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悲痛者而言，一种鼓起勇气的幻觉就足够了
“来吧，在翱翔的风景中，我能让纯真的话语重新发声。” —朱塞培·翁加雷蒂
开篇之初，一份简单、耳熟能详的简介是合宜的，因为，人生履历中的某些要素已然在其生存构成和文化构造中变得举足轻重，也因此会在朱塞培·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的诗歌中得以触及。1888年2月10日，翁加雷蒂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意大利侨民家庭，双亲系卢卡城圣孔库迪奥(San Concordio)人，因作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工作人员而移民于此。诚如另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意大利作家恩里克·佩阿(Enrico Pea)所描述的那样，翁加雷蒂于1912年赴巴黎求学之前，曾就读于雅各伯瑞士法语学校(Ecole Suisse Jacob)并与亚历山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接触。在非洲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以某些关键字眼，如荒漠、游牧民族、绿洲、贝督因人、茉莉等，丰富着他的诗篇，成为那段历史的招魂者，满载着象征意味。
在巴黎求学期间，翁加雷蒂接触到当时欧洲的先锋艺术家。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翁加雷蒂以普通士兵身份应征入伍，在卡尔索和法国前线作战。战后返回巴黎，直至1921年移居罗马。那么，可以将其定义为法语诗人吗?毫无疑问，是的。翁加雷蒂的首批诗作系法语写就，而法国诗人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老师(这条脐带从未真正被剪断过)。
那些年，意大利人民过得并不太平，反而是备受煎熬。1936年，翁加雷蒂受巴西圣保罗大学之邀，前往当地教授意大利语言文学。在此期间，翁加雷蒂承受了丧子之痛，其第三部诗集《痛苦》(Dolore)中的部分诗作即为悼念幼子的。翁加雷蒂在大洋彼岸任教至1942年，同年返回罗马，任罗马大学意大利现当代文学教授，直至1958年退休。1970年6月1日逝世于米兰。
从上述简略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翁加雷蒂从20世纪初的巴黎文化环境中汲取养分，那是一个面临着严重思想危机的时代，一切价值观、文化架构及系统均遭到严峻的质疑，以法国首都为中心，诗歌、音乐、造型艺术均爆发了前卫革命，上述革命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齐聚于此，从毕加索到斯特拉文斯基，从马里内蒂到康定斯基，从阿波利奈尔到格特鲁德·斯泰因等。在巴黎，翁加雷蒂结识了索费齐和帕拉采斯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和意大利前卫杂志《拉切巴》(Lacerba)的合作。他的第一批诗作(大约创作于1914年)于1915年分别发表于《拉切巴》(Lacerba)及《黛安娜》(La Diana)上，追根溯源，不难看出拉弗格，尤其是阿波利奈尔和马拉美的影子，阿波利奈尔也同样影响了克拉齐尼、帕拉采斯基、索费齐。
翁加雷蒂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埋葬的港口》(Porto Sepolto)1916年出版于尚是战场的乌迪内，1919年再版时增加了《最后的日子》(Derniers jours)里的部分法语诗，并更名为《覆舟的愉悦》(Allegria di naufragi)。该诗集于1923年再版时又被重新命名为《被埋葬的港口》，而1931年再版时最终定名为《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曾经写道:“许多人十分好奇我为何将第一本诗集命名为《被埋葬的港口》。大约16和17岁，或者稍晚，我结识了两位年轻的法籍工程师蒂勒兄弟:让(Thuile Jean)和亨利(Henry)。我们共同的兴趣便是写作......这两位朋友从其父亲手里继承了许多精心筛选的藏书，并以当代诗人与作家的作品丰富了这批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藏书......蒂勒兄弟曾多次向我提及一个港口，一个被湮没的港口，其历史甚至可追溯至托勒密时期，证明亚历山大之前就存在着一个同名的港口......对于其历史，我一无所知。我的故乡之城日益憔悴并渐渐消逝。假如一切都荡然无存，甚至连前一刻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存续，我们又将如何重觅其根源?......书名便来自那个港口。”在另一处，翁加雷蒂也提到:“任何一个被湮没的港口也是一切我们无法解读的秘密。”
对于第二个书名，翁加雷蒂解释说:“很多人认为诗集原来的名字—《覆舟的愉悦》，有些怪异，如果周遭的一切不是时间的遇难者，不被岁月吞没、窒息、折磨，或许才是真正的非同寻常。一切的瞬间因其稍纵即逝而带来欣喜，这瞬间，是唯有爱可以从岁月的手中扯下的瞬间，这爱，是死亡也无从战胜的爱。正是从那里，若死亡君临的感觉无从驱散，瞬间的欣喜，那喜悦的泉源将永不会涌现。”
从以上两段互为补充的表述中(围绕某些字眼如瞬间、虚无、秘密、岁月、爱、死亡、意识等)，人们不但能够捕捉翁加雷蒂第一本诗集的思想，甚至还包括诗人的整体诗学，这一诗学体现在其形式、结构、哲学要素当中，发展、演化，但从不自相矛盾，也从未被超越。一本诗集的每一次再版，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作品修订，某些诗作修改程度之大，简直可以新作等同视之(不过，并不因此损害此前作品的本质)，这一修改也是首批批评成果，也就是说，翁加雷蒂的诗，处于运动之中。
的确，从帕拉采斯基到里波拉，从索费齐到斯巴尔巴罗，几乎每个作家的作品都会出现重写和变动，通常是为了删减一些过于前卫或“非诗”的表达和形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诗歌在传统意义上的尊严:对传统进行修复而非复兴，是一战结束初期的典型回流现象。
翁加雷蒂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但是，对于最初发表于《拉切巴》的大多数作品而言，最常见的改动集中于碎片式的、闪电般的灵感(绝非印象主义式的)，不断地从叙述困境或叙述冗余中加以剥离，从而约减至近乎陈述的地步。作品首先围绕着最原始的元素—词而展开，一个词独立存在，具备巨大的语义能指，允许某种具有自主性的最大程度的表意扩张，正如康提尼所言，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子”(monade)。由此，韵律和句法被整合为某一句诗行，这一诗行倾向于围绕那个词而不偏不倚地自成一体，并进行自我简化，与此同时，类比手法摇身一变成为最贴切的逻辑与认知模式。
其结果，抵达了表现在那些“可耻的”简短、极具始基性的陈述性诗歌中的实质，这些诗几近格言，如《永恒》(Eterno):
“一朵采摘的花和一朵馈赠的花之间
无以言表的虚无”
或者《晚霞》(Tramonto):
“天空的红润
绿洲向着
爱的流浪者苏醒”
或者《今晚》(Stasera):
“今夜，微风的
栏杆，只为倚放
我的忧郁”
或者名闻遐迩的《清晨》(Mattina):
“我破晓
无远弗届”
上述诗句，通过自然之物(鲜花、蓝天、清风、大海......)表达出介于感官与感伤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惊奇，进而达到极具始基性和浓缩的程度，体现出伟大的新颖，以及源自翁加雷蒂诗歌自身的最为激进的创新。
翁加雷蒂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则，甚至是整个结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诸如比较性意象的选择，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一选择保留着大自然和种种现象所带来的启发，并以最为经典的隐喻模式加以展开:
“死灰色的海
甜蜜的不安颤动
犹如一只鸽子”
或者
“我长大了
犹如弯曲的茎干上
皱巴巴的布条”
或者
“一如这块石头
是我的哀痛”
或者
“我犹如
可怜的小船
犹如淫荡的
大海”
或者
“我采摘这
白昼，犹如
自个儿变甜的水果”
尽管如此，翁加雷蒂保持了某种信任，它逐渐浮现直至令人信服地成为最为明确的诗歌理由。
翁诗中所展现的话题(带着那种“喜悦”所宣告的激情，因此也是重新开始的希望和能力)围绕着相互对立的生存焦虑、肉体的沉沦以及引向救赎目标的紧张，后续诗作被赋予日益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羊—狼”(agneau-loup)，羊和狼的结合体，被视为受罚之人的象征，生物、人类和大自然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被置于战争或人类生存环境的令人绝望的悲剧之中，在此，勇气成为一种奢望。在“羊—狼”境遇中，上帝戏剧性的、温情的临在是向着绝对者的奔冲。由此，诗歌的暧昧，拽紧了终极与历史、记忆与回忆、怀旧与情感之间背道而驰的矛盾，并讽刺性地从将“喜悦”及“覆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诗集名称中得以彰显。
从第一部诗集的最后几首诗开始，诗人已然在开创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与之前的诗作大相径庭的新阶段，即不再致力于如何打破传统格律，而是对重新发现的素材进行重组，重建诗节和修辞。这便是《时间的情感》(Sentimento del tempo)的新颖之处，该诗集1933年出版，1936年进行了修订。
需要重申的是，一战后，整个意大利文化，包括诗坛和政坛，都存在着一种趋势，即寻求和维护一种可以重新安顿混乱现实的安全稳定的秩序。另一方面，《声音》(Voce)杂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在寻找某个能够确保一切价值的合理性的新秩序?《巡逻》(Ronda)杂志的新古典主义不也试图修复那被黄昏诗派及未来主义讥讽和拒绝的崇高?除了抵制颠覆的秩序，彼时的政治纲领又能承诺些什么呢?实验主义的辉煌在那场前所未有的最为可怕的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中黯然落幕。
在1922年出版的《巡逻》杂志上，翁加雷蒂写道:“奥秘是存在的，就在我们心里。只要不将其遗忘。奥秘是存在的，并与奥秘并存，相同的步履，相同的尺度。”数年后，在谈及《颂歌》(Inni)时(新诗集中的部分)，翁加雷蒂认为:“问题不再是如何理解那工具性地阐明奥秘感的尺度，而是在一场语言危机面前睁大双眼......换言之，即面对摧毁文明的威胁。”以上两段注解可作为理解《时间的情感》的前提。如果说在《覆舟的愉悦》中，人们冒着危险从一种历史的机遇中去获取安全和好不容易从历史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秩序，那么，在《时间的情感》中，人们则立足于一套玄学系统，重新回头去理解历史的临在，问题在得到可靠的答案之后被提了出来(那一问题的答案成为某种反复出现的程序。“翁加雷蒂，悲痛之人，一种鼓起勇气的幻觉对你而言就已足矣。”对于悲痛者而言，一种幻觉就足够了，他试图鼓起勇气，想要因此得到安慰)，那一幻觉和今天的确定性具有相同的本质，虽然如此，或者说，恰恰由于一种根本上是基督教的本体论秩序内部的摩擦，这一确定性得以被寻求和安置。
翁加雷蒂将法国先锋主义的经验(诸如拉辛、帕斯卡尔、马拉美和瓦莱里)视作珍宝，但对其进行了转化并纳入到意大利传统之中，并从彼特拉克至莱奥帕尔迪的伟大的抒情诗流派中，寻找更新过的声音。同样地，翁加雷蒂重新恢复了传统的十一音节诗句(endecasillabo)，作品随之从《覆舟的愉悦》的分音节和陈述句转向长诗。存在式基本话题，此前诗句被约减至霹雳般的分音节字，而今又重新回归传统的句法及韵律结构，信仰上的焦虑亦通过象征、肉体和情感的方式得以强化。翁加雷蒂采用了大量巴洛克式复杂的隐喻及神话式写作手法(巴洛克是继彼特拉克和莱奥帕尔迪之后，翁加雷蒂的第三大“发现”)。死亡变成了死神，神话人物如克罗诺斯与塞壬，阿波罗与朱诺，该隐与宁芙们，均被安置于一场介于欲望与怜悯，沉沦与救赎，诱惑与幻想，神恩与理智之间的基督教式的冲突当中。
需要重申的是，格律的选择并非一个抽象的程式，其本身就是一个能指，并从自身生成一个意思。在《时间的情感》中，《颂歌》和《歌集》(ilCanto)居于中心位置，但是，这是一组充满情欲的、而非含情脉脉的歌集，贪恋的“肉体”依旧桀骜不驯，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对最终的自由充满信心的重建的宇宙中，面对上帝时也毫不温顺。在一首关于被从伊甸园放逐却依旧无法忘怀“从前”的沉沦之人的戏剧性的诗歌中，该隐成为英雄，一个在欲望和对清白的渴求之间被无情拉扯的矛盾形象。
不过，在此还只展现出一场莱奥帕尔迪式的、理智的哲学探讨，而方式则是陈述性的，由此而表现出的诗句则简单而坚定。无论如何，从那时候起，悲剧性诗歌便成为翁加雷蒂持久的抱负，但始终是一个碎片化的方案(只要想一想《应许之地》(Terrapromessa)和《时间的情感》之间的紧密关联便可)。悲剧的舞台，不仅仅代表着乏味(乏味意味着不安，相当于法语里的ennui，是煎熬:一种令人振奋的悬搁和想要逃离的不适状态)、时间(这里不可与历史相混淆，后者只是时间的局部的约减:而时间则是历史之轴，是吞噬亲生孩子的克罗诺斯，同时，亦是“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即历史之前，和死亡之后)、贪恋(“当贪恋爆发/时间改变，易怒的你游荡/带着我的过去逃离我”)和死亡，而是将之呈现在一个乐观和自信的视角之下:“自其余的倾盆大雨我聆听一只鸽子”，或者“新的闪烁将卷土重来”。海难之后终将回归平静的港湾，好比雷雨过后的一只鸽子，直到在上帝的港湾覆舟。事实上，翁加雷蒂也如此描绘自己:
“一首渴望重建创造物与上帝关系的悲剧之诗诞生了，换言之，重建神秘与真实的关系。”
在创作《时间的情感》期间，翁加雷蒂居住于意大利并以记者身份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尤以都灵的《人民日报》(Gazzettadel Popolo)为主，部分文章被收录于1961年出版的《沙漠及沙漠以远》(Ildesertoedopo)，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翁加雷蒂后续诗歌创作的基础。尽管和诗集《情感的模式》(modulidelsentimento)保持着内在的一致，翁加雷蒂却将第三阶段的诗作整体命名为《一个人的生命》(Vitad’unuomo)，并重新和诸如《覆舟的愉悦》之类的历史悲剧建立起联系。于1947年出版的诗集《痛苦》围绕着三个大的人生事件:胞兄、幼子安东内托(Antonett)的去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从普天同悲到一种更为隐秘、熟悉、私人化的、个体的痛苦。
“我被以一种极度粗暴的方式加以注视，失去年仅9岁的幼子后我方才意识到死亡为何物。那是我生命中最为悲痛的事件。我清楚死亡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便已知晓;然而，唯有当我最美好的部分被夺走，自那一刻起，我才开始切身地体验死亡。《痛苦》是我最喜爱的诗集，是我在最可怕的年代，扼着咽喉完成的。”翁加雷蒂如此写道，并特别谈及该书的核心片段，由17首诗组成的《日复一日》(Giornodopogiorno)，原命名为《日记》(Diario)，作品中，诗人想象与幼子对话。此刻，象征(因为，死亡是《时间的情感》的基点)向人物、事件和在折磨与慰藉之间得以悲悯和强化的情感让位，当然，也包括向战争让位。如今，历史已不同于《覆舟的愉悦》时的历史，祈灵于雄辩术，一首以祖国为主题的最为悲剧性的长诗。
一方面:
“岁月，谁知道，将会带给我
什么别样的恐惧，
但是，我依然感觉得到，你近在咫尺，
带给我安慰......”
(《日复一日》)
另一方面:
“此刻，山羊和绵羊
惊慌四散，沿着大街
那已是都市的大街，使它们悲痛;
此刻，一个历尽海外流亡
撕裂的民族，
经受着流放
愚蠢的不公;”
(《还有你，我的河流》)
而中间，或许是一条(门的)铰链，是翁加雷蒂诗歌中最古老的天命:“来吧，在翱翔的风景中，我能让/纯真的话语重新发声。”
而今，翁加雷蒂的修辞技巧，在一种趋向抽象手法的巴洛克式的复杂句法构造中，臻于形式上的完美巅峰。此处的焦虑成为拯救古老人类的焦虑，是将传统传递给我们的文明进行整合的焦虑。恰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差异:在一个充满深刻危机的时代，危机使得诗人们将各自的生存悲观引向消极的本体论[诚如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所说:“那无以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我们不稀罕”(ciò che non siamo, ciò che non vogliamo)，而翁加雷蒂则在其充满“覆舟”的“愉悦”的个人命运中，发出了罕见的、扎根于对人类命运充满信任的乐观声音，对于诗人来说，这一命运随后则以富有诗意的宗教性体现出字里行间和诗篇中的乐观的自信:在失去一切信仰的悲剧性的半个世纪中，这是翁加雷蒂人生路途中不变的主线。
如果说，在《痛苦》中，古老的人类在命定的悲剧中寻觅或祈求，那么，明天将在神话与寓言中重新追寻:这便是出版于1950年的《应许之地》的主题，从1932年起，翁加雷蒂便已构思和酝酿这一诗作(当时，翁加雷蒂致力于翻译贡戈拉，以及莎士比亚、拉辛、布莱克和马拉美等人的十四行诗，并在译诗和创作于沉思之际的诗篇之间建立起越来越恰如其分的交流)。
该诗集的核心是《狄多灵魂状态的描述性合唱》(Cori descrittivi di stati d’animo di Didone)，一场会一再发生的悲剧片段，也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的片断。“19篇合唱试图悲剧性地描写青春最后的微光和个体的分离，或者，与某种文明的分离，因为，文明也会经历诞生、壮大、衰微和陨落。这里试图置身于一段经历了消亡，使人反感、痛苦和绝望的神志昏迷的爱情，以幸福时刻的重现，迷惘的不确定性，以及令人不安的羞怯来赋予一出悲剧以切身的体验。”
狄多“便是人性与道德之间对抗的经验”。
翁加雷蒂的诗作越来越频繁地触及记忆和缺席，也就是说，源于历史偶然性的诗作。在此意义上，《应许之地》与1960年出版的《老人笔记》(Taccuino del vecchio)合成一本完整的诗集，作为悲剧性诗作的续篇，并敏锐地将那位“老人”及其眼中的存在性维度呈现出来。
《老人笔记》包含二十七首《最后的合唱》(Ultimicori)，其中，翁加雷蒂的传统主题，诸如时间、神秘、尺度、不安和焦虑，得以清晰辨识，而今，这些主题经受了因年岁递增而带来的智慧的过滤，它略略平息了《颂歌》中的欲望、激动人心和手足无措的狂躁，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更加简洁的清明，也正因为这一智慧、结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形式和韵律原因，使得试验风格面目一新。但是，自《覆舟的愉悦》以来，那处于时间中的事物，在一个总是在某种大地上的“流亡者”“流放者”的状态中流淌的时代，就变得“与异类无异”。狄多、帕利努鲁1等悲歌中的人物，集古老的欲望、折磨、希冀和慰藉于一身，在某种最高的意义上，与1952年出版的诗集《一声呐喊和风景》(Un grido e paesaggi)中的《小小独白》(Monologhetto)一道，构成了悲剧性的范例。
最后，犹如神龙摆尾，以一种最为甜蜜的忧郁和出乎意料的方式，爱重新总结了诗人漫长的一生及其诗歌生涯的意义。此刻，这首为某位现实中的女性而创作的牧歌，如此罕见和隐秘，由于死亡的君临，从而迫不及待地、试图跃跃欲试地打断话题。那是1969年:
“太阳在你里面闪耀与
复苏的黎明一道。
能让我出于不得已，相信
兴高采烈的大海?
今天是肉体的骗局
持续损坏一颗因
极度兴奋而疲惫的心。
每一个目的都使它失望
除了结束，请勿回返
奇迹，双目失明。”
(《独白》)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诗选》前言《历史的招魂者》。作者为福尔克·鲍尔蒂纳里（意大利作家、文学批评家、都灵 大学意大利现当代文学史教授。），徐嘉娜、刘国鹏译。
朱塞培·翁加雷蒂 (1888-1970)，意大利现代诗人、记者、散文家、评论家。与蒙塔莱、夸西莫多，并称意大利隐逸派诗歌三杰。早年受法国象征主义、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但对其进行了转化并纳入到意大利的传统之中，从彼特拉克至莱奥帕尔迪的伟大的抒情诗流派中汲取养分，进行崭新的创作。被视为现代意大利诗歌革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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