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户区的苏州女人
（一）
提到胡同，感觉是北京的专属，过去我误以为，指的是姥姥家所在片区。那是五六十年代建成的，几个国营工厂的职工社区，四四方方的平房，没有飞檐斗拱，占地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条条巷弄看似整齐，却无法畅通无阻从南穿到北，从东穿到西，会遇到死胡同，遇到斜路，或要绕一大圈，就我所知进入胡同的入口至少五个。户型不用画出来，一句话交代清楚，坐北朝南三间长条状。进门依次是厨房，杂室和堂屋，正常有三四个孩子的人家，会把空间继续分割，或想办法加盖。东西向的平行巷弄连接南北向主街，只有临街房能从东或西开窗或开门，其他房子东西与邻居共享墙壁，没法自然采光，北面窗户的光线对于整间房子，仅聊胜于无。即便大白天，朝家家屋里望去，黑压压的神秘中，走出什么人都会使你吃上一惊。直到上网搜索，明确其官方名称，名棚户区，搭配动词，改造。
挤挤挨挨的巷弄间，容不下树木，不管多小的树，都会挤占人的生存空间。姥姥家巷弄向东走到头，南拐几步，街东边有个铁门关着的单位。四五米高的铁门斑驳灰旧，预示其内部的废弃程度。推开右侧小门，看到宽敞主路通向尽头的联排平房，房子前竖着孤零零的升旗杆。路两旁间隔排列的圆柏，长期无人打理，仍保持谦逊的外形。圆柏后方有两排乒乓球台，被厚厚的灰罩住。不管春夏秋，地上始终铺散着落叶和碎枝，冬天则被雪埋住。这是个废弃的职业学校，无人理会的自然荒原，从里面腾空飞出的鸟硕大，叫声震慑四方。我试着走进去，被大人呵出来。我猜想，里头也许有狐狸出没，这想法多半受《封神榜》影响。照理说，紧邻逼仄生活空间的校园，适合附近住户散步休闲。但这理，显然是我的歪理。胡同人没有散步的概念，夜色浓到，在巷弄里看不清彼此脸，只有摇曳的黑影后，人们自动返家，晚饭后围着电视看《渴望》。除非盛夏的晚上，屋里热的坐不住，才跑到街上找寻凉意的蛛丝马迹。白天的休闲，是搬着马扎坐主街晒太阳，手里做着毛线活或摘菜。没人踏进这学校，它比墓园还不如，加之大人用些说法吓唬孩子，比如里面发现过尸体。若是放到30年后的现在，这里是绝好的“城市探险”地。
那时小孩儿们常在铁门外的水泥地上，蹲成一圈儿玩游戏。“摔画片”其时流行，若有人手持“神卡”，横扫玩伴的画片，由此积累大量“财富”，叫人眼红，他小心翼翼保存“神卡”，有人提出用多张画片去换”神卡”，他犹豫一下，摇摇头。若徒手拍，则最好转移阵地到巷弄角落的土泥地上，不然手掌会废掉，另外土泥地不平整，掀翻画片的难度也减小。在鼓足力气前，先往手掌里呼“仙气”，手指合拢手掌拱起，使劲朝画片边缘砸去。往往被喊回家吃饭时，手掌边缘通红，感觉麻木，筷子也拿不稳。玻璃弹球也有不少人玩儿。我还常在墙角捡到塑料枪的子弹，收集了一盒子五颜六色的子弹后，发现没有枪只有子弹，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再见到，就不再捡回家了。
平房区的房子，多是砖房外砌灰色水泥而成。从职业学校朝南走，第一个路口转东的街上，眼前一下子清亮起来，沿路是白墙灰瓦。路两侧的巷口，排列着江南风格的圆形拱门，灰瓦垒成圆弧造型。巷道宽敞，进拱门往里走不远是死胡同，只有四五户人家共享一条短巷子，门前全铺着水泥地，路边瓷砖贴成的长条花坛里，种着低矮的灌木，多为冬青。这条街全是双层建筑，二层架着锅盖状的电视天线，也有人在天台养鸽子。鸽群常下午出动，在空中变换流动的形状，叫声偏向后鼻音，像脑内的共鸣。多数时候我们离开姥姥家，会走这条路，因为路灯紧凑明亮，街道比西边的巷弄宽敞很多。这条路向东连接罗庄东街，某庄是某村的意思，某是大多数村民的姓，即沿用了农业社会的名称。罗庄东街东侧的居民区，那时已建成六层联排楼房，望向天空的视线被堵住一小半。
上小学后，跟巷弄里的同龄人玩，不再理所当然。每周来姥姥家只有一天，最多两天，也没上相同的学校，不足以建立社区同龄认同。每个社区的“角色扮演”游戏都略有不同，甚至有自己的“行话”。傍晚他们紧张“巷战”时，我只能靠着墙看，又兴奋又遗憾，兴奋于躲与追的张力，遗憾没人邀请我参与。相处时间最长的是大我半岁的表姐，但在家庭内部，竞争的意味要远大于相亲相爱。没有人玩，我便追着邻居家的狗，是“老佛爷”最喜欢的京巴，名叫多多。那时家家养京巴，20年后，它的主导地位被泰迪夺走。黄毛多多的特别，在于我觉得它特别，即便它对着所有人摇尾巴，性情温顺可人，我仍感到它对我比对别人更热情。
姥姥家在主街东侧，巷弄第二户，第一户门朝主街西开，并开了窗口做小卖铺，隔着主街，西侧巷弄第一户，是梁妞阿姨家，多多是她家的狗。方言多俭省，女孩儿称妞或妮儿，男孩儿叫孩儿。独生子女年代，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则不管男女，有时通称“孩儿”。大家叫她“梁妞”，多记不得她的大名。梁妞阿姨家有四口人，她妈妈（我们叫婆婆）、丈夫（我们叫周叔叔）和儿子周宇。在姥姥家的周末，多多在这两家来回跑，我跟着它也在两家来回跑。白天只要家里有人，每家都敞开大门，通风采光。那时没有防盗门，只有单侧木门，夏天用塑料网格布或藤条编成的门帘防蝇，冬天用旧棉被裁剪成门帘防风雪，门帘下部用布裹起来拖到地上，起到密闭的作用，也减少碰撞的噪音。
主街向北，过两个巷口，会走到死胡同，只能朝西侧巷弄通行，巷子窄的地方一米五宽，容不下两人推自行车相向而行，主街则有四五米宽。还没走到死胡同的街东边，即姥姥家北侧，是个大型公厕，这里“大型”是指，与平房区的其他公厕相比，且公厕外墙用白漆刷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叫它更显眼的是，公厕前方平台堆着垃圾山，山的高低取决于垃圾车来过后多久，这里是苍蝇的天堂。在一览无余10个左右蹲坑的女厕里，除了苍蝇，另一种能注意到的活物，是拱在粪堆里的白蛆。我暗自希望借孙猴子一根汗毛，把上厕所的过程快进，并尽快忘记看到的和闻到的。
姥姥家北侧尽头的小屋，应该是加盖的，门洞和房高明显矮一截。家里人口多，姥姥生养了四个子女，三个成年。我常住大堂屋时，从没进过北侧小屋，小屋窗户直通垃圾场和“嗡嗡”的苍蝇群。巷子口有个长方形雨水井盖，距离家门口两米左右，围绕它能做的事可多了。早上有懒人倒夜壶进去，虽说到公厕没多几步路，我家人自不会倒在自家门前。我们围着它刷牙，努力用薄荷味盖过异味。上午蹲在旁边洗菜，杀鸡的人，留下血腥的鸡毛现场和少许内脏。谁家抓来一麻袋的青蛙，也在那儿开膛破肚。穿开裆裤的小孩被大人把着，对准它尿尿。门口的井盖和屋尾的公厕，算气味的双面夹击了。在西侧主街上，拉粪车来时的味道总是盖过垃圾车，如果那头驴子不是用来拉粪的，多少想去逗弄它，但它拉着粪车来，街上晒太阳的人都跑回了屋内。尽管定期来，却没人记得铲粪工和垃圾工长什么模样。
（二）
梁妞阿姨家虽在一街之隔，两条巷子却不在一条直线上，她家更靠北，距离公厕和垃圾场只有几米远。但走进去的感受却大不相同。进门右侧是厨房入口，走廊搭了个小小的方形天井：屋顶铺着玻璃板（有时只铺一半），一侧墙边斜靠着自行车，几个绿植盆栽堆放在旁，墙上挂着雨衣帽子。你能想象主人在这里抬头看雨况，套上雨衣，脚蹬胶鞋，推着自行车外出。加之房子东侧窗户放进的光亮，长条形屋子的前半段是透亮的，绿植的味道充满狭小的过道，使你忘记公厕的存在。前行到餐室，饭桌上铺着白色钩花桌布，桌上靠墙有罐装的饼干，透明盒子里的糖果，没有剩菜剩汤，也没有防蝇罩下的馍筐。
那时我和表姐，总是抢小碗给自己盛饭，以便轻松完成“光碗”任务，但如果姥姥家的碗和梁妞阿姨家相同尺寸，我们就不必这样争了。不仅姥姥家人多碗大（最多时13人吃饭），吃的食物也大不同。我们冬天常吃大烩菜，白菜海带平菇猪肉炖成一盆。肉食以猪肉和鸡肉为主，多以酱油烹饪。再来是各种面食，茄丁番茄鸡蛋蒜汁拌面最常见，要么是豆角猪肉蒸卤面，或者粉浆面，一种像馊水的酸味浆水做汤，或芹菜丁玉米糊面。过年时，家里女人捏出动物造型的馒头，我最喜欢刺猬。她家很少吃面食，包括馒头和面条，以米饭为主，喜欢吃鱼，清蒸为主，还有各种水里的东西，有鳝鱼，螃蟹也是吃过的。每顿都烧的精巧，少有剩菜留作下顿。后来我才知道，她家是苏州人，在私营转国营，两家纺纱厂合并时，举家跟着工厂西迁。
90年代引入的配音电视剧里，有只叫莱西的苏格莱牧羊犬，叫电视儿童们深深着迷，包括我在内。多多论体格、论智商都远远比不上，但每到周末它闻到你、看到你，从远处奔跑扑过来的热情劲儿，也和电视剧一样叫人激动。梁妞阿姨跟着多多晃悠过来，手里打着毛线活，和我妈打招呼，“我家多多见恁妞就激动的不行，老远就闻到了”。“中午来吃饭呗”，我妈邀请她。“老太太已经做上了，吃完我们再去坐坐”，她又道，“喝酒可少不了周大山”，指的是她丈夫。她比我妈小几岁，杏仁脸，圆眼睛，鼻子像捏起来的，嘴也小巧，皮肤细嫩，精致似大观园画片人物，但一说话，全然不是那味道。干燥空气使嗓子嘶哑，丹田用力又显浑厚，但能听出上下跳动的语调，不像本地人说话，干巴巴像要吵架。在家她跟婆婆（她的亲妈）讲苏州话，以至于做了20多年邻居，我妈总是自信能听懂上海话，她潜意识认为上海和苏州是一个地方。
婆婆给多多喂食，总是很准时，像找在街上玩疯了的小孩儿，她把多多找回家。多多紧跟在她脚边，巴巴看着她的一举一动，我好奇跑去围观，只见她从冰箱里拿出小块猪肝，切成小指尖大的丁块，对馒头相同操作，两丁混合，倒点水搅拌，标准狗餐完成。没见她做过别的，永远是猪肝拌馍。那也是我第一次尝到猪肝的味道。婆婆个子小，细软的头发贴着头皮，上了年纪也有白嫩娃娃的感觉，围着灰色带袖布兜，小臂戴着袖套，好像有干不完的活。说话声细碎，是种不耐烦的吴侬软语腔，好像热情都被女儿吸走。婆婆只生了一个女儿。“独生的命弱，多个娘好保命”，早年有这样的说法，梁妞阿姨便从小认了我姥姥做干娘。
作为干女儿，周末姥姥家的例行聚会，除了大姨家三口，舅舅家三口，我家三口外，梁妞阿姨两口也会来。中午他们先跟婆婆吃好饭，喂饱了儿子，才会过来，或者周叔叔先过来。饭桌摆在堂屋，这是最大的房间，同时作主卧室。床和放电视的柜子在房间的两头，侧面是高大的衣柜，中间的空地摆着可折叠的圆形木桌，衣柜对面的墙顶亮着长管白炽灯。我不太在意他们聊什么，无非是孩子、工作或哪个熟人的近况，谁结婚了，谁又下岗了，好像满桌菜蒸腾的热气给我头上笼罩了保护膜，保护膜下只有打发时间的烦恼。群聚的大人干什么都是漫长的，菜上齐是漫长的，边聊边吃是漫长的，男人们喝酒猜拳是漫长的，收拾碗筷是漫长的，至少要等四个漫长，才能等到大人们随心所至的下午安排，愿意领你们去公园，自是再好不过，若是另有安排，你只能跟表哥表姐打打牌，或在街上干瞪眼，度过周末的下午。而看着一桌人围着一桌菜，热闹喧嚣，姥姥满脸的皱纹都填满了幸福。
男人们抽烟猜拳喝酒吹牛，不分先后次序。开场则必先讨论酒是谁带的，喝起来怎么样，预备喝几瓶。大姨夫聊出差到新疆甘肃青海的见闻，他是工厂的技师。舅舅较沉默，我爸声音绵软，叫人犯困。周叔叔嗓音圆润嘹亮，不费什么力气，声音就高过别人。“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一句话搞定”，“你信不信”，站在门外隔着门帘也能听到。他吹牛的套路连小学生的我也了如指掌，哪个亲戚认识厂长之类的领导，想办什么事打个招呼就行，跟领导去过多高级的场所。男人们喝到酒酣耳热时，不知怎么会敏感易怒，突然跳将起来指责，“你看不起我！”被指责的人连忙解释，“你听我说……”女人们闻声，从洗碗池前冲回堂屋，做拉架状，“喝多了，喝多了，少说两句”，愤怒的人喊，“我没喝多”。然后在“喝多了”“没喝多”之间来回拉扯，直到怒火自然熄灭。这种情况偶有发生，也没谁真的失去理智而动手。多数的和平收尾，他们会意兴盎然地上公共澡堂洗澡，先在酒精作用下掏心掏肺，再在水蒸气中袒露身体，才叫内外通达。若不去洗澡，则在家搓麻将或打牌，双升或斗地主。快到晚饭时间，男人们的眼睛已经被烟熏的发红。
午饭后，有时舅舅带我们上公园，成年人里他最爱带小孩儿玩。走出胡同的大马路边，有摆摊的套圈，5毛钱一个圈，多用藤圈或竹圈，连接处黏着塑胶布。老板要求颇为严格，圈只挂住物体的一角，不算套中。全没中时，他笑嘻嘻问要不要再来10个，若运气光临，他哭丧着脸，全身不情愿地把奖品拿给你，完全是客商的零和博弈。总体说是划算的，我们买了行动和期待，努力瞄准试了把，他则是被动承受。最近的公园叫老公园，从名字上也能知道又小又破，不能跟人民公园和儿童公园比。它建在某座桥头的河堤上，我分不清各种桥，因为它们全没名字（可能把桥当做路的部分），但不同桥头河堤上总有热闹商区，有的是狗市（宠物市场），有的是回民区的牛羊肉市场。公园里属于我的常规项目有蹦床、碰碰车和溜旱冰，但有场大概针对成年人的展演叫我印象深刻。
那是个流动的马戏团，说马戏团并不准确，没有狮子老虎跳火圈。在文化宫广场上，临时搭满了白色蒙古帐篷，帐篷门口立着印刷粗糙的一米高彩色广告牌，图文介绍里面能看到或刺激或猎奇的表演。公放的动感音乐音质极差，加上人声喇叭宣传，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我在一个帐篷门口交了钱。尽管在广告牌上看到预告，我仍是半信半疑。帐篷里又暗又挤，前方的台子围起来，能看到一个女人的上半身，与常人无异，穿着粉色纱边上衣，下半身被围起来看不到，她的肩膀上伸出两个头，长相和辫子相仿。在最初的毛骨悚然后，我想可能是双胞胎上身重叠的效果，但椅子转动，只有一个上身。她们没有说话，有男人站在旁边介绍。我不记得她们表演了什么，成年观众跟我一样呆住。那时我没有连体婴儿的概念，只觉得人的外形原来能千变万化，不是《新白娘子传奇》里演出来的。如果长得奇怪，是可以收门票被人看的，仅仅看就比坐海盗船惊悚上百倍。没有人陪我进去，我要到门票钱后就离开大人了。帐篷里所见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惊恐的景象很难描述，更难被人理解，像一场梦，面对的不是做错事要挨打前的恐惧，是站在蚂蚁的角落看到光怪陆离世界的恐惧。
舅舅缺席时，去梁妞阿姨家也能打发时光，但要等周宇弟弟午睡结束。撇开饼干糖果等零食不说，最令人心痒的是游戏机，手柄操作的《超级玛丽》。游戏机和连接的电视屏幕在堂屋，走进去，比房子前半段暗了许多，也用白炽灯采光。床靠北边墙，电视机前有把小巧的藤椅，周宇坐在床上或者藤椅上。玩游戏机默认的前提条件是，弟弟在玩，就是说，你唯一的理由是陪他玩，并且随时想着要让给他，不能只顾自己爽，这是缺省设置。有时探头到堂屋时，发现邻居家小屁孩儿，看起来跟周宇同龄，已霸占了手柄。但游戏上瘾的人，仍会每隔一小时上门查看下，看轮不轮得到你玩。这个房间里有儿童润肤乳的香甜味，混合些微尿味，后者可能来自公厕。除了玩游戏，我很少进去，尽管大人鼓励多陪弟弟玩。
周宇没跟我们去过公园，没玩过蹦床，没坐过碰碰车，更别提溜旱冰了。他五岁那年，先是发热无力，后来四肢疼痛，带去省会，后到北京看病，确诊小儿麻痹症，有段时间在搀扶下勉强能走，但很快彻底离不开轮椅。患病的头几年，梁妞阿姨常带他到外地看病，没办法上学，教材买回来，她自己教简单的算术和语文。主街和他家堂屋，相距十米之内，他的生活被框在这条线上，不算到外地看病，和上奶奶家走亲戚。他妈妈跟其他妈妈一样，酷爱给孩子晒太阳。他坐在藤椅里，被整个搬到巷子口阳光下，妈妈给他读故事，教算术，喂饭，按摩腿部。自然免不了托着他排便，在下面垫上报纸。多多凑近报纸时，他饶有兴味地看着狗，梁妞阿姨大叫我的名字，“快把多多弄走！”我跑去抓住它远离事发地。不得不说，在这事上，我对多多很失望，再好的狗子也改不了吃屎。
小孩儿的味蕾新鲜，对食物，特别是对别人有的吃而自己没有的，怀有无限热情，夸张的吃相看起来像几辈子没吃过饭。小学课间时，三四个人分吃“咪咪”，一种咸鲜的小棒零食，吃完不忘把手上的粉末舔干净来回味。但周宇没怎么显示这种热情，对家里常备的零食，和妈妈婆婆喂的饭，都很淡然。大概他没经历过正常儿童上学时感受到的饥饿，没忍受过看别人咀嚼时分泌的唾液，因为大人伴其左右随时满足。即时满足的还有玩具。大小各异的变形金刚，小霸王游戏机总能吸引其他孩子凑过来，这是给儿子找同龄玩伴的好诱饵，他家人会发现。在玩具的世界里，弟弟成了高手、指导者和拥有者，在玩伴心中树立起相应地位。在缺席学校评价体系时，这是唯一能抓住的判断坐标，而正常的坐标体系是比较学习成绩。但这远远不够，孩子早晚会对玩具腻烦，即使是小霸王，留住玩伴也是困难的。没能进入轨道的弟弟注定更孤独，跟三毛一样。
（三）
梁妞阿姨是主角，她的生命活力对我是个谜，就像我搞不懂住在回民区的舅妈如何信上了基督。一部长的没完没了的家庭剧集，像《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会给你错觉，觉得现实如此：日子长的没有尽头，每个成员各归其位，小矛盾带来趣味，基调稳定而温馨。我曾经对姥姥家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记事起，姥爷坐在胡同附近医院门口看自行车（被时代淘汰的工作之一），手上挂着绳穿的木牌，收费一角。我们经过医院时，叫他一起回家吃饭。他几乎没跟我说过话，呆看着自行车阵，也对我微笑。我印象他是老实寡言的老人，最普通的那种人，但他死后几十年，家里爆发的痛哭争吵中不断提到他。我才发现，在逼仄匮乏的环境中，伴随人的缺陷和有限，相处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伤害和情绪，像池塘里的淤泥不断翻腾上水面，并不会在人消失后一笔勾销。孩子面对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怨气和怒气，只有目瞪口呆。有时妈妈凶爸爸时，引发大姨和姨夫的争吵，有时舅舅叫舅妈闭嘴，表姐也跟着怄气，妈妈从不跟姥爷说话。大家庭小家庭的矛盾叠加，情绪的流动像万花筒的图案，叫人头晕目眩。矛盾翻腾起来引发的不满和争吵中，梁妞阿姨总是劝解和说项的角色，给怒火浇水，雨露均沾地叫各方得到舒心和慰藉。她不带情绪，只有着急灭火的情绪。体恤的话语、耐心需要足够的力量，温柔的力量，这是我理解的活力。
我跟表姐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大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中，互相看不顺眼。比如我不挑食，她不吃的东西能列一张纸。舅舅从池塘抓回来的青蛙，我毫无顾忌大啖之，她却站在道德高点照本宣科道，“青蛙是益虫”。矛盾终于在“火腿肠事件”中爆发。那年冬天爷爷去世，我爸妈回老家村里奔丧，把我留给姥姥照顾。一整个下午，我跟着多多在两家跑来跑去，表姐在堂屋看电视，姥姥做家务。冰箱门时不时被我打开，取出火腿肠喂多多，被表姐看到，冲来指责我，“火腿肠是给人吃的，不能喂狗”，我努努嘴，又跑出家门。直到快晚饭时，我回到姥姥家堂屋看电视，表姐还在哩哩啰啰讲火腿肠，谁买的火腿肠，火腿肠是给人吃的，火腿肠有多贵，等等等，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接下来的事叫人不可思议。过了十分钟，我俩站在黑漆漆的杂室走廊，我扬手“啪”打在她脸上，两人花了不少时间来反应。当下我看到房门口的灰墙和水泥地上，夕阳收走了最后一丝暖色，天光从铜青变暗。那几分钟，整个世界只剩下黑暗中的这道门影，一个施暴者，一个受害者，再没有别的人和物。我从来没打过人巴掌，也没被打过巴掌，挨打的地方通常在屁股和背部，跟同学打闹也多以背部或胳膊为着力点。唯一的解释是我对准了攻击我的目标，开合不停的嘴。片刻后，她大哭起来，捂着脸找姥姥告状。姥姥无法主持正义，她从来向着我。她总是埋头干活，仰头晒太阳，话语稀少。梁妞阿姨闻声而来，了解来龙去脉，表姐跟她诉屈时渐渐停下哭声。她没叫我道歉，或者教训我，好像我和表姐各错一半，已经抵消了。舅妈来接表姐时，梁妞阿姨跟她解释，两个孩子闹了小矛盾。后来这件事被大人当趣事反复提起，多了戏谑的味道，在沉默中爆发的画面。
没人因这事惩罚我，而我久久震惊于自己的暴力性。自然会受到挨打的影响，但大人打你总是你的错，无法克制偷看电视，或者偷零花钱，但表姐没有犯错，她只是啰嗦。再来施暴后伴随虚弱感和自卑感，隐隐感到这是粗鄙的，是被人鄙视的，是想叫表姐闭嘴又走投无路，成为笨拙的困兽，表明本质是兽性的。但暴力的快感和有效性显而易见，“啪”一声，结束了哩哩啰啰的嗡嗡声，就像按下收音机的暂停键，“咔擦”。另外隐蔽的感觉是，表姐对我和多多关系的嫉恨，如果把多多看成平等的伙伴。那段时期包括上中学后，会有为了朋友做惊世骇俗的事，能使友情变深刻的倾向，不顾酒量替人挡酒，跟捍卫多多吃火腿肠的权利而打人，有相似的特质。“我们是一时着急，不是故意的”，梁妞阿姨替我解释。表哥幸灾乐祸于表姐挨打，她又说，“我们没说错，火腿肠不好喂狗”。她把维护的对象和自己放一起，称“我们”。
梁妞阿姨家搬离平房区，是在“下岗潮”来到的四年后。这片平房区迟早要拆，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预期，只是他们早行动一步。在周叔叔的描述里，那个北边大马路之隔的小区房，是再理想不过的住所，一楼方便拐杖和轮椅出入，有小院子等于多出一间房，离周宇姑姑家近。这个新居是周宇爷爷留下的。但他们搬家后的头几年，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登门造访。直到十年后，我见到的小区是破败的，街道疏于清扫，路边灰尘淤积。从单元楼道走进房门，是从阴暗到黑暗，客厅不临窗，只有四五平米，是连接所有房间的枢纽。左拐到主卧室，看到房间另一头连接的小院子，搭着塑料雨棚，透出浑浊的天光。走进几步转身，猛然发现卧室门口坐着人，是患老年痴呆的婆婆，她只能发出“哦哦啊啊”的声音。不知道她坐的轮椅，是不是周宇留下的。
客观的物理距离，对人施力的作用是无法想象的，或许这可以解释，他们的搬家，成了物是人非的转折点。原来某个方位的亲切感，被凭空拔掉，应该不只有姥姥感受到失落。一开始，梁妞阿姨两口仍旧来周末聚会，渐渐大家心疼姥姥的操劳，把聚会场地换到大姨家、舅舅家或我家，后来频次降低。随着人口减少，每年减至个位数，再到仅剩过年一次，这时没人愿意在家折腾十几道菜了，下馆子解决。聚会频次减少的原因也包括大姨夫出差，爸爸派驻外地一年，梁妞阿姨周六上班。弟弟刚患病那几年，梁妞阿姨不上班在家照顾他，待他病情稳定后，周叔叔下岗。他寻了个类似门卫的闲职，事少钱少。尽管有婆婆的退休金，维持之前生活水平的开支仍然不够。梁妞阿姨开始在超市做理货员，收银员，到服装店卖衣服。为了赚更多，她批发童装，在劳动路摆摊。全市人都知道，下岗职工找不到单位、开不起小店，就到劳动路摆摊，是劳动人民的光明大道。她摆摊那段时间，我们去姥姥家的路改走劳动路，在依次排列的摊位中，找到她的，停下来，聊几句。样品挂在竹竿架子上，上下挂三四排，你若看中哪件，她在麻袋里找出对应的尺码来。没客人时，坐在竹竿架子旁的矮凳上，架子后头是运货的三轮车。可能是心疼，我妈总提到她手上的冻疮，我抬头看童装，看她皴红的脸，看左右摊位，极力避免低头看到她肿胀，咧着口子的手。极力避免和极力渴求的效果相似，能牢牢长在记忆里。凭我的孤陋，那时没见过其他人生冻疮，遂认为是她苏州人体质导致的水土不服，也许生活在温暖的江南就不至如此。摆摊持续了一两年，生意越来越差，又回到超市上货。之后她完成了函授教育，在超市里做会计，显而易见，这种办公室工作是她所有工作里最惬意的，至少我这样想，但也没维持下去，也许超市倒闭了。我爸又介绍她到学校招待所做服务员。
（四）
初一那年，一时冲动，我在街上花100块买了只白色小狗。没有训练的经验，没有处理狗屎的耐心，我对六楼阳台散落的狗屎，两手一摊做躺尸状。作为家里最有责任心的人，我爸把狗屎清理了，顺便将狗送到梁妞阿姨家，他们既有训狗经验，又有一楼院子的养狗条件。两个月后，消息传来，小狗跟着婆婆散步时走丢了。这事对我如微风吹过，没什么感觉。但我记起来，多多在那时已经不在了，是他们搬家后，多久死掉的，是被偷了，还是不小心吃了老鼠药，不敢确定，但应该有人告诉过我。是我面对新鲜的初中环境，记忆像床单布的花纹被洗得糊掉了。这时我也很少见周宇，他停留在那，坐在轮椅里被妈妈喂饭的形象。
初中是个微妙的阶段，有更大的能量释放疯劲儿，前头等着高中的沉静认真。教室在教学楼二楼尽头，我们一伙躁动的家伙，在课间走廊上，分成两帮玩“叉大步”。一帮人沿线跨步后单脚站立，努力保持平衡，另一帮分工协作，要把前帮人推到站不稳，前提是手推的人脚不能越线，胜负以是否全部双脚落地为准。除去游戏竞争与协作的趣味外，也有外来因素。我们很快注意到某个高一学长，他的教室在走廊另一头。几乎每个课间，他跟男同学成群，来毗邻我们教室的男厕，也许别人是上厕所，肯定的是他每次用自来水整理发型，他的浓黑侧分永远湿漉闪光，阳光下的撩拨，像是慢镜头的洗发水广告。我们不否认他的帅气，但对其自恋更抱着戏谑的态度，私下叫他“甜甜”。甜甜经过时，我们有意无意把人推到他身上，看到撞在他怀里的人羞红了脸，我们大笑得失去人形。大部分女生不屑于这类大动作的游戏，她们娴静地走路和微笑，好像从没玩过跳皮筋、沙包、“小马过河”或“警察小偷”。另外的乐趣，是周末相约在溜冰场消磨时光的间隙，打骚扰电话给讨厌的班主任，用捏着鼻子的怪音挑衅，“傻X吃猪蹄”，迅速挂掉，又笑成一团。但这种事不能常干。
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某天下午放学，我刚进家门，妈往外走，说，“饭做好了，你自己吃。”我问，“你上哪”，她轻声说，“周宇不在了”，说着木门和铁门依次响应关上。应该是秋冬时节，六七点钟天几乎全黑了，我顺势左拐到客房，再到阳台，想一直往前走，好像在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忘了家里没人，也不知道要躲谁。这时，问什么怎么会，小儿麻痹又不是绝症，怎么可能，上次见面不都好好的嘛，都毫无意义了。实际上，我记不清，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也许早就恶化住院了，只是没人告诉我，没人叫我去医院看他。他们想静静地送他走，葬礼极尽简化，我被排除在外。从头到尾，只有那一句话，像打了个响指，一个人就此消失了，生活照旧。既然这么轻易抹去生命的痕迹，为什么我这没心没肺的人，在当下昏暗的阳台，仍感到心绞痛，可又怎么能跟他妈妈的悲痛相提并论呢。从此，所有人刻意不提那个名字。
当有人永远离开，你会想起你们相处的情景，特别是你感到抱歉的地方，后悔愧疚不已，“当初我不那样做就好了”，这成了普遍公式。小学高年级时，有次我在姥姥家，舅舅打我旁边走过，没来由地拍我屁股，我厌恶地冲他大叫，恶狠狠瞪他，他似乎吃了一惊。也许他一直用这方式表示亲昵，但没意识到我长大到，自尊心无法接受。或许这是成长的拐点，也从此拉远我跟舅舅的距离。我一脸怒斥的情景，在舅舅去世时，令我不断回想，“当初我怎么对这种小事发脾气”，好像那时我能控制自己似的。有意思的是，历史轮回，我再次演练这种互动时，站在了桥的另一头。我爸有个要好的后辈叔叔，每年过年来家里做客，我高二那年，他带着女儿来，比我小七岁左右，大脑袋大眼睛齐刘海，像个放大的中国娃娃，我路过她时，鬼使神差地拍了她屁股，她气鼓鼓的瞪我，跑去告状，她爸爸解释，“姐姐是喜欢你，跟你玩儿的”。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对周宇弟弟的愧疚，来自他唯一一次开口要东西。他妈妈带他来我家玩，仅有一次，在我上六年级时。他被抱着，在我房间参观，“看看姐姐的房间”，单人床，书架，沙发，红漆高书桌，窗边是横跨墙的白漆矮桌子，窗台上有盆发财树，深绿葱郁，旁边鸟笼里一只雪白的珍珠鸟上蹦下跳。他的目光从鸟笼移到矮桌和窗口之间，台子上的木质飞机模型。他伸手去够，我拿起来递给他。那是四年前劳动课上做的，几片木头粘成，只有机身机翼和机尾，机身前下方嵌着金属钩，用来勾住发射的皮筋，简易如铅笔线条勾勒，曾经的浅色木纹，被摩挲和灰尘加深了颜色。“我要飞机，妈妈”，他突然开口，我的脸僵住，“你要问姐姐，这是姐姐的东西”，阿姨说。他冲我晃晃飞机，“姐姐，我想要飞机”，我跟他妈妈交换了眼神，她立刻明白我为难，哄他，“咱家不是有飞机嘛，你大姑上次买的那个，能遥控的，这个不能飞”，他吵，“不，我就要这个”。我妈瞪着我，意思是，快给你弟，我也瞪着她，反弹她的要求。阿姨见势从他手里抽飞机，“乖，还给姐姐”，边跟我妈说，“不能他要啥都给”，弟弟开始发出哭腔，随着声音变大，手也攥紧起来，“你喜欢，姐姐也喜欢啊，是不是”，他妈妈继续哄他，扯了几下，终于从他的小手里拽出飞机，递给我。“好了，好了，咱们该回家了，天快黑了，婆婆等我们吃饭呢”，说着她抱着弟弟往外走。待他们穿好外套，走出门的最后一刻，周宇还在妈妈肩头抽泣。她们走后，我妈可能说了我，也可能没有，谴责声多半来自自己脑袋。后来还有很多机会，把飞机带给他，但我没有。一年后搬家，飞机不见了。
以我当时狭隘的心智看，他的要求何其无理。他有数不清的玩具，最鲜艳最先进的，而我有什么，书架上的小叮当和美少女战士漫画，还是跟楼上邻居姐姐借的。我的收藏除了这架飞机，就是几张邮票和整抽屉的彩纸。糖果纸，巧克力包装纸，明星贴画，凡是好看的不同质感的纸，像守财奴收藏钞票似的，没事拿出来摩挲欣赏。况且这架飞机是有故事的，劳动课做完飞机后，老师组织了全年级的比赛，以用皮筋发射的飞机模型在空中停留时间为衡量，比赛地点在小学校外的大学操场上。以我向来的笨手笨脚，这个得了女子组第一名的飞机，怎么可能是我做的，我做的飞机头重脚轻，坚持不到几秒钟。那是同班的男同学偷偷塞给我的他的作品，头脚平衡，线条优美，在气流中平稳滑行。这是作弊的隐秘，结合萌芽状态隐秘情愫的象征模型。但周宇开口后，它的象征意义就变了，从比赛的那个美妙下午，变成我自私的占有欲。在他死后，木头飞机和弟弟的形象粘合成一体，警示我，一直以来对待他人的默认前提，是这个人会永远活着。
可能不是明确表达的，但大人们却有默契的想法，就是梁妞阿姨自此更轻松了。丧子之痛是永久的，但眼下千真万确的现实是，她不需要那么操劳了。虽然伤痛和轻松的结合很怪异，听起来无情又残酷。但很多年过去，另外的可能性也是不敢细想的，假如弟弟活下去，对阿姨家意味着什么，而且你会知道几年后，婆婆跟姥姥一样，患上老年痴呆，两个行动不自由的一老一少，再加上周叔叔的半失业状态。这加总的重担，无法想象。三家人轮流照顾老年痴呆的姥姥的那几年，我们只体验了这种可能重担的部分，已喘不过气来。姥姥先是丧失语言功能，只能比手画脚，到卧床不起，认不出人，这是个长达四五年的漫长又痛苦的过程。说来奇怪，姥姥这边的老人家，全部患老年痴呆，前后因此去世的是姥爷、姥姥和婆婆。这与工人阶层的少言寡语有关吗，以我个人的愚昧猜测，是有相关性。反例是我奶奶，她今年92高寿，在农村长年独居，敏捷健朗，喋喋不休。注意，独居不意味着没有说话对象，“村里的娘们儿媳妇儿”，我妈这样形容她的说话对象。
高三那年，姥姥已卧床不起，大姨、我妈和舅妈轮流照料。值班安排是，舅妈照顾白天午饭，她在姥姥家附近上班，姨妈和我妈轮流守夜，解决了晚饭和早饭。我妈心底的希望是，姥姥坚持到我高考后。可见高考对每个家庭的分量，自不待言。这年她才42岁，办理了早退，不再到印刷厂上班，在我家和姥姥家两头跑，在她看来，辛苦却还能承受。但老天爷可不跟你商量，姥姥坚持住了，但高三上学期，舅舅独自在家喝酒后，突发心梗，抢救无效。那年他才45岁，男人的壮年期，他人高马大，身材标准，谁也想不到会有这等事。老天爷杀的每个人都措手不及。我妈首次脱下强硬的外壳，不顾左右大哭起来。在舅舅家客厅，我看到他直挺挺躺在里屋卧室床上，脚下一软匍匐在地大哭不止。这时表姐过来，颇镇定地说，“别哭，我爸不想看你这样”。我当下脑子一片空白，对表姐的镇静和劝解很困惑。我为啥不能哭，我这时不哭啥时哭，这是你爸耶，他死了耶。这些话我不可能说出口，只写在脸上。后来我怀疑这是读《圣经》对她的作用，那之前她开始跟着舅妈信基督，上教堂，读《圣经》。
爸妈认为丧葬是成年人的事物，我总感觉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总被排除在外。爷爷的葬礼我缺席，周宇的更是消无声息。但也可能是不同原因分别考虑，对前者来说，带小孩儿回老家农村很麻烦，对后者来说，阿姨家本就想低调处理。对姥爷的葬礼，我也印象模糊，只记得因为舅舅没有儿子，是表姐捧着遗像。但舅舅的葬礼我几乎全程参与，说明我开始的想法也许是误解。我见到遗体，在舅舅家披麻戴孝，见前来吊唁的人，在火葬场等着化妆，推进去，在另外的出口装盒，见到未烧成灰的骨头。
姥姥的丧子之痛，完全无法跟梁妞阿姨的相提并论，不是论痛的程度，而是像打了马赛克，几乎看不出来。隐瞒最宠爱的孩子的逝世，是理所当然的。更遑论姥姥其时几乎认不得人，告诉她，她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吗。他们还说，“她知道的，她心里清楚的很”，意思是她能感应的到。即是说，老年痴呆症像个巨大的封闭外壳，把洞悉情势、清醒敏感的灵魂给包裹起来，表面浑浊水底清澈，传情达意靠心电感应。这很难说是老年痴呆症家属的一厢情愿。姥姥熬到了我高考结束的夏天。
对非年老的，意外的死亡，周围的人造出说法来解释，基本达成一致，像在推导物理公式。说弟弟“名字起的太大，压不住”，指跟古代名人读音相同，“历史上周瑜也是短命”，再说，宇宙多大啊。舅舅心梗往前推，是独自在家喝闷酒，再向上追溯，则说婚姻家庭不幸福所致。这是对独酌者的恐吓，也是对舅妈的不公正。独自喝酒不一定跟苦闷划等号。以我近距离所见，舅舅家没有特别不幸福，那年代极少人自由恋爱进入婚姻，板起脸将就过日子，以下一代为希望，是绝大多数家庭的状况。这样的家庭，丈夫不喜欢妻子，妻子不喜欢丈夫，甚至父母对小孩也喜欢不起来，都有相当的概率。也可能更多关于舅舅的事，没人告诉我。事实是，没有人知道那天他在想什么，去世是意外。
（五）
我到上海后，很长时间迷失在水泥森林中，纵横交错的高架立交，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换乘地铁的通道走廊，从盒子搭乘盒子移动到另一个盒子，感觉头顶是如来佛的手掌心，只能透过指缝看天空。这时，在胡同里踩的泥水坑、在结冰的路上滑冰，梁妞阿姨皴红的脸，都打包扔在了脑后的世界。但我妈来上海看我时，说要去拜访梁妞阿姨的熟人，叫我吃一惊。
周五我妈提前打电话过去，约好时间，认真记下地址，我瞄了眼，靠近延安西路。周六一早出发，我问东问西，她不怎么理我，看得出见生人她挺紧张，说回来再说。那天秋高气爽，7号线转4号线，我们在延安西路地铁站下车，对照手机地图，朝西走，走过两条街朝南拐，这样左拐右拐后，找到门牌号，抬头，这是个带院子的三层别墅洋房。灰色外墙，至少经过四五十年的洗礼，在周围的建筑中并不显眼。按了门铃，一个像保姆的圆脸阿姨从门洞出来，“找哪个”，我妈回答后，她便引我们进去。踏入门洞，跟普通单元房的构造相似，一梯两户。我们被引进一楼右侧门，迎面走来一位轻盈款款的老太太，热情地用上海普通话打招呼。
“来啦，快进来”。
接着是往来问好、入座和客套。我妈介绍我，在哪个学校读书，老太太客气夸奖，问过来路程如何，今天天气不错。四十平大的客厅透亮，归功于楼层的挑高，窗外绿茵茵。陈设简洁，除了沙发三件套，对角的饭桌，两个通往里屋的门之间，立着的小柜子，再没什么多余的陈设，没有电视柜和电视机。我特别注意到头顶的吊扇，青铜色，扇叶粗短，想来即使是盛夏，这房间也是通透凉爽，没必要开空调。老太太叫我想到老年时期的秦怡，细瘦的骨骼，凤眼红唇，仿佛皱纹也是一种装饰线条，蜷曲的银发漂亮极了。她介绍自己的孩子们，有的在美国，有的留上海，谁住在这个别墅的哪间屋子，第三代又如何。我妈对这房子赞不绝口，地理位置好，空间大，能留儿女们在身边照顾，小家庭还能保持独门独户。老太太带着微笑，饮恨道。
“你不晓得，我们以前的房子在租界区的呀，靠近思南路。现在这个是平反后，政府补偿的，位置算偏的很喽。大小嘛，差不太多的。”
我妈从老家带来一袋子大枣给老太太，说是梁妞阿姨托她捎来的，听她意思，梁妞阿姨对老太太很感谢，但不方便亲自来上海，照顾家人脱不开身。话题自然转到这次见面的源头。聊到周宇生病那几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丈夫靠不上。现在有了第二个儿子，算是上天赐福了。小儿子健康，长得特别像妈妈，我妈拿出手机给老太太看照片，她啧啧称是，五官秀气得像女娃。聊到婆婆，有些老年痴呆的前兆，目前生活还能自理。
大枣送到，我们任务完成。从头至尾坐了有半个钟，跟老太太告辞，感觉我妈在她家，不怎么自在。带着一肚子问题，我跟着我妈出门。再回头看了眼这栋别墅，可比周叔叔吹的所有牛都大。跟我想的不一样，老太太不是梁妞阿姨的远房亲戚，她是那个合并前纺纱厂原来的老板，上海资本家的太太。同为迁到中部的苏州人，两家走得很近而已。解放后，厂子收了，房子收了，被迫搬迁，更在后来的运动年代站上了批斗台。老先生年纪大，挺不住早早过世了。等到运动结束纠错时，政府补偿了现在的房子，他们一家人又搬回上海。但老太太和婆婆始终保持联络，周宇生病那几年，老太太有多少资助婆婆家，所以梁妞阿姨心怀感激，一直想来上海拜访。老太太在运动发生时，相对年轻，她比先生小很多岁，她也不是第一任太太，大概是第五任，被娶回家前是上海大舞厅的舞女，“怪不得身材那样好，七十多岁还风姿绰约啊”，我不禁感叹，世上有不变形的美人胚子。
“她也被揪上台批斗了吗？”
“是啊”
“你见了？”
“嗯”
我脑海里莫名浮现两个场景。黑白照片里，老太太四十几岁，站在批斗台上，身后有两个人押着胳臂，脖子里挂着乒乓球穿成的“项链”，上身前弓，我妈十几岁，站在台下，跟着群情激昂。镜头切换，她们坐在洋房里的沙发上，聊着她们都关爱的女人。
前几年，大年初二中午吃团聚饭，大姨定了酒店大厅的一张桌子，环顾四周，热闹非凡，全不认识。男人本来就少，他们也不太喝酒。大家都不怎么吭声，周叔叔仍是最能说的人，他全职在家照顾婆婆和接送小儿子上学，说起已失去自理能力的婆婆，笃定而得意，“伺候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啊”，意思是，婆婆活着能领她的退休金。他上小学的儿子翻了个白眼，跟他妈说，吃饱了要出去转转。过了一会儿，我也走出大厅，看他站在门口无所事事，我问他上学喜欢哪门课，准备考哪个中学。他简单作答，眼睛东张西望，不想理我。他的脸比小时候更胖些，也更像他哥哥。我不敢叫他的名字，生怕叫错，那个长在我嘴边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