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那些“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招致最多的是大人的质疑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们的成功大多要感谢他们早期的激情碰撞、早期的经历或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非原始的自然的声音。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欧伦施莱厄和安徒生，在文坛别的作家身上还找不到。—《丹麦名人传》
由出书挣的稿费，再加上平时的节俭，我攒下一小笔钱。我想用这笔钱去一趟巴黎。一八四三年一月底，我离开了哥本哈根。
在从布鲁塞尔开往蒙斯的火车上，我侧身靠着车窗往外看，不料门恰巧没有关，窗户开着，要不是邻座眼疾手快把我拉住，我就脑袋朝下掉下去了。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春风吹拂着法兰西大地，田野一片碧绿，阳光温煦和暖。
马利耶在《巴黎评论》上发表过对我的评论文章《一个诗人的生活》。马丁把我的一些诗作翻译成法文，自己还写了一首称颂我的诗发表在《巴黎评论》上。因此，我的名字像来自遥远的声音传到巴黎文学界。这一次，我受到巴黎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令我诚惶诚恐。我好几次去拜访维克多·雨果，每次都受到友好接待。应维克多·雨果之邀，我拿着他送我的票去看他在法兰西剧院最新上演的悲剧《城堡指挥官》。
安瑟洛夫妇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他们家不仅遇到很多法国作家、艺术家，像路易·布朗；还遇到不少外国人，像德国作家、批评家雷尔斯塔勃，西班牙人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正式结识德·拉·罗萨之前，与他聊了很长时间。他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由得问安瑟洛夫人，这位绅士是谁。“我还没给你们相互介绍吗？”她说，“他是诗人、政治家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她把我们俩拉到一起，告诉他我是谁。
我还去拜访了快活的大仲马，即便时过正午，他一般也是赖在床上。床边放着纸、笔和墨水，他正在写一部新戏。那天，我去看他，见他正这样在床上写作。他冲我亲切地点点头，招呼说：“稍等片刻，有缪斯驾临，她一会儿就走。”他一边接着写，一边嘴里大声念叨。过了一会儿，他大喊着“万岁”从床上一跃而起，说“第三幕完稿”。他住在黎塞留大街的王子饭店，妻子在佛罗伦萨，后来继承父亲文学衣钵的儿子小仲马住在自己的住处。大仲马说：“看我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的日子，这就是真实的我。”
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了几家不同的剧院，看看那里舞台背后的生活。在皇家宫殿，我们和德雅泽、阿奈聊了一会，然后手拉手顺着色彩缤纷的林荫大道前往圣马丁剧院。大仲马说：“他们现在正一身短打，我们要上去吗？”我们上去了，看到幕布后面的场景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的海洋。后台挤着很多人，有舞台的机械操作师，有合唱团的姑娘们，还有芭蕾舞演员，等等。大仲马领着我在人丛中穿行。回去时在林荫道上遇到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他叫住我们。大仲马介绍说：“这是我儿子，他出生那年我十八岁，现在他也十八岁，但还没有儿子。”他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小仲马。
我与法国雕塑家戴维经常见面、聊天，他那种自然爽真的性情让我想起托瓦尔森和比森。其实，我们是在我逗留巴黎的最后几天时间，才真正开始互相了解的，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问我能否再多待一段时间，他想把我的胸像刻在大纪念章上。我说：“但对作为诗人的我，你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我是否能与这种殊荣相配。”他直视着我，拍拍我的肩膀，面带微笑地说：“在读你的书之前，我已经先阅读了你本人。你是诗人。”
我在博卡尔梅伯爵夫人家见到巴尔扎克。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位年老的夫人脸上看到一种深情的表情。我被这种表情吸引了。她浑身充满活力和激情。卢浮宫里有她的肖像，这一点也引起我的关注。大家都聚在伯爵夫人周围，她介绍我们一一认识。其中有位竟是《失事船》的作者雷博夫人，我的《黑白混血儿》就是借用了她那篇小说的故事。我向她提及此事，并说演出很成功。她听了极为感兴趣。从那天晚上起，她就变成我的一位特别的女保护人。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写作体会，她不时纠正一下我的法语发音，有听起来不对的地方，就叫我重复发音。她对我像母亲般充满柔情和慈爱。她是一位很有天赋才华的女性，观察世界极具敏锐的洞察力。
前面说过，我在博卡尔梅伯爵夫人家见到了巴尔扎克。他是一位风度优雅、穿着考究的绅士。牙齿洁白得在两片红唇间晶莹发亮。尽管他在这个圈子里话并不多，但他看起来很快乐。一位写诗的女士把巴尔扎克和我拉到沙发处，她坐在我们中间，用一种既能保持身份又能表示谦逊的态度说她在我们面前感到多么微不足道。我转过头，在她背后，看到巴尔扎克布满嘲讽的笑脸。他半张着嘴，故意做出一副很夸张的表情。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一天，我正在卢浮宫浏览，遇到一个人，从体型、步态和相貌上看，很像巴尔扎克，只是穿的衣服褴褛不堪，而且很脏，鞋也没刷，裤子上还沾着泥巴，戴的帽子又瘪又破。我吓了一跳。他冲我笑笑。我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想，真是太像巴尔扎克了。我回转身，又追上他问：“您不是巴尔扎克先生，对吗？”他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巴尔扎克先生明天要去圣彼得堡。”他用力按了一下我的手，冲我点点头，走了。他的手细密而柔软。我断定他就是巴尔扎克，也许他是为写作而乔装出来探访巴黎的神秘，或者这人根本就不是巴尔扎克，只是因为长得太像，勾起陌生人的猜测，此时正觉得有趣偷着笑呢。几天以后，我跟博卡尔梅伯爵夫人谈起这件事，她说巴尔扎克向我致意，他已经去圣彼得堡了。
以上我已经提到很多朋友，我还能再在名单中补充一些名字，例如作曲家卡尔克布伦纳，《音乐报》的编辑加蒂，以及旅行过丹麦、挪威、瑞典的物理学家安培。我的巴黎之旅因这些朋友而充满乐趣，也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在巴黎，我没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在这些伟大的、完美的人的家里，我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他们好像相信我能写出他们所期待的作品，而且，他们仿佛已经从那些作品中看到，他们并没有看错。除此之外，我还常和我那些极负才华的同乡们在一起，他们是后来在伊斯特德之战中阵亡的莱索、奥尔拉·拉曼、克里格、邦特恩、希恩，还有在家乡时每天都能见到的特奥多尔·科林。
曾有位英国作家说我是个“幸运儿”，我也必须得充满感激地承认，我这一生的所有幸福都是幸运得到的。我幸运地见到并结识了同时代那么多最高贵、完美的人。当我讲述这些的时候，同我在前面讲述我所经历的贫苦、屈辱和压制一样，都是带着感恩的心情。会有人把我在这里谈的喜悦和荣誉，说成是虚荣的自我炫耀。但我要告诉他们，他们这么说是多么荒谬。
我所谈到的所有这些认可和荣誉全都来自国外，也许丹麦人会问，我在国外是否从来没有受过攻击。实话实说：“没有。”我在国外从没有听说有人真正攻击过我，国内也没有人跟我说过有这样的事。那攻击何来？有一个例外，它源于丹麦，发生在德国，而当时我人在巴黎。当时有个叫博阿斯的德国人正在斯堪的纳维亚旅行，他为此写了本书，顺便谈到对丹麦文学的看法。丹麦的报纸把他谈及我的那段登了出来，意思是说我不论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人，都很糟糕。有几个丹麦作家，其中有克里斯蒂安·温特出于好心，对此提出抱怨。博阿斯的笔触全落在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琐事上。他的书在这里引起关注，可是没有人承认向他提供过什么信息。
我确信，我在德国拥有很多读者，他们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丝毫不会受博阿斯这份哥本哈根报告的影响。我想说，如果博阿斯是在一年以后来哥本哈根，他对我的评价可能完全改变。仅仅一年工夫，就在第二年，局势完全改变。我的《新童话集》出版，我终于在丹麦本土赢得肯定和好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自此以后，我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开始逐渐赢得我应得到的所有认可、赞扬和喜爱，或许得到的比这更多。
在丹麦，人们认为我创作的所有作品，最好的无疑是童话。因此，我得略微多交代几句。其实，我的童话刚刚出现时，并不太受欢迎，像我说过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获得真正承认。
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是收入《哈茨山游记》中的“布伦瑞克”那部分，它带点反讽的意味和剧本《一个赌徒生活中的三天》同时出现。《海的女儿》的素材在这本书中也可以找到中。《一八四六年现代年鉴》的评论也认为，《吕讷堡荒原的小精灵》的表述方式完全是童话风格的。
一八三五年，《即兴诗人》刚出版几个月，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童话集。人们认为这样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确实，正如我在前面所提，人们甚至对此表现出遗憾，认为我的《即兴诗人》好不容易在写作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却又马上退回去了，写出了童话这样的幼稚之作。原本想，我的创造性才华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写作视野，理应获得赞扬和认可，结果除了谴责什么也没得到。连几个对我有很好评价的好友，都建议我以后再也别写什么童话。人们都觉得我在童话写作上没有天赋，而且我的童话作品与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不相符。还有人说，如果我非写不可，那必须得先学习法国的童话。《文学月评》对我的童话只字不提，即便今天仍然对我的童话视而不见。由约翰内斯·尼古拉·霍尔斯特编辑发表的针对批评和“反批评”的《丹诺拉》，是一八三六年对我童话的唯一评论。这篇评论现在看起来极为可笑，可当时却把我弄得心烦意乱。
他评论说：“这些童话也许能逗逗孩子，但不会对孩子有什么教益，而且，当今评论界也不能保证这些童话对孩子不构成伤害。至少没有人会断言，当孩子读到后面这个情景，将使他们的感觉变得敏锐——一位公主在睡梦中骑着一条狗，到了一个士兵那里，士兵吻了她。醒来以后，她把这个奇怪的梦当成一段迷人的插曲讲给别人听。”在这位批评家看来，《豌豆公主》缺乏情趣：“不仅谈不上文雅，甚至不可原谅。因为孩子们看完童话以后会得出一个错误印象，即像公主这样高贵的女士的皮肤一定都非常脆弱。”批评家最后希望我这位童话作者，以后别再把时间浪费在“献给孩子的童话”写作上。然而，那些鲜活清晰、生动逼真的童话形象，映刻在我的脑海，使我无法把笔停下来。我的第一本童话集只是像穆塞乌斯那样，把我孩提时代听到的童话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叙述语言，它发出的悦耳音调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当然，我很清楚，这位批评家也会责难我使用这样的语言。因此，为了让人们有心理准备，我把这些我原本既是写给孩子，也是写给大人看的童话，称为《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我第一本童话集的最后一篇，是我原创的童话《小伊达的花儿》。人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尽管这个故事和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某篇作品过于近似，而且，它已扎根在《步行记》里。
我写童话的欲望愈发强烈，根本无法停笔。幸好有人对我上边提到的童话表示很喜爱，这友谊的星火之光促使我尽可能施展才华，写出更多的这类童话。第二年，我的第二本童话集出版。随后不久，我又推出第三本，里边有我写的最长的一篇童话《海的女儿》。这篇童话颇为引人注目，人们也开始对我随后出版的童话集增添兴趣。后来，每逢圣诞节，我就出版一本新的童话集。很快形成一个惯例，每年的圣诞树上不能没有我的童话集。费斯特先生和约恩森小姐甚至试着在舞台上朗读我的童话故事。我这些童话和那些人们听腻的徒有华丽辞藻的童话大不一样，讲出来它是那么的新鲜，富有变化。这种朗诵童话的方式获得成功，虽然人们最初还不太接受，但尤其最近几个月，人们对这种方式已非常痴迷。德国一位十分著名的美学家，曾跟我谈起关于在舞台上朗诵童话故事的事，他对此评价极高，还补充说，丹麦的公众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品位，能不受闪闪发光的外壳的诱惑，而直接领略童话的内在精髓。我本想告诉他，观众不是为我的童话鼓掌，而是为那些朗诵故事的著名的男女演员。但我没有说出口。
前边刚说过，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印象，我把第一本童话集叫《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文字完全是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表述口吻。我渐渐得出结论，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孩子们最喜欢童话里边描写的那些色彩斑斓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人则对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更感兴趣。把童话变成孩子和成人都能看的读物，我相信，这也是今天任何一位童话作家的写作目标。他们找到了开启童话的大门，领悟了童话的精神。因此，我在出版第三本新童话集时，删除了“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的字样。这些我精心构思写作的童话，得到人们真心的喜爱和承认。我不能奢望更多，倒是真有一点担心、害怕，是否以后每一本新书都能得到这样的激励。
《祖国》是全丹麦媒体中对我的《新童话集》给予完全赞扬和肯定的第一家。《新童话集》的第一册中收录了《丑小鸭》和《夜莺》等篇。后来，也是《祖国》报道了我在国外获得的极高声誉。这已经是一八四六年的报道：“英国文学界颇负盛名的评论刊物《图书圣殿》对安徒生童话的英文译本评论如下：’这本童话集富于想象，对它最适合的评论，应该说它是一个小精灵发出的阵阵悦耳的音乐，就像韦伯在《奥伯龙（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小鬼之王，亦即小仙女王后泰坦尼亚的丈夫）》里编织出的美人鱼，或者是李斯特低语般轻柔的即兴弹奏。写到普通的奇普塞德（英国伦敦的一个区和大街名）的那些段落，过于直截了当、锋芒毕露，而且谈不上文雅，以至于不能让高雅的读者来品读这如此充满魅力的描写。世界能老吗？像有些人抱怨的，诗人会退化成神经错乱的造物，把生命浪费在到祖先的坟墓中去寻找那些保存的仍然精美绝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都要见天日的宝物？’”等等。
在同一份刊物上，国内和国外的评论形成对照。在丹麦，对我的童话第一个给予肯定评价的，是那位富瞻才华的P.L.默勒。事实上，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敢于写文章，对我作为一个诗人进行评论的人。《丹麦名人传》书中的大部分传记都出自他手，他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他的评论在整体上，特别是对我的评论，并不为丹麦的公众所接受。人们反对他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不够时尚。然而，他是公开的唯一称赞我，而不是反对我的声音！国内外对我的童话好评如潮，这也使我变得越来越坚强，能够承受可能招致的任何侮辱。我脚下的大地异常坚实，我的心灵重新透进一缕灿烂的阳光。我感到精神愉快，信心十足，我要在童话的写作上执着前行，去发掘童话最本质的精华所在，当然还需要更多地关注那能给我带来滋养的自然的丰富泉源。如果人们探究过我童话写作的轨迹，我相信他们能觉出我的进步。我的童话写作主题愈发明晰，也越来越懂得节制，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更健康、更自然。
像一个人攀登悬崖峭壁要披荆斩棘，我在混沌模糊中也开拓出一条路，现在我已经在丹麦本土文学界获得承认，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能在自己的祖国获得承认、得到尊重，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一种冷酷无情的批评都要深远。我的内心晴空万里，一片澄碧。心情归于平静之后意识到，其实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活中的苦难历程，对于今天的发展和幸福来说，都是必要的。
我的童话被翻译成欧洲的许多语种，仅德国就有许多个版本，并多次印刷。英国和法国也是，甚至今天还在继续出新的版本，还被翻译成瑞典文、荷兰文等。这足以显示，跟随上帝对我的启示之路，比盲听盲信那些评论家诸如“学习法国童话”之类的建议管用多了。在一个法文译本里，人们把我与拉·封丹并提，把我的童话与他的“不朽的寓言”并提。“新的拉·封丹，他能让动物带着意识说话，他和它们同甘共苦，似乎成了它们的知己，代言人，他会为它们创造如此朴实、有趣和自然的语言，好像是他切实展示过的内容的忠实再现。”我也就有可能，至少在一个方面，对我们国家的文学有点影响 。国外的读者认为我的作品对他们国家的文学有很大的价值。这让我想起才华出众的评论家朱利安·施密特一八五三年在莱比锡对我童话的评论，他特别提到尤其喜欢我的《童话集》和《未带图片的画册》。他说，就现代的写作尝试来看，诗人应该着手到幻想中去发现自然的美，并描画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真实的世界。它带给人们精神的享受，那里有许多细节都需要我们去了解，而且，其中的许多事物是自然和我们人类所缺少的。
从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五二年，我相继写了很多童话，一版再版，还出版了插图版的童话合集。我把后来出版的童话叫《故事》，这可不是随意起的，而是我觉得我后来写的称“故事”比“童话”更合适。
早在一八四六年，《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的作者K.A.迈尔博士便表现出对我童话的极大兴趣。他在《当代年鉴》九、十月一期的一篇涉及颇广的书评里以《安徒生和他的作品》为标题，兴趣浓厚地评价了我的童话。只是他那篇无论如何能给丹麦文坛赢得荣誉的文章，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的关注，不为人知。他为我的童话在德国文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安徒生童话的完美展示填补了浪漫主义文学童话和由格林兄弟再现的民间童话之间的空隙。”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安徒生自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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