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传统十论》的一章
真的是很长的一章，作者分了九个小节来对这一章进行解构
一、“儒表法里”
儒家的原教旨思想旨在维护的是周的礼制，彼时的国家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一个个较独立的大家族。所以儒家维护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小共同体。法家自秦朝发迹，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又在秦朝证明了自己动员民众的能力，2000万人的秦朝，可以指派出40万人修长陈，50万人修阿房宫，70万人修始皇陵，证明了“编户齐民”的动员能力。但是秦朝的短命也让后来的帝王心存警惕。如何能既得到秦制的好处，又避免被民众反扑？汉武帝决定给法家穿上一件外衣，于是有了独尊儒术，表面上尊孔，尊重家族和小共同体，实质上奉行法家政策，积极发展基层政治组织，达到对国家更全面的掌控。
儒家讲究一个“行政正义”，孔子说的“做事先正名，名不正言不顺”。法家则讲究“行政安全”，哪怕领导不对，下属也不能反抗领导，所有人乖乖当奴隶，一切的一切让位于政权的存续，是为行政安全。儒家则表示“闻有弑一桀纣，未闻有弑君者”，坏的政权可以被取而代之，亡了也就亡了。
从性善论出发，儒家推崇“查举孝廉，九品中正”等重视品德的选官制度。法家则主张“强干弱枝，振长策而于宇内”的法术势厚黑学治国。所以，法家讨厌铮臣，尤以雍正为甚，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法家为了行政安全，不仅可以放弃行政正义，也可以 放弃行政效率，所以分割事权，互相牵制被法家经常使用。
法家所谓的平等和现代的平等不相同，现代的平等是大家都站着当人，法家的平等是大家都跪在皇上跟前当狗，儒家则是贵族当人，穷鬼当狗。
二、“儒表”下的法道互补
中国文化本质是法家，因为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怎么做。嘴上仁义道德说的天花乱坠，实质上是厚黑学治国。导致我国的文化产生了一个三层的夹心。外表面是儒学的幌子，内里是法家的框架核心。中间的道家和稀泥来避免人们因为说一套做一套而人格分裂。
所以就像经济上“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一样，价值观上，“罢黜百家”不让人们说话，就会导致人们竞相表演说假话，或者犬儒当缩头乌龟。“百花齐放”就会从严苛的法家调到松散的道家，开始纵欲和浪荡。
就实际上而言，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下唱高调，说假话。
三、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出于法家性恶论的治理原则。自上而下的不信任，皇上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于是总无万全之制，事权分而复始，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
一是内外朝的循环，秦汉的丞相是外朝，皇上就要搞个尚书来分权，到了隋唐，尚书坐大，成了外朝，就搞出个同中书门下来做内朝，宋朝，同平章事占了相权，又出来中书省，明朝压制了中书，建了内阁，清朝索性连内阁也不信任，建了军机处，就在皇宫边上小黑屋里值班。就算到了天朝，“中央文革小组”也架空了政治局威胁相权，引起全国十年动荡。
二是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皇上不信任地方官，就派中央代表巡查地方，这些巡查一去不返渐渐成为新的诸侯。秦汉的郡县，汉朝派出了州刺史，结果刺史坐大，为了节制州的权力，唐朝搞了个道按察使，道又坐大，宋朝重画行政区，搞了个路，南宋又出了行中书省，到了元朝直接叫行省了。明朝改叫布政使司，清朝觉得行省又成了诸侯，就用巡抚来巡查地方，结果巡抚又成了新的诸侯
三是地方分权与地方集权的循环。秦汉的地方政府班子是三权分开，各自对中央负责，到了东汉，就成了刺史一把抓，到了宋朝，又成了分权，元朝行省又是一把抓，明朝三司又分权了，清朝巡抚又是一把抓。
还有政权末梢与基层自治的循环。秦朝“编户齐民”，结果行政成本太高，而且法密则乱，一管就死。汉朝就改成基层自治，政权末梢回缩一两个层级。结果一回缩，中央对社会的控制就会出问题，东汉末年，宗族兴起，所以北魏“宗主改革”，“废宗主，立三长”，就又要延伸政权末梢。到了隋唐，管控松懈，乡里自治，王安石又行保甲法，再次把乡里社会编织起来。此后元代的里社制，明代的里甲制直到民国，都不断出现这种循环。
从实用性上讲，因为高度重视行政安全，导致很容易活的很久，但因为回避矛盾导致积累矛盾，所以终于不免灭亡。这个制度的内在缺陷是不可解决的，因而它的延续并不是在长治久安，而是在上述的几重循环中实现的。非死不可，死了再重生。
四、法道互补的后果：行政不正义
也就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恰恰是为了行政安全所做出的牺牲，牺牲了国家的活力，牺牲了人民的幸福，换来了皇族和政权的稳定。原因在于，“儒表法里”体制在文化价值和制度上都存在缺陷，使得儒家的道德防线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吏治的正面作用都打了折扣。监督机制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也导致越成熟的监督机制，反而效果越差。
为了避免出现地方割据，地方官的委任采用了回避制。但是毛病在于，地方官完全对上负责，很容易对百姓很严酷，出现割了韭菜就跑的“短期行为”，而且流官不熟悉地方事务，导致胥吏弄权，所以还是沦为乡党。
还有科举制。科举制的八股不查道德，更类似智力测验，离治国理政很远，离修身养性也很远。也就引出了下一节。
五、法道互补与儒的吏化与吏的儒化
科举制打破了小圈子政治的弊端，带来的是更低素质的官员，这一批官吏没有儒家的道德自律，把当官当成挣钱的途径。而且苛捐杂税这些“杂派”也给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
六、法道互补的危机：行政不安全
传统吏治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行政无效率，因为事权分割不当而导致，忙的忙死，清水衙门闲的闲死。
最严重的危机则是行政不安全。平时的安全都是在累计矛盾，一旦到达临界点，“行政安全至上”迅速就会转化为极端的行政不安全。王朝末年本来是为了行政安全而剿匪，剿着剿着，匪没剿干净，政权先垮了。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君权没有神圣性，人人都梦想能当皇帝，所以，一旦中央政府不能展现压力和手腕，立刻就有人起兵造反想当皇帝。
七、法儒，道儒与纯儒：非主流儒家对“法道互补”的拒斥
这里主要是讲黄宗羲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对法道互补的排斥。甚至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谭嗣同的思想上承黄宗羲激烈抨击法儒和道儒。汇到如今，诞生了梁漱溟等“新儒学”。
八、西儒皆灭，而勤政与痞风前后相因——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
这一篇主要讲的是五四运动的局限性，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时，因为当时的救亡思想，所以人们不关注中国的大共同体弊端，反而迫切希望国家富强甚于希望个人自由和民主。所以没有反法家反而反了儒学，导致借来攻玉的西学和传统的儒学外衣同归于尽，但法家的底子没被伤到，终于酿成了文革等等祸患。
九、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新儒学在新文化中的三种价值
作者认为新儒学在当前有三种价值，分别是符号价值，也就是借个名字或者从典籍里断章取义一下来弘扬现代文明，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已经在做了。第二是功能价值，很难，就是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和发动个人权利。第三是超越价值，较为虚无缥缈，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能否提供一些对人类走出现代性的一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