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没有毁掉一代人
作者：Lydia Denworth，《科学美国人》的特约编辑，也是《友谊：生命基本纽带的进化、生物学和非凡力量》（W.W.Norton出版社）的作者。 来源：中国数字科技馆-环球科学
（图片来源：Mark Zingarelli）
简单来说
关于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影响的焦虑已经达到极致了，以至于给孩子们智能手机有时等同于给他们一克可卡因一样。事实并非如此。
仔细观察社交媒体的使用状况就会发现，大多数年轻的聊天软件和Instagram用户都还好。过量使用可以导致问题，但许多早期的研究和新闻夸大了危险，却忽视了背景。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研究这些不同观点，寻找其中的细微差别，并探索更好的方法来测量社交媒体和相关技术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
新闻头条最使Amy Orben苦恼。2017年，当她还是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生时，她研究的是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交流。此时令人担忧的文章开始出现了。有的文章称，给孩子一部智能手机就像是给了他可卡因。而有的文章称，智能手机可能毁掉一代人。Orben认为这些极端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她通宵重新分析了一篇论文的数据，这篇论文将抑郁症和自杀率的增长和屏幕时间联系起来。“我发现对数据分析的微调导致了研究结果的重大变化，”Orben说道，“这些影响事实上是微乎其微的。”
她发表了几篇博客，其中一些是和她牛津大学的同事Andrew K.Przybylski共同发表的。“强力的声明需要强力的证据，”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然而这种证据并不存在。”然后Orben决定科学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改变了她的工作重点。和Przybylski一起，她开始着手严格分析广泛用于社交媒体研究的大规模数据集。
并非只有这两位研究人员对此如此关注。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的负责人心理学家Jeff Hancock，设置了一个提醒。其他科学家如果在论文中引用了他的研究，他就会收到通知。当通知在他的邮箱中堆积如山时，他感到困惑。在一份关于Facebook让人们变得更加焦虑的报告后，又紧跟着一份社交媒体如何增加社会资本的报告。“这些互相矛盾的观点是怎么回事？”Hancock想知道。它们怎么都在引用他的研究？他决定弄清楚，并着手进行迄今为止针对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最大的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最终，他收集了226篇论文和超过275000人的数据。
Orben，Przybylski和Hancock的努力取得了成果。这些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在2019年发表或报告的研究，为数字技术对我们精神健康的影响提供了背景。他们的证据显示，至今的研究结果复杂，是因为测量的影响本身就是复杂的。“使用社交媒体本质上是一种交易，”Hancock说道，“你得到的好处虽小，但对你的幸福而言却意义重大；你付出的代价虽小，但对统计学而言却意义重大。”重点是“小的”，至少对衡量两个变量关系强度的效应值而言。Hancock的荟萃分析揭示了在0.2的小范围内，整体效应值为0.01。Przybylski 和 Orben测量了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幸福感的百分比变化，发现社交媒体造成的青少年幸福感下降并不如吃土豆显著，相比之下，戴眼镜造成的幸福感下降还要更多。“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Przybylski说道。
此外，这项新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对社交媒体研究的严重局限性和缺陷。80%的研究是横向的（在特定的时间点观察个体）和相关的（将两个指标联系起来，比如使用Facebook的频率和焦虑程度，但这不能表明因果性）。大多数研究依赖参与者的自我报告，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不可靠的测量方法。几乎所有研究都只评估了使用频率和持续时间，而不是内容或背景。“我们问错了问题。”Hancock说道。研究结果有时候会被科学家，更多时候是被媒体夸大。“社交媒体研究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科学方法所有存在的问题，”Orben说道，“这是对我们科学家的挑战，让我们思考如何测量事物和什么类型的效应值才是重要的。”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从不成问题。过度使用会对幸福感产生潜在的影响。但社交媒体的影响似乎取决于使用者的年龄和心理健康状况，这是造成差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且，因果似乎是双向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道路。”Hancock说道。
希望该领域能利用这些新的发现开创一门新的社交媒体科学，为统计分析设定更高的标准，避免荒谬的言论，将更多在多个时间点对人们跟踪调查的实验和纵向研究包含在内。“我们不想处在一个我们说吃土豆会毁掉一代人的领域，”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Tracy Dennis-Tiwary说道，“尽管我们很担忧，但我们仍需团结起来，像科学家一样行事。我们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
对技术的恐惧
对新技术影响的焦虑和恐慌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不满当时将事情写下来的新传统，担心它会削弱记忆的力量。Thomas Hobbes和Thomas Jefferson都警告说，随着工业社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公共关系会受到损害。“在我们讨厌智能手机之前，我们讨厌城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Keith Hampton和在位于多伦多的网络实验室（NetLab Network）工作的Barry Wellman写道，他们都研究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广播、视频游戏、甚至漫画书都引起了焦虑，而电视据信将使美国低能化。
即便如此，移动电话、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带来的变化还是令人震撼。20世纪90年代，手机首次被广泛使用。截至2018年，95%的美国成年人在使用手机。增加了即时访问互联网的功能的智能手机，随着2007年iPhone的问世进入了主流市场，现在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都拥有它们。89%的这些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在青少年和50岁以下的成年人以及高收入家庭中，电子产品几乎达到全覆盖。非使用者的年龄多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穷人、农村地区或其他服务有限地区的居民。从2005年到2019年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开始追踪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这期间美国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联络、关注新闻、分享信息和娱乐的比例从5%上升到72%，这意味着使用互联网的成年人的比例从二十分之一飞跃到十分之七。
由于社交媒体是全新的，因此研究其影响的科学也是全新的。Hancock能找到的最早关于使用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发表于2006年。早期的方法有限也就不足为奇了。原任匹兹堡大学的媒体、技术与健康研究中心负责人，现任职于阿肯色大学的Brian Primack医生将这一领域比作对营养学的初步研究：“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从‘我们要分离出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过渡到‘不仅如此，还要分离出反式脂肪（trans-fats）和多不饱和脂肪（polyunsaturated fats）’”他说道，“要想做好研究，适应现状是很重要的。”Primack指出他自己早期的工作，比如那些仅关注整个社交媒体的使用的研究，就是不再准确的。“你可能每天花上两个小时给可爱的小狗图片点赞，而我可能每天花两个小时在政治、宗教和其他热点问题上和别人发生激烈的网络冲突。像我早期的工作一样，这些研究也将这些活动归为一类。”
很多该领域的人都对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家Jean M. Twenge的工作持批评态度。除了她的研究论文以外，基于她的书iGen，2017年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热门文章时就问道：“智能手机真的毁了一代人吗？”Twenge不是唯一一个发表关于使用社交媒体负面结果的研究人员，但是围绕她作品的宣传使她成为了最受瞩目的人之一。她指出，在1995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群心理健康问题急剧上升，并写道：“这种恶化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他们的手机。”她的研究将年轻人不断上升的抑郁和焦虑率与当时智能手机的普及相比较。Twenge承认这种联系是仅仅是相关的，但她认为她的结论表明了基于证据得出的事件逻辑顺序，并且应该被谨慎对待：“当我们谈论孩子们的健康的时候，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谨慎行事。”
没有人不赞同年轻人健康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Twenge的结论不能被科学支持。之所以要等待因果证据，是因为故事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她指出了一篇加拿大研究人员针对Twenge文章的纵向研究。他们分别对近600名青少年和1000多名年轻人进行了长达两年和六年的研究，发现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能预测抑郁症状，而具有抑郁症状的青春期少女据预测会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这就更加微妙了，” Dennis-Tiwary说道，“我们知道智能手机的使用既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起因，也可能是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解决方案。”
相关性研究有它们的用途，正如传染病学研究在无法进行随机临床试验的情况下，可以推测污染和日渐增长的癌症病发率的联系。研究社交媒体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Matthew Gentzkow认为，不夸大研究结果很重要，但他在谈及Twenge的研究时表示，“其中有一些相当惊人的事实。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智能手机是否是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但它们确实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线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加深入及仔细的研究，以找出真正的原因。”
一条双向道路？
这是最新研究要做的。Hancock的荟萃分析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关于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并没有测量相同结果。影响一般分为六类。幸福感的三个积极指标是：实现幸福感（有意义的感觉）、享乐幸福感（此刻的快乐）和人际关系，而三个负面指标是：抑郁、焦虑和孤独。Hancock和他的团队发现，更多使用社交媒体与除孤独以外的另外两个负面指标只是轻微相关，而与人际关系的好处密切相关，即使不是幸福感。（最大效应值为0.2，是更密切关系带来的好处）。他和他的团队还发现积极而不是消极使用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他们没有发现消极使用的影响，尽管其他人发现它是负相关的。）
研究人员如何提问题也很重要。围绕“成瘾”构建问题而不是更中立地提出问题，更有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在所有的文献中，仅有24项纵向研究，这是研究人员在两个时间点上比较幸福感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关系，并从统计学上评估变量和因变量的“黄金标准”。。在这些研究中，Hancock的团队发现一个更小但有趣的结果。“当你有高度的幸福感的时候，你使用社交媒体的次数会减少，这说明幸福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交媒体的使用多少。”Hancock说道。
在关于青少年技术使用的论文三部曲中，Orben 和 Przybylski解决了他们在以往分析大规模数据集时发现的三个主要陷阱。第一篇论文，发表在2019年1月《自然 ·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为提高透明度提供了背景和方法。它包括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三个数据集，这些数据来自35万多青少年。这些数据集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容易从中得出统计上重要，但是可能没有实际意义的结果。Przybylski 和 Orben计算得出，如果他们遵循标准统计学操作程序，他们可以得到大约10000篇表明负面屏幕影响的论文，5000篇表明没有影响的论文，和另外4000篇证明技术对年轻人产生积极影响的论文，而这些论文都使用了同样的数据集。
在新分析中，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规范曲线分析的技术，它可以一次检查所有可能相关的范围。从统计学角度上讲，这就像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数字技术的使用只与青少年幸福感变化的0.4%相关。数据中丰富的信息使得社交媒体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可以与吃土豆和戴眼镜作比较。数据还揭示了吸食大麻和欺凌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大（分别比其中一个数据集的平均值低2.7和4.3倍），而积极的行为，比如获得充足的睡眠和规律地吃早饭与技术的使用相比，与幸福感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正在尝试从这种只挑选一个结果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检视更全面的图景，” Przybylski说道，“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在现实语境下讨论屏幕带给年轻人的极其微小的影响。”（Twenge和其他人对解释百分比变化的有用性提出了质疑，称它总是产生一些可能掩盖实际影响的小数字。）
他们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在4月的《心理科学》杂志上，提出了测量屏幕时间的更有力的方法。他们使用来自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除了包括自我报告的媒体使用情况和幸福感的测量以外，还包括时间使用日记。在超过五年的时间里，参与这项研究的17000多名青少年被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他们每天要花10到15分钟来写他们一整天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使用数字技术。当Orben 和 Przybylski用他们的统计方法分析这些数据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使用数字技术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负相关。这些日记还能使他们了解到青少年一天中，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使用数字媒体的情况。尽管他们并没有将睡眠时间的变化视为使用社交媒体的结果，而只是更普遍的心理衡量值，但这不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最后，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心理学家Tobias Dienlin一起，Orben 和Przybylski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将纵向数据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种方法能让他们了解在特定的年份里更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在年末较平均水平是更满意，还是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以及这份满意度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改变他们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同样，影响很小且微妙。“一年中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变化只能预测对生活满意度变化的0.25%，” Orben说道，“我们讨论的是小于1%的变化中的一部分。”其中，研究人员发现社交媒体对女孩的影响比男孩大，Orben想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个人风险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真的想看看某方面相仿的年轻人是否更能抵抗不同的技术形式的影响，或是更易受伤” Przybylski 说道。
那么Z世代呢？
由于当今智能手机无处不在，并且青春期是一个发展期，青少年使用手机一直是一个令人特别关注的问题。父母的担心重点受到了科学家们的引导，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Candice Odgers说道。他们更担心孩子们的上网时间，而不是他们究竟在做什么。Odgers的个人工作表明，手机的使用量并不是问题。2019年夏发表在《临床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上，Odgers，北卡罗来纳大学的Michaeline Jensen和他们的同事们跟踪调查了近400名青少年两个星期，一天三次给这些青少年的手机上发问题。这项研究能让他们以天和周为单位比较心理健康状况和技术沉浸感。
社交媒体和青少年个人的幸福感有关吗？答案并不确切。最初的使用规律不能预测后来的心理健康状况，青少年在科技产品上花费的时间的多少并没有导致心理健康的恶化。
“最后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智能手机，而是针对公众和父母的错误信息，这是极为讽刺的，”Odgers说道，“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我们忽视了数字空间存在的潜在真正威胁和问题。”而在Odgers看来，她更担心隐私问题和来自低薪家庭的孩子们获得技术的不平等性。她还认为有些青少年在网上找到了许多急需的社会支持，成年人应该更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社交媒体2.0
这些研究仅仅是开始。它们帮忙弄清了社交媒体使用的总体情况，但仍需更多的工作。进行各式的研究将有助于梳理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在最近的一项实验研究中，比如，斯坦福大学的Gentzkow让1600多人注销他们已经通过电子认证的Facebook账户。他和他的同事们惊讶地发现，其他能替代的数字技术不升反降。“人们发现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变少了。” Gentzkow说道。这种影响是很小的，然而却掩盖了很多个体的变化。有些人喜欢这样不上网的生活，而有些人则怀念他们的网上社交世界。“Facebook为人们带来了很多价值，但尽管如此，他们使用量可能仍超过了最适合程度。” Gentzkow说道。“对很多人而言，适当减少使用量可以使他们更快乐，更幸福。”
很多研究人员正在尝试更好地测量屏幕时间。斯坦福的通信研究人员Byron Reeves和他的同事们开发了一项叫做Screenomics的技术，它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每五秒拍摄一次人们的手机。技术公司也发挥了作用。公司比科学家们更容易计算每个人花费在不同活动上的时间，但他们必须考虑信息所有权的问题，因此需要强调用户的隐私问题。Przybylski正推动这一政策的改变。“公司不应该获得免费的通行证。”他说。
新的研究也在寻找预测个体差异更好的方法。在Hancock的实验室里，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Angela Lee开创了一个新的方法。她通过人们的观念（即信念塑造现实）研究社交媒体。通过采访，Lee发现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类：社交媒体对他们是否有利（效价），以及能否控制它（能动性）。在这三项研究中，她和Hancock测试了近700人，发现对社交媒体的心态可以预测用户的幸福感。能动性有更大的影响。“你越觉得你能控制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给你的支持就越多，你报告的抑郁就越少，压力就越小，社交焦虑也越少，无论你说你实际花了多少时间使用社交媒体。”Lee说道。她在五月的心理科学协会会议上介绍了这项工作。
观念的力量提醒了我们拥有判断力的力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孩子们无节制地看电视感到束手无策，研究那个年代的Gentzkow说道。他设想告诉那些担心新技术的人，新技术可以让孩子们通过分享信息、照片和视频彼此互动。“那些人会说，‘哇，那真是太神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