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 2018马韧译本 第一卷
｜一九二二年
大使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
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
*
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
预约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假如有人让拉鲁斯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老相识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
“你知道吗，奥德留斯？决斗是十八世纪初由俄国的军官发明的。当时，他们对它是如此热衷，以至于沙皇不得不专门为此下达一纸禁令，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很快就会被决斗折腾得一个不剩。”
“嗯，是真的。决斗不仅在《奥涅金》里是很重要的情节，在《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总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看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俄国文学巨匠们，也想不出比两个中心人物相隔三十二步远，并用手枪来了断恩怨更妙的故事情节了。”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四处走走
*
这过程就像坐轮船出海。一位旅客在船头打了一下午的飞靶之后，换罢衣服，准备和船长共进晚餐，然后再玩几把百家乐，顺带给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瞧瞧。接着，他再挽着刚刚结识的女伴在璀璨的星空下悠闲地散步。他还以为，航海的乐趣不过如此。可其实，他们接触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船上生活中极为有限的部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下层船舱的存在，而那里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趟远航成为可能。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
伯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这间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可它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可非得是新的不可吗？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他已读过两遍或者三遍，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他懒，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伯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身体往后一仰，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取得了平衡。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伯爵说道。
集会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
*
伯爵在反复思量着：阁下，主教阁下，教皇陛下，殿下。曾几何时，这些措辞的使用是文明国家可靠的标志。可现在，那些……
因为事实上，时代的确会变。这种改变也从未间断，不可避免，而且富于创造性。它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不仅让那些尊称和狩猎用的号角变得过时，同时也让银质传唤器，看歌剧用的珍珠母望远镜和各种精心制作的物品失去了用途。
考古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
是的，那段幸福的时光的确像在极乐世界一般，米什卡心想。但和至福之境一样，它们也都属于过去。它们和西装马甲、紧身胸衣、夸德里尔方阵舞、伯齐克纸牌，还有人口分封权和进贡制，以及家中角落里摆上的一堆做礼拜用的东正教圣像一样，全都属于过去。在它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和卑微的迷信并存。少数幸运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大多数人则在无知中忍受着煎熬。
*
为大公干了一杯，又回忆了一番往事后，两位老朋友才把话题转移到即将召开的“拉普”大会上来。原来，“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
“那将是一次不平凡的大会。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召开的不平凡大会。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作家全都会到场。而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连在同一张桌上吃顿饭都办不到，因为害怕被沙俄当局给抓起来。不错，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引领着不同的风格，但六月份一到，他们将聚在一起，开创一种崭新的诗歌。那将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萨沙。一种毫不犹豫、无须唯命是从的诗歌。它将是以人类的心灵为主题，为人类的未来而思考的诗歌。”
“作为考古学家，汤姆森很自然地将人类历史按每阶段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划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呢？道德的进步呢？我可以告诉你，也在以同样的路线进步。在石器时代，洞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他们手中的棍棒一样迟钝，和他们手中用来敲打取火的燧石一样粗糙。到了青铜时代，他们之中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发现了冶金学的奥妙，而在那之后，看看他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琢磨出了如何铸造钱币、皇冠和剑这个在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奴役着平民大众的邪恶的三位一体。”
米什卡顿了一顿，他盯着天花板在沉吟。
“然后到了铁器时代，伴随着它的是蒸汽机、印刷机和枪。这的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三位一体。尽管这些工具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发明的，但也正凭借着火车头、印刷机和手枪，无产阶级才开始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无知和暴政之下解放了出来。”
可能是出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解，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表述，米什卡讲着讲着开始摇头晃脑。
“好吧，我的朋友，一个新的时代——钢铁时代——已经开启了。我想这句话我们绝对都会同意：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建造发电站、摩天大楼，还有飞机了。”
米什卡朝伯爵转过身来。
“你见过舒霍夫塔吗？”
伯爵没见过。
“那东西真是太妙啦，萨沙。那是一个高达两百多英尺、螺旋上升的钢铁建筑。通过它，我们能将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是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那充满激情的旋律——播送到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公民家里。随着这种进步的每一次出现，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才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只有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见证愚昧的终结，压迫的消亡，以及人民之间变得亲如兄弟。”
米什卡停了下来，一只手还兀自在空中挥了一下。
“那诗歌呢？你肯定会问。文学创作呢？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也都齐头并进。如果说以前它还停留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话，那如今它已步入了钢铁时代。诗歌不再是关于四行诗、扬抑抑格和美妙比喻的艺术，而已成为一种能够动起来的艺术。它能穿越世界，还能把音乐传送到别的星球上去！”
假如这番话是从咖啡馆里一个幼稚的学生嘴里说出的，伯爵听了眼中也许会闪过一丝讥讽。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假如这番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伯爵一定会生出上述想法。可现在，当这话从米什卡的嘴里说出来时，伯爵心里却高兴极了。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想要搞出点风流韵事或者想要事业有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成功只属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相反，这种人，只能像驴子一样嘶哑地叫上几声，然后到无人问津的书店里找来几本无人问津的书来求得一些安慰。而当他的室友到凌晨两点才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他也别无他法，只好半懂不懂地静听室友给他讲述城市沙龙里的新闻。
米什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处于这样的境况。
然而世事是如此变幻莫测，一个从来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身处一个正确的地点。过去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风尚和态度倏忽间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风尚和态度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那么契合。于是，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在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的星相变化——发生之际，与时代长时间脱节的人必定会有一番大彻大悟：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过程，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命运也自有其节奏和缘由。
双响座钟发出了半夜十二点的钟鸣。就连米什卡都觉得他们应该再干一杯。而这一杯，不仅是为大公，也为海伦娜和老伯爵夫人，为俄国和艾德豪尔山庄，为诗歌，为屋里的踱步，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生活中有意义的方方面面。
奇遇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回到马车上，他们便在原野上疾驰起来，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直穿而过。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教堂是一八一四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教堂的钟楼美轮美奂，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钟塔能与之媲美。钟楼里的二十口大钟全是用拿破仑侵略军仓皇撤退后遗弃的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因此，每一声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俄罗斯万岁！沙皇万岁！
车行至拐弯处，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缰绳，让马加速朝家飞奔而去。可这时，海伦娜会伸过一只手来搭在他的胳膊上，让他降速，因为午夜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圣歌声中，一声声钟鸣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假如你仔细聆听，除了马的喘息声，寒风的呼啸声，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的圣米迦勒大教堂的钟声，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遥相呼应着，宛如黄昏时分池塘两岸的鹅群隔着一洼塘水在相互呼应一般。
升天的钟声……
一九一八年，伯爵从巴黎匆匆赶回家中。途经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聚集着一群农夫，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却又沉默不语。原来，那天早上，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还开来一列空的四轮货车。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哥萨克士兵们爬上钟楼，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起来。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他们又加派了一队哥萨克士兵上去。古老的巨钟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它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先翻了几个跟斗，最后才“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
然后，正如孩子们都知道的，节日的鼓点是从人的内心敲响的。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
“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
伯爵以为他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不言自明，所以根本没准备进一步阐述。于是，在开始回答之前，他冲“主教”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香槟。数百年以来，在婚礼和新船下水仪式上人们用的一直都是香槟，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种饮料本身带有喜庆的含义。但其实，人们之所以在这些危险的活动开始之前喝香槟，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们的胆量和决心。
“昨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天方夜谭》。”
“哦，”伯爵答道（很高兴他们终于换了个话题），“那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棒的作品。”
“也许吧，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音乐都是为了让听众能陶醉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
“阿拉丁和神灯那样的世界。”伯爵微笑着说道。
“没错。事实上，剧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陶醉了。”
“哦，这不就对啦？”
“但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打算要去阿拉伯，虽然那才是神灯的所在之处。”
象棋高手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旦他觉得棋势已无法扭转，自己肯定会输，那么不论离终盘还剩多少步棋，他都会立刻推倒自己的国王认输。于是，伯爵开口问道：
“你的开胃菜怎么样？”
“很不错。”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
那种酒跟炖菜一起喝，会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碰在一起一样势不两立。它会照着炖菜先当头来上一棒，再把它从战车里拖出来，再让它尝尝每个特洛伊男人的厉害。
*
*
必须承认，当你知道有个包装漂亮的礼物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你拆封，还有一只独眼猫在一旁窥视时，在这种情况下坐在椅子里坚持把小说（尽管是一本很应景的小说）读下去是很需要自律的。但这种自律伯爵自幼便已养成。当年，在圣诞来临前的几天里，存放圣诞礼物的客厅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大人们像白金汉宫门外的卫兵一样警惕，提防有人提前溜进去，而那个时候，伯爵就已经能镇定自若地从客厅门外大步地走过了。
少年伯爵培养自律的习惯并非因为他向往军事化的管制，也不是因为他恪守家规。因为他刚满十岁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死板，也不爱受人管制（能证明这一点的教师、看护人还有警察的数目多得能组成一个方阵）。不，假如说伯爵在关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门外走过时曾有过自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才是让节日圆满的最好方式。
因为到了圣诞前夜，父亲终于发出那个盼望已久的信号时，他和海伦娜才被允许把那扇关着的大门拉开：那里面矗立着一株十二英尺高的云杉树，树干到树顶都被彩灯点缀得通明，架子上到处都挂满了花环。还有一碗碗产自塞维利亚的橘子和来自维也纳的五颜六色的糖果。让人惊喜的礼物都藏在圣诞树下的某个地方，其中有用来守卫城堡的木剑，还有到木乃伊的坟墓里探险用的灯笼。
这就是童年时过圣诞节的神奇之处，伯爵心想。现在回忆起来，他仍有些恋恋不舍。这么简单的一份礼物，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新奇经历。
可是，假如圣诞精灵此刻真的能够降临，把伯爵唤醒并让他看看他的未来，他就会知道，他眼下的这份幸福感来得未免太早了点。因为从现在开始，不用四年，他，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再次听完双响座钟的十二声钟鸣之后，将会穿上他心爱的外套，爬上大都会酒店的屋顶，然后坚定地走向屋顶边的栏杆，好纵身朝下面的街道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