭，我放学早，先到教工食堂吃。他要我自己在他钱包拿饭票，每次我总是多拿1角2角钱，一两二两饭票。结果后来积攒多了，没有用。有一次拿出来退给他，他没有责怪，只是问：为什么多拿饭票呢？我说：我想有一天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问：你每餐没有吃饱吗？我说：吃饱了啊。

父亲勤劳持家的一面，我有过一个感受。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是个秋天，还在棋盘街小学读书。父亲上班前跟奶奶说，要我下班前拿根扁担到昙华林老华师大门口去接他。起先我还很兴奋，班车开到了，结果看到父亲嘿嗤嗤搬下满满一筐红苕。落地后，掏出一根长麻绳交叉搁地上，搬动筐子放下去，拉拉捋捋四条绳子上来结个扣，扁担插进去，一头搁在我肩膀上，叫我跟他抬。虽然父亲尽可能把绳扣移向他自己那一边，一年级的我走起来左右摇摇晃晃。班车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也不记得是怎样走到附六号的。

父亲做活有麻利的一面。我小时候喜欢砍树斫枝，搬回家里烧灶。有一次，居然将人家取土后遥遥欲坠的一个碗口粗的小树搬回了家。（华中村是延伸建在武昌城的城墙夯土台基上。）小树枝打磨光了，把粗树干搁在院外厨房窗下，想得到父亲的表扬。结果回来似乎是故意骂了几句，给邻居看的。进到厨房，取出斧头，三斧两斧劈出了一堆柴火，搬进厨房，剩下院子里干干净净。留下了父亲手脚麻利的深刻印象。

父亲待痞子恶人，也有应对得干净而滴水不漏的地方。那时候，我从华师附小转回到棋盘街小学。大概四五年级，文革中的孩子喜欢跟风，欺侮家里成分不好的孩子。我们家那时人都各自走空了，只剩下我跟妹妹何立红，在华中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的社会生态下，属于被吃的泥巴。那一次，我热血冲脑门，死拼硬抗，跟上门闹腾的孩子们打了一架。出头的那个他怕了，丢下棍子跑，我捡起棍子追，追得很远。结果他滑倒了，我手上的那一根杂木棍，刮风似地朝头上打，头打破了；他用手护头，又打烂了他的手指。我看到了鲜血，吓得丢下棍子，跑到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他的家长是个工宣队，来到家里讨说法。晚上我站在父亲侧后边，低头装怂，又跟着父亲上门道歉，看望那个头、手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坏小子。回来路上，直到家里，一直到后来，父亲却没有说一句我的不是。后来搬到昙华林79号院子，我到咸宁温泉打工时的一个带我做水电小工的 “陈师傅”，居然找上门来访问。我跟他干过几个月的建筑工地，有同情他无业无产阶级的一面，但我很不喜欢他流氓无产阶级的另一面。来到家，父亲却很热情，吃吃喝喝送他出门。我临了把他带来的一包饼干退还给他。陈师傅不要，我说：你这东西值几个钱？我不要！扔给他，他收下离开了。返身回到昙华林79号院子，进到家门，父亲问我：你把他带来的礼物退还给他了？我说：我不喜欢他，退了！父亲说：你好狠啊。

其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不变应万变，这个狠劲是跟父亲学的。那一年，叔叔在咸宁遇到了感情问题，回来很紧张，对父亲说会死人的。父亲带了叔叔到厨房侧间，也让我一旁傍听。分析得头头是道，结果后来的发展果然像父亲分析一样，潮起潮落，安静褪去。所以，人品厚重，做人不怕，便能说敢于说。这成为父亲的特点。

总体上，从我成长过程中目及的家族史看，我们家可以说父亲是苦笑应时艰，孤诣撑危房。所以，大家公认父亲于这个小家族是有功的，大约父亲觉得有功便有发炸的资格。何家不说，包括何家媳妇，不单是奶奶被呵斥过，就是曹家，妈妈的妈妈家家也被呵斥过。有一次把门前的一根丝瓜掐了拿回家，被他呵斥：为什么不等没有菜的时候再掐下来吃？（家家背后说，谁知道路过的孩子不定就偷摘走了啊。）妈妈的弟弟小舅舅也被父亲严厉批评过。有一次他买了一双皮鞋，父亲斥他：你腰间盘凸出去买大皮鞋穿，就是不明事理！

从没有见过父亲炫耀自己的新鞋新装，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商场里为自己买过一丝一线。

可以说，父亲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半磅牛奶伴随一生。烟酒茶，后二者没有，就是抽烟只是大公鸡牌，（1角2分一盒？）更早时候，记得住在华中村附6号的夏天，每天吃完晚饭，父亲在小饭桌面上摁下一两分钱，我扫进掌心里，握紧了穿街过巷，去涵三宫路口买烟。这家店的圆球牌烟（2角钱一盒）拆开摊在盘子里，掌柜让我自己取一根二根。拿回来递给父亲，他嗤亮火柴棍，美滋滋地点上抽。至于游泳牌（2角5分钱一盒）及其以上的牌子，父亲从没买过。文革开始后，家里奶奶遣返、妻离子散，就更没有余钱了。后来在洪湖，改抽城乡牌。（8分钱一盒？）记得那一次，大哥何西明从山坡寄来一封信。父亲搁在一边不看，先忙于做饭，再吃饭，吃完饭洗完碗，再才打开看。然后呢，高声念给隔壁下放的老师听：“亲爱的爸爸，我这个月什么什么没有了，也没有钱买米，请您给我寄五元钱……”父亲自嘲地说：我就知道来信是来要钱的，所以我得先把饭吃完，吃完了再看信。

说完哈哈大笑，充满了无可奈何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想一想，我真的没看到过父亲流泪，但感受到父亲也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真伤感的时候。那一次，他眼孔里的神情恐怕比流泪还要凄寂。那是1969年干部下放，父亲带我，母亲带何立红，一家将分两处，在阅马场鼓楼洞口分手。母亲牵着幼儿园的妹妹说是去一个商店买点东西，横过马路，踏上人行道反向走，越走越远；我们直接去汉阳门码头，乘船去洪湖燕窝。父亲时不时回头，跟着父亲回头看过去，看到母亲也正回头往这方向。我想，或许是父亲看母亲，母亲看儿子，儿子看妹妹……。好在，现在这一切成了过去。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在这里谈论父亲的关键，是“父亲”二字的位格要高举，不能低看。父亲不单是小家之主、小家之长；议论“父亲”要把握父亲首先是大家之主、大家之长。否则家族亲党有不理解、会不答应。所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落实，阳光照耀的还有奶奶、姑姑、叔叔、姑爹和舅舅，除了大儿子、二儿子、小姑娘，还有何家，曹家，肖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所以，父亲晚年总是念叨：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感谢你们大家都读了书。由此，社会上升通道打开，人人基本公平不受欺压，大家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父亲自己呢，也从图书馆到图情系，又到信息管理学院，入党提职，还评了学院（或者华师）最受欢迎的教师，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观点成为省图书馆学会的立会特色。少年读书如日出之阳，中年读书如正午之光，老而读书如秉烛之明。父亲老之将至，闭门研读教书，讲堂老树开花；后又享受了离休待遇，人前人后更有精神。每每华师校园里行，前额高举，下巴与地面平行，疾步如飞，连母亲都跟不上。当然都为之骄傲和高兴。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每次回华师，都有母亲汇报你爸爸最近又干了什么，动辄跟着父亲全国全省开会旅游。照的相片，无不雄赳赳、气昂昂。所以，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再加上儿孙满室，五世同堂；应该说，父亲的一生是无憾的，我们无需、也无资格为之哀怜。

（待续，2019年12月18日星期三）

父亲开会签到

（三）

父亲给我最大的惠顾，是不缺书读。印象最深的，是在读小学前，在华中村伴我去幼儿园的路上，给我说：我明年给你订《小朋友》杂志。听了很高兴，所以印象很深。但随后没有实现，想来是因为文革的来临。我们家被中华内衣厂抄家，就是在66年进行的。那时打开五屉柜翻看大人的东西，看到最多的，就是母亲和蕲春往来的信件。蕲春为母亲开的证明。证明她很早就离开了前夫地主的家庭。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无意摸到母亲的一件旧棉袄里有一个硬东西，好奇心促使我用锥子跳开针线看，结果里边是一小叠全国粮票，意识到母亲的惶恐，在准备随时逃难。至于说抄家以后母亲被勒令胸挂黑五类的黑徽章上下班，上下班路上，就是大热天也左手挽一件衣裳去遮挡它；回华中村家时，母亲近路不走走远路，偏偏从昙华林老华师穿过，绕远道回家，大院里人迹稀少，悄然从云架桥回家。有一次被我无意看到了，这就不说了。

还是回头说父亲。在华中村附六号，那时父亲从图书馆借回全年装订的整套《儿童时代》。凡是书库里收藏有的，都一一借回来，满足了读书的愿望，消磨了儿童时代。后来到了洪湖，父亲拮据，一直坚持订人民日报，还有参考消息。跟着父亲后边读。居然还有下放干部批评父亲不该给参考消息孩子读，父亲不理会，我也渐渐养成了读报读世界的习惯。所以，打小我对世界地理比较稔熟，安道尔都知道。返城后，回到华中村地下室，父亲借回来各种杂志。印象最深的，好像是一本《世界概览》之类的百科杂志，描述了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过程：一个农民在锄地，发现秸秆下边有丝青烟，锄头扒开麦秸，原来烟是从地缝里冒出的……。描述新奇生动，留下深深好奇心。还有庞贝古城的遭遇，和后世如何发现了它，引起对里边的离奇场景持久的向往。

后来，父亲又借回了全套《水浒传》来读，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读罢念念有词。后来到咸宁打工，叔叔说最喜欢浪子燕青，这一点是后来高中以后体会到的。当时看书，最喜欢的还是能掐会算的智多星吴用。到了高中，受同学影响，读了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左拉……。这些都是父亲按要求借回家来读的。有意思的是，文革刚结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很吃香，父亲拿到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他夜晚下班回来读，我白天读。还有莫泊桑《一生》，自然主义作品，他老人家居然自己读，说是有色情描写不给我读。他上班后，我翻出来自己读……到顶的“暴露”，其实也无非是说女主人翁乳房，一个大些一个稍小。

当然，后来自己买书读了。红楼梦是工作后在显真楼前地摊上买的，三国演义是父亲后来买的，我在他书架上拿来读的。我自己对文学理论和方法更感兴趣，书买的基本是这些。

现在想来，客观上，父亲对我有机会接近书的帮助最大。二年级在华师附小上学，桂子山老图书馆的二到五楼书库被我跑遍了，一个人在灰层和污浊的书库空气中，翻检了不少影书、画册、漫画来读。后来，父亲到图情系上课后，父子之间还有几次交流写作心得的经历。那时湖北省图书馆研究会成立，父亲积极参会写论文。他提出的“图书馆美学”，受到湖北省图书馆界的好评，学会拿这个概念，作为省图书馆学会的研究主旨和特色。父亲很得意，在苗圃家里，拿出学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讲解给我听。前边是概念，后边延申讲到图书馆建筑本身，讲图书馆的前庭后院种花养草，都是图书馆美学的范畴。父亲对“图书馆美学”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一组文章计三四篇。

后来，我读到了山西学者智效明的文章《罗家伦与清华图书馆》，讲清华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时候，校长罗家伦强调要把图书馆建设成为校园里“不厌舒适”的地方。他从德国进口钢化玻璃、芬兰进口橡木地板，还有每张阅览桌子都安有一台绿色罩子的台灯，落地窗外大树婆娑、蜂鸣鸟语……，要把学生都吸引到图书馆里来。我便想到了父亲的“图书馆美学”的经典论断，如果不是一个老图书馆人，是切入不到这个深度的。后来读书看到，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当年进清华，就是冲着清华图书馆的华丽恢宏去的。

所以，父亲对华师图书馆做了哪些具体贡献，我不知道。但可以说，但就此观点，父亲对华师的图书馆事业和建设理念是毫无愧色的。

那时，文革结束，万物复苏。父亲在图书馆给青年职员讲课，讲古代文献、讲目录分检、讲古汉语六书……，回到家里，无不是得意表现在脸上。后来图书馆清理善本的工作，父亲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发挥了专业能力的。记得后来推轮椅上的父亲在新图书馆散步，还有年轻教师向父亲请教华师图书馆善本的来历与去处，可惜父亲已经昏聩老矣，已经支支吾吾答不出了。

记得，我在二师学校参加省教委教师处“中师校园现代化建设”课题组。我就是找到父亲，他带我到新图书馆，介绍“这是我儿子，想查一些东西”，得以进教师书库翻检资料的。之前，有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的曾宪梓全国中师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论文比赛，我的论文被省里评为一等奖，要拿到全国去评。回到华师找打印社打印，那时还是铅字打印。父亲看到了，很高兴，很热情，执着要为我看看，借以帮助改订。我给他看，在忙于找华师和教院老师写推荐评语的同时，回到家结果发现父亲看看停停。他那是在真琢磨啊！但我上交截至的时间不等人，我强行拿走了。父亲追出来说：我可以帮你看看润色啊？！

我说：没有时间了。其实，是对他前边看过的部分，提出的意见不太满意。我拿走了稿子，名字叫《诗经国风“桑”义源流辩及词义考》。父亲看我出门，表现了十分失望的神色。现在想来自责，我何必那么急呢。结果，教育部师范司给出的评奖结果是全国二等奖。一等奖四十名可以到俄罗斯旅游，排后边的没有了。我很失望，对父亲说了。父亲鼓励说：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是全国的奖嘛。

后来，陆陆续续参编了一些《大学语文》教材。父亲听说了，要我给他看，谁能想到，父亲不单认真看了我撰写的专题部分，还做了大量红笔订正。

我的《中国士人》一书出版后，我专门拿了一本送到东湖医院，要给父亲看看。回头护工跟我说，他在手指抠书皮，他拿不住书，也看不到。我捡起书看，果然封面被父亲抠毛糙了，还抠出一个小洞。父亲不能够看到儿子写的独著，如果他能读到，虽然是一本很抄书的书，但断定父亲也会高兴的。后来又出了两本专著，再就无心拿到医院给父亲分享了。

我能够体会父亲对读书的看重，我自己也有体会。我们家生活在华中村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父亲平民出身从无到有的上升地位，我们家一直受社会打压而逼向卑贱的经历，加上家族上辈好强不服输的脾性（比如，父亲和母亲，都曾无数次回忆自己的父亲，他们曾是一二个好赌决不赖帐的大赌徒），这些都导致我们家人虽然口里没说，心里却会不忘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对于一个恰恰又是被最看重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对象抛掷在历史底层的敏感和屈辱。

追求卓越，敢为人先，这是武汉人自我写照。作为汉川来的武汉人，拥有这个脾性也是自然。我总是对相处较好的朋友说：我的心里从来有恨，就是这种被边缘化的恨（古汉语中，“恨”也有遗憾的意思）。如果要说有安慰的话，何家下一代层层超过上一代，这是不服输，是家族进步的表现。这一点，上辈父亲有功，下辈同仁也可以无愧。逆水行舟，祝福晚辈们在父亲、爷爷、太爷爷面前自励，继续保持进步发展的好势头吧。

最后，我不能代表别人，但就我的心里而言，我觉得：父亲，您可以平静、放心地走了。

（待续，2019年12月19日上午，星期四）

父亲三十三岁

（四）

其实，回忆父亲也是总结父亲，总结父亲也是总结一个人如何在时代潮流中安顿人生；我们作为后人，或许从父亲一生得到应有的启迪。

说起来，父亲是五四新文化滋润的一代人，新伦理新观念已经逸出传统文化的束缚；父亲无牵挂解除第一次婚约，现世静好无芥蒂，就是证明。根本上，父亲是受到五四“启蒙和救亡”精神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五四文化是他们成长的土壤。

我在洪湖的时候，每次上厕所，找父亲要纸。父亲都是把成摞的检讨底稿，从中间撕开给我用。我读到上边的文字，父亲似乎写道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似乎还有个虚拟的连长职务。（也可能说的是别人。）这个国民党干系父亲从来没说过，我冥冥中相信有那么一点。因为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国民党如日中天之时。当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临时政府，国民党那时是北洋政府的反对派。文化立场上，它代表着五四新文化的方向。所以即或是鲁迅，1926-1927从北京政府教育部出来，也南下广州，原因之一也是受到国民党的吸引。学者许纪霖说鲁迅到广州，就是冲着国民党去的：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大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

所以说五四“启蒙和救亡”的两个主题是普遍性的，国民党在搞，后来共产党接过了这面旗帜。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的屈辱情结，实际重心上往往是救亡取代了启蒙。父亲生活和成长这样的背景下，年轻新知识分子的热情应该是与救国救民，乃至社会主义运动之时代潮流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父亲没有去读“武汉大学”，而是选择了前身是中原大学的革命大学——“湖北教育学院”。毕竟，后者与“时代进步”铰接更直接，满足了热血青年投身社会革命冲动的集体无意识。

当然，后来父亲总是说自己，是因为一个要交学费，一个不要交学费，爷爷吝啬而不给所致。

后来，我看到的资料似乎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几年，武汉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即便是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学费不超过20元，私立大学60元。如果父亲志趣在学问，且坚定决心要走专业知识化的道路，而不是热心在社会变革、选择投身革大的路，学费不应该是理由。既然武汉大学已经录取，或者取之十分把握，就不应该是湖北省教育学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父亲读大学的二选一，终归在志向选择不一样。比如，他同一届的同学毕业分配都是去了东北解放区。父亲也留校，如愿搞了行政，不久去了北京出差开会是他曾经滋滋有味的话题。

华师老3号楼前

之所以要纠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感觉到：父亲在文革中每个阶段的运动到来时侯，都是积极开始、主动投入，过程中间呢？每一次必然移向被动挨批，终结于办学习班、下放农村的结局。这几乎形成了他这个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的一个噩性循环。

为什么会落得这样？这是多少年来都一直纠缠在心里的一个悬念。

当年下放陈家河的干部们，如果职位一一数来，一个王义廉跟父亲同学同事，常年病号不上班，在大马路上跟人下象棋；一个于景金，大概政治系行政兼代课，双肩挑必然两头不精进；一个老吴，跟父亲一样也是中途转来图书馆的；还有一个姓刘的胖子，是后勤处园林科的；其余两个：一个年龄最大，凡事倚老卖老，温吞水；一个年龄最小的，毛手毛脚，连个挑子都扎不紧。这些人不是搞行政，就是搞教辅的。唯独一对李姓老师夫妇搞教学正当年，却是外语系教授俄语的，而俄语在中国大学也已经被取消了好多年。总之，可以从职岗看到，陈家河这一批下放干部的业务不硬不专或不正宗，要么是半路出家的，要么是可有可无的，要么是过了气的……。回头看看，那些安居华中村的老牌教授们，没有一个下放的。这是一，父亲没有权重的专业。

那么二呢？二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那一年，在洪湖陈家河大队。有一天，生产队又要开会批斗地主。在大队小学门前的土台墩上，低头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陈姓地主，（这个村子还算好的，因为是同姓。而隔壁的那些村子里，尤其是公社所在地斗地主，地主们一听到开大会，六月暑天也要回家穿棉袄，因为五花大绑是必然的下马威。）这个陈姓地主正是我们刚刚搬进去住的那一家的房东，他儿子的房间就在堂屋对门，这个地主自己则住在大屋前的偏棚里。当大队书记宣布批斗会开始时，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跳上台子厉声揭发批斗的人，竟然是外来的下放干部父亲。父亲声嘶力竭，说自己搬进屋子那天，这个陈姓地主外边跑进来跟他炫耀，说这屋里四面墙过去都是木板皮包裹着的。你这不是想变天吗？！父亲又说，还有一次晚上，在小队仓库开完了批斗会出来，这个陈姓地主走在路上若无其事一样，居然跟同路人看星星，聊明天的天气会怎样。你这不是态度不老实吗？！

后来呢？后来有一天，下放干部们每月逢8开例会。会议在后来专门给下放干部修建的一排土坯茅草房前的空地上开，我在屋里做作业。我从发言的声气听出这是一个专题针对专门对象的思想批判会，对象就是父亲。别人很批，父亲狠点头；非常认可似地，还飞快在笔记本上记。中间休息，进屋来喝水时，脸色灰溜溜的，但又强撑着。喝完水，重新出去接着开会，父亲在一群老弱病残面前，诚挚地深刻检讨，挖动机，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得鲜血淋漓。看似诚意，其实很尴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刨心剥皮。

到了1971年返城后，回头看到我的两个发小好朋友的父亲，选择是当逍遥派。一个是外语系的李定坤（佚名的《写作手册》就是从他书架上借来抄的），一个是中文系的邢福义（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从他书架上借来读的），都是安然在家，沉甸甸木头菩萨似地，外力搬移而不动。他们文革中的逍遥之法，就都是找一件于公于私于革命都能够接受的专业事情来做。一个参加翻译了《瑞典史》、《挪威史》，一个以样板戏为例子写了《汉语语法》、《汉语修辞》两本书。一年三百六十天吃饭、睡觉和写稿子，绕着运动走；也可以说运动绕著他们走。待到了文革结束，大学重归教育制度，两个人的“偷闲”之作转而成为研究成果。同是一个华师人，为什么一个无逃于运动反复冲击，一个能够维持本位，文革后第一批就上了正高？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中国是一个皇权国家，加上国家太大，皇城鞭长莫及不好管理，所以皇帝施行的政策往往以杀伐代管理。在中国，动辄流放大官、整饬小吏的各种花样运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所以针对国情，北宋《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提出了如何做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我觉得，父亲吃亏就吃在不逍遥。有一次，我中午正在图书馆睡午觉。父亲兴冲冲把我打醒，叫我去2号楼看一场批斗会。这个会批斗的是数学系两个人：一个是隔壁王家的爸爸，一个是山上王家的爸爸。他们被摁下头，戴牌子、坐飞机，都是住在华中村的我们邻居。因为是邻居，所以父亲要我去看。

其实，要说父亲最大的失败，我觉得是做人太积极，做事太上进。这些自觉不是出自“启蒙”，而是赶“救亡”的时髦。父亲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够，亦无以学古人“大隐隐于朝”。大丈夫气概呢？孟子有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大人必有大行，何谓大行？“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试问道义何出？现代性的回答是出自专业。事实正是这样：父亲后半生为什么扬眉吐气？除了普遍性的政策调整，就是改弦更辙，执了图情系专业牛耳，归依了专业。学校的专业就是讲台，课讲得好，地动山摇，鬼神不敢欺，做人自然骄傲。

上边这些感觉文字，既是对父亲的祝祷，也是供父族母党、兄妹子侄反省和批评的供状，勿要使父亲的悲剧重演。到此，“父亲生活杂忆”暂告一段落。说错了批评，对不起了，我的父亲。

（全文完，2019年12月19日晚，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