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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无法确立观点，也许是因为缺少一场恰当的对话

Mr.Reading 2019-12-22 22:10:07

在哲学中，好的观点和糟糕的观点要相互竞争注意力，因为注意力的供给是有限度的。当然，如果说讨论应该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这个口号就更加糟糕了。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理解什么样的讨论将最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回答哲学问题，我们就需要超越这样简单的口号。—蒂莫西·威廉森

论证的双方

哲学的会议与其他的学术性会议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在某一个方面，它们是不同的。在哲学家之间，一场演讲的重要性常常比不上随后的“Q&A”，即问答环节。这是演讲者的论证和结论受到考验之时。提问者们提出各种反例，指出各种谬误，甄别各种歧义。作为回应，演讲者为他所珍视的理念的存活而战斗。两者交互进行，你来我往，直至几个回合。剩下的观众敏锐地注视着、倾听着，似乎在跟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试图分出胜负。有时候，言语的“僵持不下”或默默地接受宣示了一场平局；有时候，会在主持人的干预下终止一场僵局。主持人会有一些手势信号：抬起一只手意味着一个新问题，竖一根手指意味着继续当前的问题。一场严格的会议可能会在每个人的发言结束后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给问答环节。

当涉及到论证结果的时候，国际象棋的类比就是误导了。因为它预示着，一旦这场互动结束，谁赢谁输总是很清楚的。但是，论证的规则远没有国际象棋的规则这样清晰，而且这些规则本身就可能引起争论。因此，论证的双方可能在进展的合法性或影响上有分歧。主持人并不是仲裁者或裁判员，他不会去裁定这样的事情。对于谁在这场互动中表现得更好，也不一定有一致的意见。各种意见可能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承诺。事实上，这场互动本身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取决于演讲中进展的合法性。

有些哲学家不太喜欢这种唇枪舌战式的哲学讨论模式。这些没有信心步入竞技场的人仅仅被当作消极的旁观者角色。然而，自信与洞察力并不高度关联。一对一的竞技与探寻真理有什么关系呢？存在这样一种担忧：当哲学氛围变得糟糕时，咄咄逼人的虚张声势或者温文尔雅的诡辩可能都压制了仔细的推理。但是，让有声望的演讲者压制场面以阻止尖锐的问题，只会使事态加剧，并且会让与会者带着糟糕的论证离开。

如果皇帝没有穿衣服，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说。我曾经听过一场研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著名学者的演讲，他极力主张尼采的哲学不只是学院派的理论；如果严格来看，它会把一个人的生活转变成为彻底地不同和非常规。在问答环节，一位大学生问他，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毕竟他是一位哲学教授，正在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向哲学学生团体做学术演讲。这位尼采研究学者怒气冲冲，轻蔑地说道：“我不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然而，屋子里的其他所以有人认为是有意义的。皇帝可能不喜欢被告知他没有穿衣服，但他仍能从中获益；他甚至有可能为了穿上衣服而采取一些激进的步骤。至于这位尼采研究学者，他在这个同样值得尊敬的部门当了二十来年的哲学教授，按部就班地出版了好几卷惯常主题的学院派著作。

无可否认地，我给了哲学的讨论一个非常局限的观点。我把它呈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获得的总是等于另一方所失去的。在问答环节中，很多互动就是直截了当的合作。观众们可能会为这位演讲者的理念指出补充性的证据，或是它的新用途，或是扩展它的方式，或本着演讲者的目标的精神改进它，或简化支持论点的方式。反对意见的威胁并不总是潜藏在要求澄清问题的背后。

尽管如此，双方相互反对彼此的现象对于哲学实践而言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作为不礼貌的举止被取消。此外，它与哲学的出发点有关联。因为，人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常识的局限，并且超越这些局限呢？一个自然而然的答案就是：通过遇见某些与自己的常识有冲突的人。通过彼此之间的争论，两方就都有机会测试他们各自的出发点的优势和劣势。

在政治学中，有时候，通过掩盖问题来扫除分歧是明智的，因为另一种方案可能会造成分裂甚至暴力冲突。智力的探究就不会经常发生上述这些情况。它要求相关的分歧得以公之于众，而不是被遮蔽。我偶然间体验过严厉的批判会在其中遭受冷眼的哲学文化。这种文化有很深的等级秩序：那些等级较低的人不可以质疑等级较高的人。这是错误的理想栖息地。

一个听起来很对的口号是：讨论应该是建构性的，而不应该是解构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请想象一下，我们告诉城市规划者们，他们应该一直盖房子，并且永远都不要拆除。那么，当空间供不应求，到处充满着糟糕的房子时，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哲学中，好的观点和糟糕的观点要相互竞争注意力，因为注意力的供给是有限度的。当然，如果说讨论应该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这个口号就更加糟糕了。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理解什么样的讨论将最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回答哲学问题，我们就需要超越这样简单的口号。

逻辑游戏

人与人之间的争论作为一种哲学的媒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口头的争论被形式化为一种拉丁语的游戏——obligationes[意思是“义务”，与道德伦理上的义务无关，指的是一种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辩论形式，指有义务遵守规则。——编者注]，与国际象棋一样有着正式的规则。一方必须为一种命题辩护，而另一方反对这个命题，两者都遵循中世纪逻辑学的严格规则，其中大部分规则在今天仍被认为是有效的。每一方都必须清楚地表明哪些前提（假设）他们可以接受，哪些前提他们要驳回。他们可能会区分出一个前提的几种含义，接受其中一部分，驳回其他部分。一些有声望的人将充当仲裁者的角色，以确保这些辩论规则被恰当地应用。这个游戏的精神仍被现代哲学家所承认，即使这些规则的细节看起来限制过多，因为现代逻辑已经确认了许多有效的推理形式，而这些形式已不可能还原为中世纪逻辑研究的形式。

这里有一个运用规则的逻辑游戏与现代逻辑学紧密相关。涉及到两个典型的角色——一个辩护方和一个攻击方，以及一个辩论的命题。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辩护方就有了获胜的策略；如果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攻击方就有了获胜的策略。而如果论辩双方都使出了最好的策略，命题是正确的，辩护方获胜；命题是错误的，攻击方获胜：这个游戏的结果符合命题的真值（truth-value）。这类游戏表明，游戏和探求真理之间的一种普遍的对立是很幼稚的，因为这样的规则被设计出来完全是为了服务于对真理的探求。

对话

以不太正式的术语描述，表现哲学争论和问答交互的自然书写形式就是对话。它也是哲学书写的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柏拉图的对话集仍然是这种体裁的例子中最为著名和最有感召力的。尽管如此，柏拉图其实表达过对用文字书写哲学的反对，因为人们不可能通过一本书参与到问答中。而书写对话或许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希腊人倾向于在问答的形式中引出哲学的悖论，而当代的哲学家将会从似是而非的前提中呈现出这荒谬的推理。举一个连锁悖论的例子，它展示了充分应用模糊的词语带来的尖锐难题。希腊人以一系列长长的问题和回答体现：

问：10 000粒谷子能堆成谷堆吗？答：能。问：9999粒谷子能堆成谷堆吗？答：能。问：9998粒谷子能堆成谷堆吗？

以此类推，原则上，可以一直问到：

问：0粒谷子能堆成谷堆吗？

人们有种要沦陷的感觉。要回答这不同于下一个问题的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似乎都要将模糊的单词“堆”视作比它实际上的意思更精确的单词。然而，给予这个系列中的所有问题以相同的回答是荒谬的，因为回答“能”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而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错误的。人们无论怎么回答，看起来都很傻。相比较而言，现代哲学家把这个悖论表述为一个演绎论证，它有两个貌似合理的前提：

大前提：对于每一个数字n，如果n+1粒谷子能堆成谷堆，那么n粒谷子就能堆成谷堆。小前提：10000粒谷子能堆成谷堆。

如此，他们展示了如何一步步推理至荒谬：

结论：0粒谷子能堆成谷堆。

这两种论证的方式看上去似乎区别不大，但是它呈现出希腊人是如何把研究哲学当作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而不是单个人的活动。

柏拉图并不会把自己当作其对话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出现了。最初，他是作为历史上的人物苏格拉底的模型出现。在后期的对话中，柏拉图是将苏格拉底或其他人物作为他自己的多位代言人。但柏拉图会一直注意保持距离，这样，他就可以在不完全投入的情况下试验理念。其他的哲学家也曾选择这种对话形式，通过非正式的认同最接近他们自己思想的人物，来表达一些对他们而言太过危险而不适合公开支持的观点。即使在现在已被划分为自然科学的领域，伽利略也曾撰写了他的著作《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632），用对话的方式让自己与被视为异端的哥白尼的新天文学——日心说——保持距离的同时，仍显示出它相对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的优势。但他这个花招失败了：论证的获胜方在他的笔下太明显了。因此，罗马天主教会把这本书列为禁书并监禁了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1779）中，在隐藏他的颠覆性赞同上要做的稍微更好一些，他表达了对上帝存在的怀疑。由于被怀疑为无神论，他被爱丁堡大学拒绝，未能获得哲学教授的教职，爱丁堡大学选择了一位不太杰出的候选人。莱布尼茨和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年)也曾以对话形式撰写其重要的著作。由于观点更接近于宗教正统，他们可以清楚地表明自己认同哪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是失去了戏剧性的张力。

一般而言，哲学对话并不是看上去那样形式多元：它有各种不同的人物，但只有一位作者。往坏里说，它就是一场口技表演者与其傀儡之间的对话。在当代哲学中，对话仅仅扮演次要的角色。逻辑公式和脚注在对话的文体中显得局促不安。尽管如此，这种形式依然保留了其重要的优势。在一种说明的目的上，它以一种生动的、令人难忘的、结构清晰的方式体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读者的情绪更容易被想象中的人物之间的争论所吸引，而不是抽象理论间的逻辑不一致。

但是，哲学不正是要求一种理性的、客观的、非情绪化的冷静态度吗？从心理学上而言，这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在科学上，人们也会在拥有强烈动机时表现的最好。热烈的好奇心也是一种情绪。当你不关心问题的哪种答案是正确的时，你就不会警惕它们之间细微的逻辑差别。如果你喜欢一个角色而不喜欢另一个，你就会仔细观察他们对话中的潜在威胁或机会。你感觉到的这些情绪可能向你显露了一直伴随着你的潜藏的哲学本能。当学科文化奖励优秀的工作而不是糟糕的工作，奖励有效的论证而不是无效的论证时，即使是那些竞争性、对抗性和有野心的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情绪，也可以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中被利用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我们也看到了在哲学的论证中，这是如何可能的。

对话作为哲学研究的一种媒介仍然有用。有时候，比起认为对方是错误的，双方都认为另一方的理论是荒谬的。因此，人们无法从一种中立的立场来详细解释这些理论，因为要详细解释一个理论，需要以这个理论有道理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每一方都为自己辩护，这实际上就是对话的形式。举一个例子，在当前盛行的哲学逻辑中，有“概括绝对主义者”（generality absolutists）和“概括相对主义者”（generality relativists）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应无限制条件的概括绝对的一切”；后者认为“无论概括了多少东西，都会继续概括更多”。[“概括绝对主义”与“概括相对主义”是涉及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的争论。在任何理论都会涉及普遍性、概括性的情况下，关于“绝对的一切”的概念究竟是可扩展的，还是可直接获取的，概括性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又如何面对罗素悖论，这些都是二者的争论内容。引自牛津大学讲师詹姆斯·斯塔德（James Studd）的观点。]每一方都认为另一方的话语在以某种方式自我毁灭，都没有达到他们各自想要达成的那种理念。

由于缺少一场恰当的对话，在呈现了自己的观点后，用自己的回答来回应某些潜在的反对意见，这是非常普遍的。它是一种假想的同读者之间的对话：“如果你有兴趣做出这个反对，那这就是我的答复”。这通常有助于恰当地澄清这个观点所意指的，以及它并不涉及的。

怀疑论的讨论通常集中于与一位怀疑论者的虚构对话。当代的认识论学者非常关注思维的常识方法的脆弱性，以及与持怀疑态度的反对者的交谈。他们在下面这样的小型对话中将其戏剧化：

玛丽：你对这个动物园里的动物知之甚少。约翰：这不公平！我知道这个笼子里的动物是一只斑马。玛丽：你所知道的是，它只是一头被巧妙地画成斑马模样的骡子。这个动物园很可能经费紧张。约翰：我想你是对的。我错了。毕竟，我不知道这是一只斑马。

玛丽接下来的一步可以提议：约翰甚至都不知道他是醒着的，因为他所知道的就是他睡着了，正梦见自己在动物园。

约翰所处的这种困境也表明了对话中的某些危险。难道他应该不向玛丽的观点让步吗？如果他说：“别说了！你所知道的和我一样，它就是一只斑马。”他听上去有些教条和迟钝。一旦你的对话者已经提出一种可能性，你就有了对话的压力，需要你严肃认真地对待，而不是抛之脑后。这位怀疑论者无情地利用这样的礼节，切断了非怀疑论者脚踏实地的根据。哲学的文化通过对诸种离奇可能性不同寻常的容忍态度支持着这些怀疑的步伐。

约翰可以如此答复玛丽：“说得好！但是对于当下的实际情形而言，如果你不介意，我将只能假设我知道这就是一只斑马。”这听起来更有礼貌、更温和。但实际上，这只会成为一种不严肃对待玛丽观点的更圆滑的方式，就如同玛丽这样回答：“事实上，我介意。”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做出你的对话伙伴所不认同的假设，那么，你就是在把可怕的力量交给他们以支配你自己的思想。怀疑论者只会因太过高兴而没有利用这种力量将你拖入怀疑论的陷阱之中。你最好小心你所对话的人。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哲学是怎样炼成的》第三章<争论推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