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的时代：我怕自己变成野兽，再也不会笑

大家好，我是金醉。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天，我讲个真实故事。

前年夏天，应该是上海复旦旧书店，我在一本旧书里翻到一张旧纸，是一封很短的信。

或者说，算不上信，而是中学生的小情书，大约写于2000年前后。

这张纸让我想起一直保存的几封旧信，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有些是几个哥们儿寄我的。还有一封，是我寄出的，见面之后又要了回来，一块保存着。

信的内容多是自说自话，相当中二，通信的上下文也早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留着。

不过，寄信等信的感觉，怎么也忘不了。我曾经丢过一封信，不但抢了班主任的邮箱钥匙，还差点把收件箱拆了。

当时也会和朋友通电话，经常在电话里说：给你寄了封信，记得回。或者说：那些话，我都写在信里了。

这是一种奇特的沟通方式。因为不善直表情义，便写在纸上。写信的时候，既是交谈，也是自问。

信里讲不清的，还能打通电话；电话里吵架了，还能写封信慢慢聊。

现在几乎没人写信，24小时微信不回复，就算失联。

即时通讯让人焦虑得不行，不再理解「等待」的含义，更不知道，等待有时候是种武器。

今晚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关于写信和等待，也关于荒诞和残酷。

更准确地说，是两个年轻人在痛苦里对抗恐怖时代的故事。

▽

前苏联时期，莫斯科有个民政登记处，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

1955年9月27号，一对38岁的中年男女走进地下室登记结婚。

他们没有办婚礼，没有婚纱和礼服，也没有嘉宾和证婚人，甚至连戒指都没有。

两人的结婚仪式，就是把名字填在一张表格里：列夫和斯维塔。

登记员看完两人的护照，突然对斯维塔说，建议您最好不要嫁给这个男人。

登记员是个女的，她不是发神经，而是在善意的提醒。

因为，列夫的资料显示，他在牢里关了8年多，刚刑满释放没多久。登记员觉得，斯维塔嫁给列夫，可能毁了自己后半辈子。

斯维塔笑了，对登记员说：“不劳您费心了，快把他的名字登记上吧，他是我丈夫。”

列夫（右）与斯维塔的照片。

列夫确实刚出狱不到1年，罪名是「叛国罪」。10天前，他的罪名才最终获得平反，拿到正常的护照。

在这之前，他连待在莫斯科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秘密地住在斯维塔家。需要出门时，他会带一只购物袋，装一瓶伏特加。

一旦遇上警察检查，就可以说自己是买酒来了。

必要的时候，还能让警察把酒没收，自己或许可以逃过一劫。

按照那时的说法，10天前的列夫还是「人民公敌」。这个词儿，是斯大林为了消灭「间谍」和「法西斯分子」等异己分子设计的专业话术。

斯维塔对这个「人民公敌」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她等待这个时刻，差不多已经15年了。

这15年里，有世界大战，有饥荒，有遍布全国的抓捕和屠杀。两人的联系随时会中断，每天醒来，对方人都可能永远消失不见。

一

1941年6月，苏联边境遭德军突袭。毫无防备的苏军几个小时内全线崩溃。

接下来的4年，苏联和德国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仅苏联方面，就死了1000多万军人和1700多万平民。

有部名气很大的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讲的就是这场战争。

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快速移动。

此时，列夫和斯维塔都是24岁，刚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已经谈了3年恋爱。他们热恋的那阵子，正是斯大林宣布“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的时候。

战争爆发第二天，莫斯科大学就组织征兵。没来得及和斯维塔告别，列夫就上前线了。

他完全是个新兵蛋子，无法想象战争什么样，除了一腔热血，剩下的就只有胆怯和怀疑。

他在集合地给斯维塔写信：“眼下这里很乱，前景如何，很难说。”

随着部队开拔，终于有件可以确定的事情：报纸上原来是胡说八道，苏军并没有节节胜利，而是被打惨了，半天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边境防守区几乎瘫痪，德军第一天就突进了50多公里。

列夫写信说，军队住在树林里，“斯维塔，你写信，绝对寄不到这里，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

9月份临上前线，列夫总算回了趟莫斯科，但只见到了斯维塔的母亲。从那天开始，两人飘摇无定的漫长失联就开始了。

让列夫安慰的是，斯维塔的母亲第一次拥抱了他。他知道，自己已经算是这个家的一员了。

正在出发上前线的莫斯科新兵。

那几个月，苏军一直溃退，莫斯科都被德军炸得不成样子，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因为恐慌，满城都是抢劫的。

10月份，莫斯科大学迁离，斯维塔不得不跟着走了。

而此时的列夫，还没真正开始战斗，就被德军俘虏了。据统计，当时苏军被俘虏的几十万人。

不过，被俘对列夫来说这是件好事，至少没死。根据战后的统计，当时苏军中1923年生的男兵，只有3%活到了1945年。

列夫曾被一枪打中胸口，要不是口袋里装着瓶消毒香水，当场就挂了，连俘虏也做不成。

被俘的苏军士兵被极少数德国士兵押送着前往战俘营。被俘的苏军士兵被极少数德国士兵押送着前往战俘营。

过了俩月，德国人突然把列夫和另几个莫斯科人从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营地。

新地方不但环境好活儿轻松，还顿顿吃好的。

因为，德国人想把这些有文化的战俘训练成间谍，返回苏军搞情报。

列夫不愿意，于是被送去环境更恶劣的战俘营，刚到那几天，就有6个同行的人病死了。

列夫会说德语，被德国人注意到，对他略加友好，让他在工厂当翻译。

翻译当到第二年（1943年），还是出事儿了。

当时德军打算让战俘加入投降纳粹的「俄罗斯解放军」，上前线打苏军。

「俄罗斯解放军」的头头看上了列夫，要他做军官。列夫不肯，得罪了德国人。

后来，征兵的事儿也没搞成，几乎没俘虏愿意参加，强迫也没用。德国人认为，这是因为翻译没好好沟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战场上的“俄罗斯解放军”，为苏联高级将领弗拉索夫在投降纳粹德国之后，以苏联战俘和白俄流亡者所组成的军队。

列夫感觉要出事儿，决定越狱，耐心等待夏天到来。夏天庄稼会成熟，一路上都能有吃的。

6月的一天，列夫和几个战俘拆了窗户，趁夜逃跑。一路偷东西吃，到了波兰边界。

倒霉的是，他们撞上了俩骑自行车的德国兵。几个人藏沟里，还是被德国兵抓了回去。

更倒霉的是，他们原本可以打得过那俩德国兵。列夫老年时说起这事，觉得自己很蠢，因为“那两个德国兵根本没带枪。”

如果真逃跑成功，跑回莫斯科，一生命运将会改变。当然，也不一定会更好。

二

那段时间，斯维塔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回到莫斯科，在一家破研究所工作。

这时的莫斯科已经彻底崩溃，政府都迁到伏尔加河边去了。

满城都是伤兵，火车站更是挤成一团。不少人一边提着篮子卖烟草，一边把信交给伤兵，希望有天自己儿子或丈夫能见着。

斯维塔见过一对逃跑的母女，女孩每天从商店偷糖果，母亲就每晚“一个接一个”地陪侍伤兵。

她曾想离开莫斯科，找个安全的小城市工作，但始终没走。

虽然没什么凭据，但斯维塔确信，列夫肯定没死。如果能再见面，这辈子就再也不分开。

列夫确实还活着。

他在牢里关了一个月后，被送进了德国人最大的劳动集中营，干更重的活儿，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监工腰里揣着枪，随时就会朝人脑门来一枪。

那里有个纳粹的地下工厂，专门生产飞机零件，列夫在这儿干了七个月，挨了七个月的鞭子。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魏玛附近建立的集中营，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建立于1937年7月。

这年（1943）9月，斯维塔满26岁。生日当天，她收到了一封信：妹妹死在了前线军队医院里。

接着，列夫的姨妈也收到了军队的正式通知：列夫已经「失踪，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同时意味着希望和绝望，这是个最让人难熬的词语。

斯维塔因此崩溃了，几个月不开口讲话，哪也不去，每天面壁而坐，从早哭到晚。

之后的两年，两人彻底失联，生死两茫茫。

盟军强渡莱茵河时登陆艇上的美军士兵。

1945年4月12日，盟军渡过莱茵河，长驱直入德国境内。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撤散的途中，德军开始杀俘虏，一边走一边扫射。列夫不想死，再次趁乱逃跑，藏进了树林里。

这次非常幸运，他稀里糊涂地遇到了美军的坦克。美国人救下他，带他去驻地生活。

驻地有四个食堂，列夫每顿都吃一遍，一天吃12顿饭，总算赶走了对饥饿的恐惧。

美军知道他是学物理的，就建议他战后移民美国。

列夫拒绝了。

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他不知道斯维塔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等他。

“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她还活着，我怎么能扔下她不管，自己一个人去美国呢？”

两个月后，美国人开着敞篷卡车，把列夫送到了苏军占领区，车上还挂着横幅：胜利凯旋，一路顺风。

一下车，列夫就懵了——苏联武警当场把他抓起来了，押送去了一座特殊监狱。

这监狱隶属一个代号叫「SMERSH2」的秘密警察别动队。

「SMERSH2」的意思是：处死内奸。

按照这个别动队的标准，只要给德国人做过事的苏联军人，都算内奸。

短暂的好运就此结束。列夫被脱光衣服，没收所有东西，关进监狱。

其中，有一张小纸条，在列夫衣兜里藏了4年，也被弄丢了。

那上面记了几个地址，是斯维塔父亲在战前写给列夫的。如果战后与大家失联，可以去那几个地方打听。

牢里的生活极其摧残人的精神：白天必须坐着，不能躺不能睡。夜里提审，每次三四个钟头，快天亮时放回去睡觉，紧接着起床铃就响了。

被审了一个多月，列夫很坚持自己没做过间谍。他相信，苏联终究是正义的——自己不就是为了正义才去参战的么？

又过了两个月，列夫幻灭了。

警察昼夜不停地持续审问，并不断发出死亡威胁。他脑子被审晕了，但仍不改口，最终稀里糊涂地在一张口供上签了字。

后来上了法庭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不是口供，而是事先编造好的认罪书。

或许在特殊监狱的这段时间，列夫才真正理解，他4岁时目睹的事情意味着什么。

那是1921年，列夫的父母突然被一群人带走了，他跟着姨姥姥去监狱探视。因为年纪小，狱卒让列夫进了牢房坐在爸爸身边。

列夫问，那个（持枪的）叔叔是猎人吗？爸爸告诉他，叔叔是在保卫咱们呢。

没多久，姨姥姥接连带列夫参加了两场葬礼，一场是妈妈的，一场是爸爸的。两人都死于枪杀。

被欺骗认罪后，列夫觉得自己这回真的完了。

9月11日又到了斯维塔的生日，她已经28岁了。列夫这天梦见了斯维塔。那天半夜，经历了审问后，他在梦里看见了这么个场景：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情景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模糊，好像我正一个人往什么地方走呢。我回头一看，看到身后站着斯维塔。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斯维塔正了正连衣裙上的什么东西。梦境非常清亮，历历在目。

列夫回忆那天说，“我不怕死，但也有绝望的时候，担心我爱的人们会真的以为我有罪。”

有罪无罪法庭说了算，列夫被判叛国罪，正式成为「人民公敌」，判处死刑。

整个审判只花了短短20分钟。

紧接着，法庭又宣布，减刑为10年劳教，流放到劳改营。因为，劳改犯是建设伟大苏联最划算的奴隶。

根据俄国历史教育组织“纪念碑”的数据，1923年至1961年，全苏联的劳改营分布如图。

列夫和其他政治犯被押上囚车，囚车被装上火车，火车走了三个月，到达北极圈内的伯朝拉劳改营。

下车时，列夫因为挨打太多，肾脏已经坏掉，耳鼓也穿孔了。

当时的列夫不知道，这一年，全国劳改营已经死了超过50万人。

三

伯朝拉劳改营是个什么地方？

伯朝拉河是苏联北方的一条河，河岸有个城市也叫伯朝拉。

这城市是个工业区，是靠劳改犯修铁路发展起来的。列夫他们去的时候，那里只有1万多人，主要有三个产业：木材加工，铁路维修和造船。

伯朝拉劳改营，就是列夫那批劳改犯干活的地方。不过，当时的地图上，没有标记这座劳改营，这是个不存的地方。

列夫开始了漫长的奴隶生活。

每天去木材厂干活，经过一条苏维埃大街，两边站着看守，手里牵着狼狗。

夜里回住处，街上也没路灯，只有监狱瞭望塔的探照灯晃来晃去。

劳改犯都住在木头棚屋里，是个窝棚，住了800人。棚屋里排列着上下铺的床位，和火车上下铺差不多。

列夫的室友不少和他一样，都是因为当过战俘，还有些是战前就进来的。

有人18岁大学没毕业就被当间谍判刑了，就因为家里有徒步旅行用的指南针和地图；还有人是企业家，因为想送点吃的给劳改犯，被指控搞「反革命活动」。

这种情况不稀奇，当时还有人被送进劳改营，就因为讲了斯大林的笑话。

伯朝拉劳改营的犯人在搬运木材。

木材厂的工作很严酷，可以把人活活累死。

砍树，平地，铺铁轨，站冰水里捞木头，都是纯手工，12-24小时倒班。

冬天最难熬，黑夜超过20个小时，零下四五十度，水井都冻死了。想点篝火，就得自己去林子里捡。最要命的是，除了看守屋里，其他屋都没厕所。

犯人的标准伙食是这样的：

早餐：一碗稀粥，一杯茶，一块糖，一块鲱鱼；

午餐：一碗白菜汤，几个肉丁，或一丁点鱼；

晚餐：一碗粥，茶水。

劳改营里犯人用的餐具。

要想吃到这样的标准量，列夫必须把60立方米的木材（一间30平的屋子那么多）从河边拖运到木材厂。

从那时开始，列夫意识到，生存第一要紧的是体力。

当时的一个劳改营中，囚犯一天只能吃到这样一小块面包。

劳改营大约有1600名囚犯，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病了。但卫生所只有一个大夫。

有个人胃疼疼了一年多，大夫只叫他拿热砖头暖一暖胃，说是包治百病。后来查到是胃癌晚期。

于是，有个囚犯专门负责挖坑埋尸体。卫生所后面的墓地，每天都要埋十几个。

劳改营附近有个像正常人生活的地方，是火车站附近的贫民窟。

贫民窟住着一些中国移民，所以人称「上海」。这里有唯一一个商店，可以寄信，可以买伏特加。

至于那些中国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移民过去的，大概另有故事吧。

伯朝拉河畔的劳改营手绘地图，图中的木材厂就是列夫干活的地方。

1946年春天，列夫终于有机会写信。不过，他选择了写给姨妈。

斯维塔呢？

失联5年，也许她死了，也许她已经嫁人了吧。就算没有，联系她也会给她带来危险。

在多年的监禁和折磨下，列夫生出了严重的自卑感。想起斯维塔，他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她爱自己。

人是芦苇，容易折断。

列夫的想法很正常，人若长期遭受打压和否定，即使知道那是冤枉，也会自轻自贱。

幸好，列夫有个好姨妈。

从姨妈的回信里，列夫知道了斯维塔的消息，但他依然担心自己的「罪名」影响她。

他在信中跟姨妈说：

我们的人生，失去的太多了，令人痛心……她还活着，活得充实，活得美满，别说我有多高兴啦……尽管天各一方，阔别至今，我对她的感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我不想给她增添负担。让她平静地生活吧，我不想给她添乱，既不想让她回想起过去也不想让她惦念我的现在，我想让她无忧无虑。

姨妈收到这封信后，就转寄给了斯维塔。

四

1946年7月12日，斯维塔写了第一封寄往伯朝拉劳改营的信。

信件通过看守审核后，送到列夫手里，给他带来了希望——

……你我今年二十九岁了，咱们是十一年前认识的，到现在五年没见面了。这几个数字屈指一算，真是让人心痛……时间的确在流逝啊……列夫，我越来越倔强了。过去，我总想依偎在你的怀里，你不在，我只有面对空空的墙壁……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振作了起来。现在这一关，咱们也能过去，列夫。

然而，两人谁也没想到，渡过这一关，需要8年。

从这封信开始，他们开始了像交谈一样的通信，一周至少两次。

担心怕沟通前后不一致，在每封信上都加了序号。

为了保护斯维塔，列夫的信只寄到社区门口邮箱里，但不写收件人具体地址和姓名。

斯维塔担心寄去的信被发现问题，措辞很小心，每次都先打草稿，反复修改，用一些只有两人明白的隐语。比如，称劳改营为「雨伞」。

关于感情，两人从不讲浪漫情话，有啥说啥，只求两人隔山隔水还能生活同步。

比如斯维塔说：“表白爱情的情话（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廉价的），我听了都像商业广告一样……情话说不得，会引出无尽的心病。”

但是，时间和衰老的问题，却不能不直面。

在第8封信里，列夫说，人会随着时间变的，如果不变就不是他们了……虽然你头上的每根白发都叫我遗憾，虽然你眼角多出来的皱纹也让我心疼，但这都是免不了的啊，长了白发，多了皱纹，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的感觉，只会增加你的风采。

斯维塔则回道：“这日月如流水般过去，人也在变，这倒不假。但是真会变得不如从前么？”

列夫每封信里都数着日子，计算距离刑满的时间，3360天，3359天……

后来统计，两人共写了1246封信，其中647封是列夫写的，599封是斯维塔写的。

这1246信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有30多公斤重，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打字誊写完。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信件都没被当局审查和删改，而是由秘密信使带出和送入的。

可以说，是不要命的非法通信。

斯维塔写给列夫的信，扫描图。

五

在伯朝拉干活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列夫这样的政治犯，一类是普通的刑事犯，还有一类是自由工人。

自由工人很多是当地人，和劳改营工厂是纯雇佣关系，出入相对「自由」。

在劳改营的第二年冬天，天地冰封，通讯阻断，两人失联。

列夫急得不行，“斯维塔，我掉到绝望的海洋里，快淹死了，游不上来了——没有信来。”

他决定冒险，不通过劳改营正规方法寄信，而是找了一名自由工人帮忙。

这个工人也叫列夫，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列夫写好信，就交给摄影师，由他带出劳改营，到「上海」的小邮局寄给斯维塔。

为了感谢摄影师，他会在信里告诉斯维塔，帮买一些相纸什么的。

斯维塔写给列夫的信，则寄送到这名摄影师家里，并附上购买的东西。

这样一来，列夫不但能收到信和包裹，还能收到现金，不再担心看守吞掉了。

像摄影师这样的秘密信使，还有获释的犯人，工人，甚至当地官员。

在那种荒诞权力高压下，其实很多人都过着双重生活。

最典型的是斯维塔本人。她是党员，要搞科研，又要做党务工作，两件事不可能分得开。

她隐约觉得自己相信的理想不太对劲。报上说劳改犯是在做伟大事业，她会相信。但另一方面，她的私人情感，则是对劳改犯彻底的同情。

她不仅给列夫寄东西，也给其他人寄送食品、药物，列夫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

时隔这么多年后，看这个故事，或许会奇怪，列夫和斯维塔目睹经历了那么多荒诞残酷的事件，却仍然忠于苏联政府，他们当时都是共青团员。

琢磨其中的理由，可能只能用日本历史学家黑宫广昭对这段往事的评价：他们年轻，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别样的人间。

伯朝拉劳改营工业区的住房。

两人的信越攒越多，列夫就捆成捆，藏在工棚地板下面，找机会让自由工人带出去，寄回莫斯科，由斯维塔保管。

信件上没有审查批准的印章，一旦发现就完蛋，信得销毁，人可能也遭殃。

有回一个工人带信出去，被看守发现——那工人机灵，说地上捡的，要拿回家当手纸，才糊弄过关。

这种偶然、突发的不确定命运，是列夫最大的煎熬。

他曾在信中说：

对我们来说，最难以忍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世隔绝，和外界没有接触，另一个是朝不保夕，随时都会出事儿，谁也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明天会怎样，一个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大家正式的罪名随时都会变……

在莫斯科，斯维塔面临的不确定是城市大混乱。那两年苏联全国闹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大批乞丐涌入莫斯科。

“莫斯科现在至少有一半人口的生活连战时都不如。列夫啊，看到这种景象，真是令人伤心。”

两人各有各的痛苦，但天南地北，实在难以感受相通。

他们的共同生活在信里。笔谈信息延迟，破碎，但这是唯一支持。

列夫的信里，讲述劳改营的生活和工作，其他犯人的故事，不幸或幸运，以及劳改犯之间的暗算和相互检举等恶行。

除了日常，列夫更愿意谈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他告诉斯维塔，自己最怕生病和转监狱。

谁得罪了看守，可能一句话就将人送走了。一旦被惩罚转到其他监狱，就什么都没了——印刷品，手写的材料，信件，照片。

这也是斯维塔所担心的——列夫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那可就联系不到他了。

斯维塔的信里，除了讲自己的日常生活，最多的就是努力让列夫融进自己的生活，哪怕是虚拟地融入。

她讲最近上演了什么新电影、新剧；讲与朋友聚会；把日常的疑虑也告诉列夫，大小事情都让列夫参加进来。

她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为他们两人活着。她希望这样能减少列夫的孤独感。

列夫，听我说。你是否仍属于生活的一部分，首先要看你是否已出局，远离了生活……五年太短，不能认为你已是局外人。对于大学的同学来说，对于研究所的同事来说，或许你仅仅是个回忆，但人生还是人生，你就是我的人生，因为没有哪一天我对你不是朝思暮想。

六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有个政策，从劳改营里找科学家，调到各个军事研究所搞科研。

那几年，有过一名飞机设计师和一名热力工程师，不但从狱中调了出去，还获得国家奖金。

斯大林奖是根据1939年1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设立的奖项，旨在鼓励科学技术发明和文艺创作，1941年起开始颁发，1953年斯大林死后停发。1966年更名为“苏联国家奖”。

因为这样的先例，斯维塔一直想说服列夫提申请，要么争取去搞科研，运气好了还可以申诉，说不定可以减刑。

她在信中说，“有希望、有梦想的生活，容易活；没有希望、没有梦想的生活，不容易活……过去这五年里，你难道不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么？”

但两人看到的现实不同，列夫不但不抱希望，还担心弄巧成拙，搞得罪加一等。

他知道那些被调去科研的人命运，有人被调来调去，也做不了事，最后去了北冰洋沿岸修铁路。还有人调去搞「特殊任务」，没多久就失踪了。

斯维塔只好作罢。她默默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亲自去伯朝拉看望列夫。

莫斯科到伯朝拉，大约2170公里，按如今的火车速度，差不多34个小时能到。

一个往返4340公里，不算近，但也说不上太远。

可是，一个莫斯科研究所的女孩，私自去伯朝拉见一个叛国的「人民公敌」，险阻重重。

首先，两人没有合法关系，就是同学而已；

其次，向研究所提出申请，斯维塔就可能被开除；

然后，即使到伯朝拉，还要在当地劳改局申请，即使通过了，可能只能见几分钟，还得被人盯着。

最后，见面后的时日，或许更难熬。有些见过妻子的犯人，都会更沉默寡言，烦躁易怒。

列夫最担心的，是斯维塔在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

斯维塔横了心，不管这些，一定要去，见几分钟也行。就算莫斯科和伯朝拉劳改局都不准许，她就找自由工人帮忙，溜进去，闯进去。

既然能带进信件，一定也带进个人。她自然明白这想法的鲁莽，任何帮她进入来劳改营的人都可能遭殃。

可爱情和焦虑会让人胆大包天。

70多年后，斯维塔回忆这件事，还会后怕，说自己肯定是鬼迷心窍，做了件傻大胆的事儿。

斯维塔最终没有拿到相关批准，但还是让父亲托人买了非法火车票（当时需要实名购票）。

她的计划是，向研究所请假出差到科特拉斯，到达之后再悄悄转车去伯朝拉。

出发前，她托另一位去伯朝拉探望的人，给列夫带去了一封信。

我觉得我是生活在时间之外，觉得我在等待着，等待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现在好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我一直很害怕，害怕光有爱情是不够的。不仅要有爱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起生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能力，而这个世界十有八九会永远地残酷下去。

前苏联1940年代的基辅火车站。

1947年9月，斯维塔上路了，在开往伯朝拉的列车上，她看见铁路沿线渐渐出现岗楼和铁丝网。

车厢里有乘警挨个儿查票，查证件。斯维塔慌了，她尽量往后躲，低下头，看别处，并把朋友送的旧军装穿上。

乘警停下来，说斯维塔的票有问题，要带她下车盘问。斯维塔没法解释，那张票上标着的旅客名字不是她，目的地也是其他地方。

那件旧军装救了她。

“当时车上的旅客都是当兵的，以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呢，就过来帮我说话，和那个乘警连说带笑地理论起来：有啥差错也不是她的错啊，他们这么说！”

七

1940年代末的克日瓦火车站。

火车到达克日瓦火车站，斯维塔下了车。这里离伯朝拉就剩几公里的路。

她找到了那位帮她和列夫的秘密信使，那位摄影师，希望让他带自己混进去。

劳改营有100多个执勤守卫，多是农民或无业者出身，平时最爱喝酒，受贿和偷东西。

两人商量了一场角色扮演的戏。

他们来到劳改营门口，斯维塔跟门卫说，我丈夫是住在营区的自由工人。

门卫不让进，说叫你丈夫出来接你。

摄影师有出入证，就说可以进去喊一下斯维塔的丈夫。

1940年代， 伯朝拉劳改营的看守。

等了很久，摄影师也没回来。门卫大概猜到了斯维塔的真实身份，态度粗野起来。

这时，“丈夫”终于出现了。一个浑身湿透酒气熏天的男人，跟着摄影师出来了。

这人是个自由工人，摄影师跟他商量过，让他演斯维塔的丈夫。但轮到他发挥演技时，他却彻底醉了过去，竟然倒下睡着了。

摄影师拎了一桶冷水，浇在他脸上，叫醒了他。

斯维塔后来回忆：“那人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夫妻见面是要亲吻的。我可不想吻他，于是我就扑了过去，骂了起来：‘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嘛！你连来接我都不接！’那人假装惭愧的样子，连说：咱们走吧，走吧！’”

夫妻吵架一团乱，门卫还没反应过来，两人已经进了营——又糊弄过一道关卡。

斯维塔跟着“丈夫”回了家。刚一进屋，又是一场风波，演丈夫这工人已婚，但这事儿他没告诉妻子。

于是，那妻子吼叫起来，男人也撒起酒疯。俩人大吵大闹，把斯维塔晾在了那儿。

那妻子并非吃醋，而是恐惧。她不想让自己男人因为这事儿蹲监狱。

列夫来了，冲进屋护住斯维塔。

他们已经分别了6年，日夜盼着重逢的甜蜜和哭泣。

但温柔经不起安排，只有危险与尴尬：重逢发生在一间破烂的屋子里，旁边是一个女人嚷嚷不停，一个男人睡眼惺忪。

而屋子外面游荡着100多个看守，要是那发怒的妻子打开门喊一声，就全都完了。

两人隔空向望，相对无言。

列夫后来回忆说：“我俩都得克制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没法扑到对方怀里，热烈拥抱。我们是犯了大法，必须要小心。”

那天晚上，摄影师为两人找到了住处。斯维塔记得：“那一夜，我们一点儿都没睡。”

列夫也说，就我们俩了，再没有害怕的了，我们这才自由了，尽情地接吻啊，拥抱啊……不过，仅此而已。

在70多年后面对采访时，斯维塔后说：“当时我问他：‘你想要么？’他想了想，回答说：‘可是会有什么后果么？’”

八

两人待在一起两个晚上。第二天夜里，斯维塔冒险去见了列夫的几位好友。

第二天，有人将斯维塔悄悄送出去，她带着列夫朋友的几封家书，去了火车站。

临行前，摄影师给她拍了两张照片。

摄影师为斯维塔拍摄的照片，回到莫斯科后，她寄给了列夫。

见面之后过了些日子，无望和煎熬果然来了。

列夫写信说，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还是没希望才容易活下去？我现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有希望，心里反倒感觉很平静。

1948年春天，斯维塔身体越来越弱，睡眠不好，瘦了很多，每天烦躁易怒，经常连续哭好几天。

这是严重的抑郁症症状。

但是，斯维塔看了很多医生，除了开各种药片，没人问她心情怎么样。

在苏联谁也不准谈抑郁症，人人都必须乐观，不准愁眉苦脸。

又熬过一年，到了1949年，冷战进入高潮期。莫斯科又搞起运动，批判「唯心主义」物理学家，斯维塔研所里，也有人被解雇。

此时的伯朝拉加强管理，活儿也加大了强度，升级为严管劳改营。

当局开了秘密会议，决定严打自由工人和犯人串通，并在居住区和工作区修建铁丝网隔离墙，加设岗亭。

斯维塔却在策划第二次秘密探视。列夫在信中多次提醒和警告，也阻止不了她。

花了半年左右的准备，斯维塔在1949年10月再次去了伯朝拉。

这次探视意外获得伯朝拉劳改局同意，但却只见面不到6小时，还有看守在旁监督。

这次几周后，列夫写信说：

我明白，人生最怕绝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种最为恐怖的事态……丧失希望是灵魂的瘫痪，甚至是灵魂的死亡。斯维塔，趁着咱们还有力气希望，让我们希望吧。

在两人都要33岁的时候，列夫终于渐渐有了希望。

1950年开始，全国的劳改营都开始出现松垮的迹象。尽管斯大林依然坚持劳改制度，但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对这一政策的分歧。

伯朝拉管理也出现了松动。木材厂建了个会客厅，开放探视，不限于妻子亲属。

这年秋天，斯维塔第三次去探视，获得许可和列夫在会见厅住了三天。没有危险，没有监视。

两人第一次享受到了那种普普通通的欢乐。

斯维塔写信说：“现在我只有一个目标：等你。”

列夫回信说：“没有你带来的光明，这个世界我不想看，也不感兴趣。”

1951年，劳改营开始频繁出现逃跑和罢工事件。

1952年，劳改营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活而却变重了。

在列夫的劳改营里，流感、坏血病正在流行，没有药治，维生素也没有，病人只能靠绿色卷心菜和植物油活命。

这时候，苏联全国劳改营死亡人数已经差不多有200万了。

九

1953年3月5号，真正的希望出现了——斯大林死了。笼罩在苏联人30多年的阴影开始消退了。

3月8号，列夫在信中写道：斯大林死得太突然了，刚开始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觉像是战争刚爆发的那几天一样。

斯大林的葬礼。

3月27号，苏联大赦，陆续释放了约100万囚犯，伯朝拉开始释放大量刑事犯。

获释的犯人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就抢劫偷盗，强奸妇女，伯朝拉一片恐怖。

6月，一些列夫的朋友释放到了莫斯科，斯维塔接待他们。

之后几个月，有传闻政治犯将获释，但最终也只是传闻。

此时，距离两人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两年。

1954年春天，新上任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结束秘密警察恐怖制度，苏联出现了解冻迹象。

列夫知道，虽然具体时间不确定，但不久自己就要重获自由。

他在信中写下普希金的诗句：“企盼着荣光和善良， 我无畏地望着前方。”

与此同时，列夫也在担忧，坐了8年牢，自己一定变了。

“我经常担心，害怕天长日久人会变得像野兽一般，野蛮不开化，心肠也坏了，再加上头脑迟钝，听到笑话也不笑了，将来给孩子讲故事也不会讲了。”

为了活着，劳改营里的所有人，都无法避免蜕变。过去体面的人，成了卑鄙小人，凶残自私，麻木不仁。

大家都互不信任，都想占别人的便宜。人人都心存戒心，随时准备伏击他人。

列夫不是暴力的人，但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自卫，去攻击别人。过去无法接受的事情，渐渐也觉得正常了。

很多年之后，列夫的儿子回忆父亲，说他从不给孩子讲劳改营里的暴力，只讲过去的人和事给他带来的经验。

他告诉儿女，首先，永远不要自叹命苦。其次，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临时的暂住，都要做长久打算，就像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

1954年7月9日，列夫给斯维塔寄出了最后一封信，第647封。

1954年7月17日，列夫因超额完成工作，扣除1年零8个月刑期，提前获得释放，一共在伯朝拉劳改了整整8年零4个月。

列夫做了两个木箱子，一个装个人用品，一个装钳子、扳子、螺丝刀什么的。

提着这两个沉重的箱子，心里幻想着见到斯维塔时的场景，走出了劳改营，坐上了去往莫斯科的火车。

1950年代的莫斯科火车站。

列夫不知道想象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景：他敲了敲斯维塔家的门，斯维塔开门拥抱他。

现实没按想象来。斯维塔的父亲生病住进了疗养院，列夫在病房里找到了斯维塔。

列夫面色苍白，瘦得像干柴，身上还穿着劳改时的衣服。医生护士都好奇地看他，都知道这是个刚出来的家伙。

但浪漫的想象都已不再重要。这是两个已近不惑之年的中年爱人重逢，也是一家人的重逢。

斯维塔的父亲躺在床上，坐不起来，招手叫列夫过去。列夫走过去和他接吻，他也吻了列夫。

亚历山大对列夫说：我有三万卢布的存款，够你们买一套房子了。

十

虽然获释，但列夫仍背着「叛国罪」的前科，想要重启人生困难重重。

他没有户口，需要先到指定莫斯科外的指定地点办理居住登记，且不能进入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农村借了个干草棚，住了两个月，但找不着工作。没有人愿意要一个连公民权都没有的人。

全国的情况都一样，劳改犯回家后，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仍然是「人民公敌」、潜在的「捣乱分子」，不可信任。

有些人干脆又回了劳改营，还干以前的活儿，做自由工人挣工资。甚至，有些人还住在原来的宿舍。

他们错过了十几年的青春，人生至此，已经转不了弯儿了。

1955年9月17号，苏联为了改善和西德的关系，释放了在押的9000名德军战俘。曾经的敌人都释放了，若还关着「通敌者」，就是自扇耳光。

很快，大赦范围扩大，列夫的罪名获得平反，拿到了正儿八经的户口。

10天后，他们在莫斯科登记结婚。

当年年底，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1957年初，他们在40岁的年纪，又生了一个儿子。

1962年的一天，列夫和斯维塔带着两个孩子在森林里散步。列夫在前，斯维塔领着孩子走在后面。

列夫走到森林边上，回头看到妻子穿着白色连衣裙，正跪在草地上，给小女儿整理衣服。

他突然想起，1945年自己遭受审问后梦见的场景：他一个人走在路上，转身看见了斯维塔，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跪在地上，身边有一个女孩儿，也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直到90岁那年，列夫接受采访，讲述当年的故事，这个场景依然在他脑中，亮丽清晰，历历在目。

2007年，列夫和斯维塔把当年的所有通信都捐献给了俄罗斯历史教育组织「纪念碑」。

2008年7月18日，列夫去世。2010年1月2日，斯维塔也溘然长逝。两人并排葬在莫斯的科格洛文斯克公墓。

而两千多公里外的伯朝拉劳改营，早在1980年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大火之后，当局下令清盘关闭。

如今那里成了一片废墟，只住了三两个人，几只野狗。

2012年，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根据列夫和斯维塔当年的书信，以及对两人的采访，写了一本书，名为《Just Send Me Word: A True 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

我就是看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才想把这段爱与生存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故事的内容也主要参考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两句引文，分别是这样写的：

Truly，no one is wise，

That does not know the darkness.

不认识黑暗，必不能明达。

——赫尔曼·黑塞

The absurd does not liberate；it binds.

荒谬的东西绝不会带来解放，

它只会带来禁锢。

——阿尔贝·加缪

参考资料： 《Gulag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维基百科条目：苏德战争，鲁尔包围战，战利品行动，苏联历史等 Gulaghistory网站：http://gulaghistory.org/nps/onlineexhibit/stalin/liv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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