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技术学大全》英译者前言

译者说明：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第一件事情就是声明：《技术学大全》一书，我只阅读了这篇前言。

█凡例

作为一个译介性质的系列，本来就只是我乱读书的副产品，目的在于让自己更好地看懂原文，我肯定不会花费太多精力，所以我非常爱护自己地放松了对译文的要求。但这些译文毕竟发出来给大家看了，所以我做出如下说明：

1、看懂再翻译。我不能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但我保证自己是看懂了（“排除合理怀疑”，最低层次的看懂，即句子的语法层面上的意义）之后再翻译的。虽然不能精益求精，但也不会不求甚解。

2、尽量做到明白流畅。我不能保证译文的流畅，但我已经尽量在保障上述程度准确性的条件下，不使用长句，让译文更加易读。学术著作的作者真的太喜欢用成分和从句炫技了，太喜欢用长句了，长句真的太长了，他们没吃药的时候一个句子能写小半页那么长。

3、可能会增补词语增加连贯性。对于因为中英文语法不同造成的直译硬译都不能给出通顺且准确译文的情况下，我用【】增补了少量便于理解的词语。

4、拿不准的不糊弄人。实在拿不准的，附上原文；连勉强的译文都无法给出的，不做翻译，填上原文，供有识者参考。

█一些翻译上的说明

1.《Summa Technologiae》一书的名字来自托马斯·阿奎那的《Summa Theologiae》，后者一般汉译为《神学大全》，而前者目前并没有通行的翻译。在两篇近期出现的关于此书及莱姆生平的综述性文章中（一篇为译文，首发于微信号“利维坦”，另一篇为“兔子等着瞧”的原创，见于豆瓣），这本书被称为“技术大全”或“科技大全”。考虑到：①Technologiae 与Theologiae在构词上的平行关系，以及②词根-ology的意思，我没有将其仅仅翻译为“技术”；③在本书中莱姆所称的“技术”，指的是人类自进化以来始终具备的实用工具、改造环境的先天本能，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后天工具化能力，我没有将其翻译为“科技”。为了同时表达这两层含义，只能将莱姆这本书的书名译作并不顺口的《技术学大全》。

2.由于本书英译者自己的专业背景包括媒体理论，她在介绍《Summa Technologiae》时引用了大量当代哲学家斯蒂格勒的理论，我从未接触过，这就成为了我试图实现凡例1“看懂再翻译”最大的障碍。我非常怀疑，在英译者讨论斯蒂格勒的那一部分，我是否给出了正确的译文。从《英译者前言》介绍斯蒂格勒理论的内容来看，斯蒂格勒似乎认为人在尚未成为人类学人类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使用技术的冲动，对于这种理论模型中的“人类”来说，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技术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环境——人类用技术的眼光标准看待整个世界。这种康德式的目光成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范畴”，于是，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过程就无法分辨地与其发明与使用的各种技术的进化过程纠缠在一起。我不知道斯蒂格勒是否给出了人类学、考古学的论证，或者他只是像他的许多前辈那样，通过假设某种未必真实存在的“史前状态”作为基础，发展自己的理论。即便那个虚构的基础被推翻，也不会影响过河拆桥、上房抽梯、得鱼忘筌之后发生的事情——既然河已经过了，房已经上了，鱼已近吃了。

但无论如何，对于外行人来说，英译者对斯蒂格勒以及相关理论的引用，达不到足以充分理解的程度，我想要在某种阐释学循环中验证译文是否正确的部分材料，完全在这篇引论之外。这是我需要事先声明的，并希望有识者提出见解。

3.配图均为本人所加。

4.（2019年12月22日增补）英译本前言中有一个印刷错误，造成了莱姆的一些观点可能会被误解。在一次文学评论家彼得·施威斯基（Peter Swirski）对莱姆的访谈中，莱姆说出了如下观点，这一段文字在Joanna Zylinska乔安娜·兹林斯卡英译本中是：

“I am terribly irritated by the contemporary injunction in North America that when one writes about someone, say a physicist, it has to be in the form ‘he’or‘she’.”

无论如何，这段话直译过来的意思都是，如果一位作者描写了一个人物，那么必须要用“他”或者“她”这样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指代该人物。这个意思根本就说不通，还能采用什么形式？“它”？“牠”？“It”？“hīe”？“hī”？

这次访谈曾经收入《The Stanisław Lem Reader》一书中。实际上，原话是这样的：

“I am terribly irritated by the contemporary injunction in North America that when one writes about someone, say a physicist, it has to be in the form ‘he or she’.”

《The Stanisław Lem Reader》中的文本

结合上下文看得更清楚，莱姆是在回答提问者为何他的小说中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如此之少时，说出这番话的，意思是在当时的北美国家，如果一个作家使用了一个性别不明的人物，那么就必须要用“他或她”这种复合形式取代指代单一性别的“他”（从语言惯例来说）。如果看过《政治正确床边故事》，就一定能理解欧美国家如今的平权运动在人称代词上的激烈道德高地争夺战：mankind，person，woman，这些词因为都含有指代男性的组成部分而被权力团体要求废除；我们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有时遇到性别不明的讨论对象是，有时也经常会用“TA”代替汉字。

从英译本的排印错误来看，我觉得责任编辑根本就没有看懂这段话的意思。否则“他或她”不会发生这个失误的。

█补记

这篇英译者前言，是我从2016年9月买到《Summa Technologiae 》一书时开始翻译的，翻译了大约四分之三之后搁置了。2019年12月17日，朋友小颓（A.K.A不流）微信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他在新出版的特德·姜小说集里看到了莱姆几部小说的出版预告。当即我就决定，把这篇闲置已久的前言翻译完成。2019年12月22日，我解决了最后一个翻译中的问题，发现原因是英译本中一个会造成误解的印刷错误，然后睡了一个漫长的午觉。晚上醒来的时候翻了一下朋友圈，看见兔仔等着瞧转发的一篇机核网的文章《译介 |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科学技术大全第二章》》，我他妈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兔子瞧转发评语是：“这个译者能注意到名字是瓦夫，就值得信任。”

从知道莱姆的名字不叫斯坦尼斯洛，再到知道斯坦尼斯拉夫竟然还不是他名字的正确读音，二十年了。在逼站上搜了一个波兰语字母的发音，才知道ł读作类似“乌”的音。其实大家恐怕看到莱姆名字的拼写都知道那不是“L”，否则就没有必要在上面加一个小斜杠，但是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人想要去认真求证一下真实的读音。这位译者或者是专业出身，或者是格外认真，没有放过翻译中任何一个“合理怀疑”，无论如何，都确实值得信任。（一个副作用：我把译文中所有的波兰语人名全部用谷歌翻译（在中国并未被禁，使用其服务完全合法）的发音引擎听了一遍，重新给出了译名！）

点开文章，译者“云将鸿蒙”说“本文一万八千字左右，我花了两天肝”，看到这句，我怹妈一下就从床上蹦了起来！这篇英译者的前言只有一万四千字，我花了三年半才翻译完。即便不考虑扔在一边根本不碰的三年五个月零若干天的时间，我自问能在两天内把这一万四千字肝完吗？——不能。没那个水平，更肝不动。

仔细读了一下“云将鸿蒙”的译文，非常流畅；打开英译本对照了几句译文，发现他（或她，这是莱姆最厌恶的人称指代方式）在翻译时能够将那些典型的欧洲语言中的长句处理得不留痕迹。厉害啊。

还是三年前我在这篇文章里引用过的马克·吐温那句话：“人人都在谈论天气，但从来没人为它做点儿什么。”三年后，这句我原本用来指责别人的话现在看来用来说我自己更加合适。我们要在太迟之前做出自己的贡献。

英译者前言：进化比它各部分的总和更伟大，但也没什么了不起： 论莱姆的《技术学大全》

Summa Technologiae初版书影

俄文版书影。在其他 多种语言的译本中选择俄语译本的书影，是因为这个译本封面的配色最舒服。

人类的存在，在这个宇宙中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还是个例外？文明的发展有极限吗？模仿大自然算不算是欺诈？意识是否人类主体性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部分？我们是相信自己的思维好，还是相信知觉好？是我们控制着技术的发展，还是技术控制了我们？

我们能够让机器有道德吗？人类社会与细菌群落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可以从昆虫那里学到些什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这本《技术学大全》，无疑是找到以上所有甚至更多问题答案的正确地方。

我选了Stanisław Lem最像尤达大师的一张照片放在这里作为他的标准肖像照

莱姆（1921-2006）最为英语读者了解的身份是小说《索拉里斯》（Solaris，1961）的作者。这部小说在1972年和2002年分别被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获得1972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史蒂文·索德伯格拍成电影。其实，世界各地的科幻爱好者多年以来一直在阅读莱姆的小说——这些富有独创性而且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小说，被翻译成超过四十种语言。即便如此，这位波兰小说家对于科幻小说的态度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以他激怒美国科幻与奇幻小说协会从而引发的争吵为例，莱姆毫不掩饰地认为这个类型中的大多数作品没有想象力，循规蹈矩，对于未来的看法目光短浅。莱姆自己的小说走的是一条非常不同的路。借鉴了科学研究成果，这些小说对于人类的技术，时间，进化，自然（及文化）有着深入的哲学思考。让莱姆的作品如此与众不同的则是他的反讽写作风格，充满了双关，玩笑和机灵的离题话。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这些令人手不释卷的关于时间旅行、外星生命和人类提升的故事，也是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各种形态的费解寓言。

《技术学大全》（Summa Technologiae）有可能是他最为完整、最为成熟的作品，是一部未来学、技术学和科学的论集，莱姆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哲学化野心，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书名模仿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莱姆建立了一个世俗的知识系统，意在与他的经院学术前辈竞争。他的《大全》着手探索隐藏在当代科学概念后面的前提与假设，着重指出支撑着这些概念的是“技术”这一观念。莱姆在本书的首页如此写道：

“在这里，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我们文明的许多方面，它们是从我们现在已知的那些前提中可以猜测和推导出来的，而不论其现实性如何。我们所假设的这个框架的基础就是‘技术’，即，实现某些一揽子既定目标的方法，这些目标由我们的知识和社会资源所在的状态提供其实现条件，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把它们看做是目标。”

虽然写于五十年前，《大全》从未失去其智慧活力和关键特色。从1964年莱姆出版此书以来，其中一些具体的科学议题也许有所发展或需要修正，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事情他都是正确的，甚至做出了成功的预言——从SETI计划的局限到人工智能，仿生学，搜索引擎（莱姆的“阿里阿德涅学”（ariadnology）），虚拟现实（他称之为“幻象学”（phantomatics）），以及纳米技术。当然，这本书延绵不绝的重要性是在其哲学讨论的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生物物理学家彼得·布特克（Peter Butko）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介绍《大全》的文章，将这本书描述为“关于进化的包罗万象的哲学论述：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进化……还有生命，人性，意识，文化和文明的进化。”

莱姆对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的平行过程做出的研究，以及他对这种并行性的探索，为很多概念奠定了重要的哲学上的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今天的媒体理论家十分随意地使用这些概念：“生命”（life），“缠结”（entanglement），“关系性”（relationality），但在莱姆那里，这些概念没有任何活力论者的傲慢，在他看来，进化“碰巧发生了”，我们可以这么说。考虑到现在人们对亨利·伯格森的著作和他的创造性进化理论再度产生兴趣，吉尔·德勒兹重读了伯格森；围绕着达尔文著作同样产生了多方混战和概念重建，莱姆探索进化以及生命在地球上兴起时不同进化线索的关键研究，以及他写作此类主题故事的努力，也没有失去任何重要性和及时性。

我们应当将生物和技术上的两种进化放在一起考察，他将此视作基本原理，这不仅仅是用类比进行论证，这种并行性也有着十分明显的现实维度。在《三十年后》这篇反思《大全》的文章里，莱姆解释说，这本书的关键思想是“一个信念，生命和（进化）过程经过生物学检验，将会成为一个启迪灵感的富矿，适用于未来建构一切可以用工程学方法处理的现象。”这就十分有趣了，我们在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原发科技化（originary technicity）理论中可以发现（并不易察觉），如此纠结的进化轨迹也有回声，这个理论是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Ⅰ》中提出的，得到了勒儒瓦高汉（André Leroi-Gourhan）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启发，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技术哲学与媒体理论的基石。

勒儒瓦高汉

关于地球上生命兴起的这种思考方式，当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打击，这种主义将人类置于所有生命的顶端。莱姆认为，不但进化没有任何计划，在其行为背后也没有任何首要目标，甚至看起来在进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系列跳跃，其间充满错误、开端失误、反复和死胡同。他主张，“既然降临于地球上并且用两条腿走路的尝试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想要为人类寻找一条笔直的谱系线索是注定不会成功的。”波兰批评家耶尔兹·贾赞布斯基（Jerzy Jarzębski）是一系列有关莱姆的出版物的作者，他指出，莱姆区分了生物学进化与理性进化之间的重要差别，拒绝承认前者的发展会自动带来设计能力的提升。早于道金斯认为进化是一个瞎眼钟表匠的看法二十年，莱姆的观点并非不那么浪漫，或者不如说更加反讽——正如《大全》的终章所宣告的那样，“《进化的嘲讽》。”在那一章里，进化被描述为在设计其自身的解决方案时投机取巧，目光短浅，吝啬，挥霍，混乱，毫无逻辑。进化最让我们感兴趣的产物就是我们人类自己，莱姆视之为“大自然最后的残遗体”，其进化过程，因为受到人类运用技术施加于自己的身体与周边环境的影响，被改造得无法辨认。不过，在莱姆一方看来，他对于这一迫近的变化并无惋惜之情，没有尝试捍卫“自然之道”或坚持人类【只能】具备有机器官，因为后者看起来既不耐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不实在（fictitious）。正如布特克所说，“哲学上莱姆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知道大多数人类将人看做万物的尺度……但在《大全》中人性没有地位：我们并不是进化的最高成就，【所以】要是进化现在停下来，就实在太奇怪了。”

为了深化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莱姆关于进化设计的思索和斯蒂格勒关于原发科技化的想法结合起来。两者一致将人类看做一直以来早已科技化、是在与科技发生的关系之中兴起的——从石器工具和火的使用到蒸汽引擎和因特网。斯蒂格勒解释说，这种从人类到世界的外向化过程，他概括为术语“科技趋势”，在更加原始的动物性冲动中就已经存在了。正是这一趋势令（尚未成为的）人类站立起来满世界够东西、造东西。“因为让双手发挥作用，不再是爪子，这就是在操作——双手操作的是工具和器械。只有达到了足以完成艺术、技巧和手艺（tekhnē[1]）的程度，才是手。”斯蒂格勒这样写道[i]。技术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模型中仅仅是一种工具，在斯蒂格勒的知识体系中则扩展到了包括整个环境。这一理论姿态允许这位法国哲学家假设我们技术倾向是天生固有的，也使得任何对科技的笼统谴责变得站不住脚，也注定了回归自然之地的任何尝试都会是徒劳无功——那想象出来的自然之地更加原始，因此也就更加值得信赖，更加真实，更加纯洁，更加胜利在望，据说它在科技产生之前正是这样。

伯纳德·斯蒂格勒，我选了他最像憨豆先生的一张照片作为配图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莱姆不允许我们对大自然的作品保持这种幻觉。对他来说，人类兴起的过程仍在持续，而且无疑地，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莱姆在《大全》中充分讨论过的信息泛滥，正是这种加速的结果。

莱姆这本书里讨论主题的理论框架来自（当时刚刚兴起的）控制论，以下段落就能看到证据：

为了求生，任何生物都具备控制环境、或最起码不屈服于环境的内在倾向，每一项技术实际上都是对这种内在倾向做出的人工扩展。内稳态——这个精巧的名字是用来指称平衡状态的，或指称虽然有着不间断的变化，却仍然可以得以维持的存在。内稳态创造了可以抵抗重力的碳酸钙骨骼和几丁质外壳；便于灵活移动的腿、翅膀和鱼鳍；犬齿、角、下颚，以及使得进食得以实现的消化系统；防止被吃掉的外壳及其覆盖形状。最后，在其使得有机体独立于环境的努力中，内稳态实现了稳定的体温调节。这样，诸多熵减的小岛出现在了总体熵增的这个世界上。

然而，莱姆本人也已经涅槃到这个总体熵增的世界之中

我们文明的历史，莱姆称之为“它的类人猿开场白及其可能的延续”，由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稳态在几千年间扩展其范围的一个控制论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性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另一种解释途径。现在控制论思想已经对媒体学、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数字化人文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得感谢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加里·沃尔夫（Cary Wolfe）和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e）的先驱性工作。这个特殊理论框架用于考察世界、自然及其中发生的诸多过程，能看到莱姆在这些人中，成为这一理论框架的心甘情愿而又爱挑剔的养父，真是十分令人开心。有趣的是，莱姆也可以将控制论研究置于冷战时期的政治背景之中，伴随着冷战中日益逼近的核战威胁，讲述来自“东方阵营”视角的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故事，在他看来，东方阵营正经受着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冲突与缓和的一系列振荡。以这种方式，《大全》成为了海尔斯《我们是如何成为后人类的》一书的重要别册。通过考察处在研究经费来源、由冷战所导致的两极对立思维这些历史语境中的梅西会议，海尔斯的那本书追溯了控制论的起源。

虽然超越了那种认为人类占据了生物链最高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模式，莱姆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出现是多么怪异的一件事，连带考虑他们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正如彼得·施威斯基（Peter Swirski）指出的，在《大全》一书中，莱姆与启蒙典型思想保持了距离，根据这种思想，人性可以超越部落特征，在现世建设出更美好的未来。他反而关注“我们无所不在而且看上去无法阻止的斗争与侵略的冲动。”这位波兰作家对智人（homo sapien）的理性持怀疑态度，他——像在他之前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那样——将智人看做“仅具备理性能力的人（Homo rationis capax）”。莱姆本人在《大全》第一章里不祥地宣告，“关于自己的危险趋势，人类比一百年前了解得更多，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他的知识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到那时候，他将会利用这些知识。”已经变得十分明确了，在《大全》和莱姆的其他作品（尤其是在他晚年写的那些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小短文）中，他对作为进化产物的人类并不是特别乐观——不仅是就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的未来发展前景而言，而且还有我们当下的伦理-政治处境。莱姆的态度并不让人吃惊，正如之前解释过的，莱姆觉得，一旦知道了进化到底在作什么，就不会再信任它。相应地，我们【自己】也不能得到信任，起码不能总是或一贯得到信任。这一有限的知识产生于莱姆所辨认出的“在可以思维的有意识头脑与决定行为的潜在程序”之间的冲突，（后者）也就是基因，海尔斯是这么解释的。海尔斯还进一步暗示，莱姆作品中的能动性因此“具体化为会思考的头脑的无法逃脱而且具有悲剧意味的状况。”

说真的，正是他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伦理学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提出了最发人深省、最恰逢其时的问题。在1994年施威斯基对他的一次深度访谈中，莱姆以“从传统延续而来的伦理类型全部都在迅速失效”为基本假设，概述了他的伦理学立场。经历了各种形式权威的瓦解、世俗化进程、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的同时出现、对现实的病态逃避，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发现自己处于某种类型的“对真空的恐惧”之中，“结果是给了我们一种新类型的‘没有良心的人’。”这种悲观主义和对人类境况的伤感，明显都是哲学和文学中的熟悉论调，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做出区分，【一种是】被许许多多的形而上学叙事包装起来的对人类的悲观看法，其中有些来自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认为人类因某种原罪、或某种令其趋恶避善的内在缺陷而遭受苦难，【另一种是】更加现实主义的怀疑论者的论调，基于历史教训经验性地评估人类的缺陷。何况，对人类作恶潜力的这种定位，是通过使用减法开展的讨论：人类总归要使用他们的知识，莱姆是这么说的，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包括那些有害的事情，因为不管在世界上，还是在人类自身，都没有任何固有的东西可以阻止这种行为。人类在生物与技术的平行进化过程中获得了技术方面的知识，但还是缺乏内在的政治智慧，或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苏菲”，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制造武器，而不是生产器皿；要战争，不要做爱。政治体系、国家与组织的政策、道德律、文化价值观可以阻碍如此消极且有害的转变出现，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政治和伦理都发现想要跟上科学的发展太难了。结果就是，它们来得太迟，什么都阻止不了。这种因其自身能动性而受到限制的自由，加上缺乏与他人如何相处的知识，为人类的悲剧状况做出了贡献。

对莱姆而言，“道德规范是人类对自己历史的本质性贡献”，为无视道德的达尔文主义模型增添了人情味，增加了结构感，同时也方便了作者“以态度鲜明的观点”为他的文学作品收尾，贾赞布斯基这么认为。同时，贾赞布斯基指认了莱姆故事中的一些逻辑缺陷，尤其是关于后者认定理性发展不受限制的信念，莱姆声称这种发展将会压倒人类的智慧，导向一个尚未明确但可能非常危险的方向：造成宇宙级别的死亡，哎呀。贾赞布斯基在强调莱姆这些思想的末世论方面的同时指出，这些天启降临、世界末日的话题，传统神学应对得要更好一些。也许这能解释为何莱姆具有一种倾向，“想要为他构建的那些世界配备脐带或安装入口，通向物理的、而且是用非专业术语表达的超验理解。这样就有可能把末世论难题移送其他世界，卸下我们在已知宇宙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担。”有鉴于此，我有理由认为，莱姆或许是下意识地将一些人道主义的碎片从他理念的后门偷运了进来。他不时表现出的斯威夫特式的厌世主义掩盖了他对人类状况的惋惜之情，也掩盖了他对人类状况能够得到改善的殷切期望——这种改善只有在形而上学之中或是在小说里才能够得以实现。同理，莱姆在《大全》中概述了佛教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清静无为，他对此提出的尖锐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他自己的技术科学思想。

不过我们可不能低估莱姆这些多方位批评的力量。在一个科学得到认真对待，而威权被限制和怀疑的世界中，他所提到的这些技术如果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将会成为促使知识与文化发生真正转变的动力。真的，莱姆在论证的时候，怀着对科学争议与发现的痴迷，他还是始终毫不留情地将奥卡姆剃刀运用于科学所提出的假设和命题。不过他本人对文学理论的各种“主义”始终抱有高度怀疑，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学派更是令他表现得脾气暴躁——他对“这位疯疯癫癫的德里达”没有怜悯之心，认为海德格尔是个“白痴”，冷嘲热讽那些以性象征做梦的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学家的病人，到了荣格学派那里又被认为是在以“原型”做梦。关于认知的本质，他抱有怀疑论的态度（按照帕斯里·雷文斯顿（Paris Livingston）的说法，不如说是“可误论”（fallibilism）。在这个世界上有某些脱离了人类控制的非人力量在发挥作用，他的怀疑论还结合了对这些力量的探索研究。正如进化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所证明的，这些力量主要是自然之力，但对个体人类的能动性被系统的作用力所战胜、与系统相抗争，不过有时也包括两者的协同合作等这些情况，莱姆也表现出了兴趣——不管这些系统是生物学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或许这就解释了莱姆如此热衷于事故、机会、运气以及博弈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如此流行）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向他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当代世界的有用框架。不过，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我们不能仅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理解莱姆。将莱姆区别于绝大多数技术哲学家的，不单是他的才情——以既有敏锐的智慧又有幽默感而为人所知，还有他将自己的哲学与科学讲成故事的能力。（这可不是说此处的“科学”是编造的，只是说它并不仅仅建立在数学语言之上，同样也依赖于文化上的特定符号学描述符，及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约定与假定。）

《大全》因此成为了不同种类技术哲学的样本，综合了充满智慧的严谨分析和更多是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的语言游戏。即便如此，科学，它的形而上学根基建立在客观性和理性方法之上，为莱姆在《大全》中采取的一贯立场提供了一个处变不惊的基础，可以说他对找出特定问题并提出相关疑问更感兴趣，而不是给出无论当下或是将来的确定图景。结合了科学的严谨与哲学的深刻，莱姆谦虚地自称：“我并不认为自己在主观上不会犯错。”因此，不论是对他所目睹的科学技术发展，还是在探索科学与技术中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知的界限时，他都同样程度地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那些不符合他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的思想学派缺乏器量（也有可能他就是单纯不喜欢它们）。例如，莱姆不在文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上浪费时间，但却目不转睛地关注由结构主义者为博弈论奠定的基础；承认不会太认真地阅读哲学著作，对他来说哲学只是科学的衍生物而已（【因此，】科学显然将哲学限制在了自己的分析性道成肉身之内）；还有，将女性在文学和学术上努力看做“毫无必要的难上加难”。

或许可以说，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莱姆的】这些思考以最多产、最自由的方式得以发挥。“关于科学的幻想小说”深深地植根于科学（是大多数时候与科学只有粗浅联系的“科幻小说”的对立面），为他的诸多思想实验提供了试验场地。虽然从哲学风格及其本身的学术性质来说，《大全》与莱姆的小说属于不同的类别，但它们都被独特的文学性所绑定，在其作者将语言文字当作一种可塑性材料，用于自身服从实验大局的创造性文化过程之时，这种文学性鲜明地展现出了自己，然而【语言这种材料】也不时显示出“材料耐性”。贾赞布斯基走得更远，他认为，对于莱姆来说，进化也只是一次“叙事”【而已】。需要再次说明，这番话的意思不是说进化并未真正发生过，只不过是说进化需要多种叙事性的修饰，【方可】作为一个概念而得以表述——或者说传播，借用《大全》喜欢使用的那种交流话语（discourse）——给身处他们特定社会文化与哲学文化环境之中的受众。在这里，贾赞布斯基发现，某种悖论出现了，因为进化无法通过推理【的方式】获得理解），“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将某种准合理的叙事强加于人。”正是这个原因，这种叙事需要“被融合进人类历史，与我们已知的某些东西作类比。”可以说，《大全》正是解决这一悖论的一次尝试。

说回莱姆的前述文学性，很多评论者提到他具有被安迪·索耶（Andy Sawyer）称之为“过度写作的风格”，以及他对怪诞诡异、对意象式与语言学夸张的热爱，索耶觉得这让莱姆成为了一位“巴洛克大师”。这种巴洛克手法以及经常出现的顽皮风格是莱姆读者的快乐来源，但却是他的译者的挫败感来源。这一长列人都是莱姆语言学和概念性实验的解码者：迈克尔·坎德尔（Michael Kandel），安东尼亚·洛伊德·琼斯（Antonia Lloyd Jones），彼得·施威斯基（Peter Swirski），展示出了真正的语言学功底，可以处理莱姆的许多自造词和复杂的语段转义（按，原文为turns of phase，可能是语言学上的术语，我没查到是甚么意思）。莱姆自己似乎非常清楚译者的任务是【在译文中】做出一些开放式的扩展，他这么说道：“文学阐释最佳策略的存在并不唯一，而是存在于内在联系与相互联系的组合之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莎士比亚译本，绝大多数都很好，不过，它们非但不完全一样，事实上还非常不同。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读者永远会喜欢这个译文的《哈姆雷特》，另外一些读者则会觉得别的版本更合口味。”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哈姆雷特》换成《大全》，【就成了】一份来自据说经常给他的译者们写分手信的作者令人宽慰的声明！

鉴于以上所说，翻译《大全》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有趣的智力和语言学挑战。2009年，Mark Poster马克·珀斯特教授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与我】接触，请【我】考虑翻译此书。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这并不是说我欣然就接受了这个机会，也不是说在接下来做出承担此项工作的决定时我没有感到惶恐。（即便这样，莱姆的一则轶事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位想要翻译《大全》的“年轻女士”，但是【她】“做出了很多努力，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故事反而激励了我！）身为莱姆的长期读者，一个在从事学术职业之前【翻译】科学与人文学科方面文本的译者，一个如今的研究领域正是《大全》所涉及的技术与伦理方面哲学的学者，我明白自己将要应对的是令人兴奋但同时也非常困难的文本，毫无疑问它将会弥散进我自己的哲学光谱之中，用光我的语言学看家本领。这真的发生了，我彻底“莱姆化”了。例如，莱姆的思想充斥在我翻译《大全》期间与莎拉·肯博（Sarah Kember）合著的《新媒体之后的生活：媒介作为关键过程》一书中）。进化过程得到严肃对待但又不被当作偶像加以崇拜；生命在它的生物学与哲学化行动中，需要人类的干涉赋予其意义并控制其随机演化，通过【了解】这些，帮助我总结出了可以称之为“批判性生机论”【的理论】。

《大全》初版于1964年，同年再版，后续版本（莱姆都做了一些修订）于1967年和1974年分别出版。本书依据1974年第四版译出，因为这大概是最新最成熟的版本。布特克解释说“《大全》本质上是一本正在进行之中的书：莱姆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修正错误，更新想法，这些读者经常是科学家和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2000年的时候《大全》在波兰再版，莱姆去世之后，作为2009年~2011年由《选举报》的出版商阿古拉传媒集团（Agora SA）发行的莱姆文集的一部分，又一次再版。——这个现象证明了莱姆的流行程度和重要性在他的祖国不减当年。莱姆本人似乎非常确信《大全》中的观点比他做出的任何具体科学预言都更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他曾经向波兰文学评论家斯坦尼斯瓦夫·贝雷希（Stanisław Bereś）坦白，“在我所有的讨论性著作中，《技术学大全》是最让我满意的一本。这不意味着说人们不能改变它的内容，但是，如果不是非改不可，那么就不该修改。这本书流传了下来，而且非常有活力。”不过，莱姆在1991年的时候也承认，他会很乐意出版一个极大扩充新内容的修订版，通过旁注、脚注或者其他什么方式，将他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己所写的东西的评论增补进去。他的两篇短文，《二十年之后》（写于1982年，附在《大全》第四版之后，内容包括他对未来学的反思）和《三十年之后》（在文中他回应了波兰哲学家莱赛克·考拉阔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他的书作出的评论），显示出作者对这本书“不留痕迹地沉没了”感到有些沮丧，不过他还是将《大全》中的一些【陈旧的】例证更新为它们刚出现的科学等价物（例如合成生物学和诸如可视电话、数据手套之类的虚拟现实装备）。前面提到的这些成果是为了展示莱姆在《大全》中正确预言了多少发明和发现——虽然他对人类的未来学图景抱有怀疑态度。“没有比未来过时更快的了，”他打趣说。

这个译本是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媒介丛书”准备的（英译者说了一长串关于这个丛书的无聊客套话，我一气之下全都没译），目的是为莱姆最成熟的本书1974年第四版提供正确的翻译，也致力于传达莱姆语言上的机锋。虽然【原书】有很多科学上的材料甚至术语都已经过时，【我也】并不打算将莱姆升级到二十一世纪，因为这本书“流传了下来，而且非常有活力。”正如每一个译者都不可避免的那样，我也在处理风格、语法，还有针对特定概念的语言学修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决定。我特别留意到莱姆对于调整第三人称单数“他”的强势态度，在以下段落中他表达了这种立场：“我感到非常恼火，当代北美国家强迫一个作者在写到某个人物时，例如一位物理学家，【如果性别不明，】就必须采取‘他或她’这种形式【指代此人】。我彻底反对这样做，当他们请求得到我的许可在美国译本中如此使用，我明确拒绝了。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印刷我的文本，但只能原模原样。这就可将上帝称为‘她’一样荒唐，这是一个奇怪的概念，既然他在所有的一神教中都是男性身份。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要改变这一点，这个传统又不是我创造的。”波兰语词语“rozum”，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本书中的讨论来说是基础性的术语，既可以翻译成“理性”（reason），也可以翻译成“智慧”（intelligence）（在“istota rozum”这样的词组中则是“有理性的”（rational）或“智慧生物”（intelligent being））。我选择了后一种译法，因为它在天体物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使用更加广泛。莱姆的“Konstruktor”勉强译作（rendered）“设计者”，但是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这个术语也有工程制造方面的涵义。莱姆在书中到处使用大写单词，这似乎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体风格以及视觉特色，值得特别注意。像“进化”、“设计者”、“历史”、“自然”这些词通常在文中都是以小写字母形式出现的，但忽然就会被大写——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注意这个概念在给定语境中的重要性。我保持了和原文一致的大写单词使用方法。

（致谢名单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