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熊猫-note》
#332 中国人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对工作和单位并不那么热忱，所有事务更是靠关系而不是靠责任感推动。结果各个单位若没有领导下令，就各自为政，互相竞争而不合作。中国人称之为“婆婆太多”，这正是熊猫项目面临的困境。
但是大型实验室跟熊猫保护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我觉得这个计划本末倒置：中国人还没有谈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就已经决定要多大的楼板空间和多少名技术人员。我当时还不了解，在中国，建筑物的大小无论有多不合时宜，都代表了一个项目的重要性。
#633 我发现中国人对动物几乎没有同理心。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动物”一词，意思不过就是“会动的东西。”
#1050 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世界，中国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两种世界只在吃饭时间或山径上才会重叠。这并非出于我们的选择。尝试全面适应另一种文化，一举一动完全模仿本地人，这种行为本身的意义就不明确，我从未这么做过，我只会基于礼貌调整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我并不会心怀浪漫地以为，我可以有朝一日摆脱边缘陌生人的身份，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圈内人。但我曾经希望，五一棚的工作开始以后，我们可以逐渐熟悉，成为真正的伙伴，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分享观念、思想、感情。当然我一直都知道，中国人比较沉默寡言，他们周遭有一道社交的藩篱。我更进一步发现，五一棚的同事开始时，可能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成见，不把我当作一个“人”，而是一个外国人或美国人看待。但我认为，在互相尊重、寻求了解的气氛下，信赖可以培养。我错了。
#1145 我出于义愤，而非乐观，跟当时也在卧龙的王梦虎热烈讨论英雄沟的状况，我指出中国境内某些动物园把熊猫照顾得很好，英雄沟不该比它们差才对。雇用对熊猫漠不关心的管理员全无帮助。他也同意；但他说，他寻求改变的努力都无效，北京在这件事和其他方面，都约束不了当地的工作人员，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
#1273 我常希望有个可以讨论研究方法、分享知识与理念的中国同事。这也是我来中国的一个目的。但营地里五位编制内的研究员，几乎都只是例行公事，例如用无线电确定熊猫的位置，他们从来不提问题。营地里毫无“格物致知”的做学问气氛。有一种有趣的周期性现象，固定每月出现一次，每当二十四小时监听熊猫无线电信号的工作即将开始时，工作人员就纷纷发作肠胃不适、脚瘸、头痛、牙痛及其他毛病。我理解他们宁可喝喝茶、听广播连续剧的心境；毕竟他们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只有一点点津贴，搜集的资讯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知道，强迫不感兴趣的人工作很容易，却不会做出好科学。有次我告诉王梦虎：“美国有句俗话说，你可以牵马到水边，但不能逼马喝水。”我需要有创造力、能随机应变的同事，但中国的制度倾向于压制这种人。
#1299 所有项目都会出现意气风发和垂头丧气的时刻。五月中旬，因摆脱不了从十一月开始不断累积的困扰，例如帐篷里的老鼠，我变得十分消沉。我发过毫无作用的脾气，陷入“文化大革命”塑造的充满阴谋紧张的社会里。“文革”号称已死，却还没有埋葬。这是个由谎言和逃避组成的阴暗世界。这计划里没有开放的科学立场。有关熊猫的中文出版品、利用我们搜集的竹子标本做出来的实验室分析报告，都刻意不给我看。我要求把竹子送到海外，做一些中国境内无法完成的分析，他们极不愿意。资料是否成了抵押，除非WWF提供研究中心的所有设备？中国人是否怀疑我会拐带资料逃走？愚蠢的行径比不信任更令我光火。但正如很多其他事，臆想比实际行动更伤人，我察觉自己的工作乐趣逐渐死亡。我觉得无所适从，无法处理这个项目。过去的研究中，我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做；我能控制。但这儿不同。各种限制投下重重阴影。我工作时面临强大的紧迫感。“试着”解救熊猫是不够的：非成功不可。但项目会不会像去年十一月中国人威胁的那样戛然而止呢？
#1350 熊猫是演化上的大成功，但成为食竹专家，也减少了它在其他方面的选择。乍看之下，无须做选择或许使它比大多数动物更自由，但演化也剥夺了它的创新力，把它囚禁在生态环节上的一个定点，无法改变。
#1675 像熊猫这种动物，尽管孤独，还是生活在亲戚、邻居组织井然的社会里；有的友善，有的则否，视过去的接触与个体间交往而定。不论熊猫表面上多么不合群，还是有两种不可避免的社会需求：小时候它必须倚赖母亲生存，成年后它必须找对象交配。任何社会都需要沟通，必须建立一套视力、声音、气味的系统。除了求偶，熊猫从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安排约会；事实上，它们尽一切努力避免接触。熊猫避免跟其他熊猫见面的一个法子，是用声音公告周知它的存在，听见的同类就可以决定如何反应，接近、逃逸，或当作没听见。熊猫发出的叫声，花样与音量都有很多变化——成年熊猫的声谱有至少十一种不同的声音——可以表达情绪上的微妙转变。但是它们大多只在求偶和遭遇意外时才会叫。
#1729 熊猫只能吸收它所吃下竹子的百分之十七，这比例非常低。甚至以食物通过消化道速度惊人著称的鹅，利用效率也高达百分之三十；光吃青草的鹿，可达百分之八十；狮子之类的食肉动物，更高达百分之九十。很明显，因为消化系统没有效率，所以熊猫吃下去的东西大部分都浪费了。
#1757 作为动物行为的探索者，我小心观察一头动物的行为举止，把我看到的一切写成记录，然后把未经修饰的事实和绝对客观的描述，做成整齐的图表，逻辑化地呈现资讯，仿佛我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迈向必然的结论。真理与科学就此达成。但这样的报告缺乏人性因素，没有发现的喜悦，也没有新斩获的乐趣，等于承认所谓研究只是碰运气——资讯也不像我们一厢情愿以为的那么客观。统计数字或许有助于描述宇宙，却不能用来说明其他生命；数字表现不出一头生物的特质，也不能传达爱、愤怒、快乐和勇气。
维尔纳·海森柏格（Werner Heisenberg）说得好：“我们要记住，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在我们的提问方式下暴露出来的自然。”
#1846 佛罗里达大学的布赖恩·麦克纳布（Brian McNab）从生理方面研究动物能量学多年，成就惊人。他发现小熊猫可以在寒冷中，减少末梢血液循环，从而降低皮肤表面温度和能量散失，使其新陈代谢大幅趋缓，但身体内部的温度却不受影响。小熊猫休息时，新陈代谢可减至一半，把身体的自动温度调节关小，节省大量精力。这种新陈代谢减少为时一定很短暂，要不时起来走动，使其中断，否则血流受阻太久，会造成组织坏疽。靠新陈代谢节约精力的策略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佼佼对寒冷的反应类似爬行动物；无怪乎有几次我们不小心把她从睡眠中吵醒，她都显得僵硬而无精打采。因此，小熊猫比大熊猫更适合完全靠竹子维生，在能量收支平衡上也更为稳定。
#2342 中国的保护区大多如此，总是挑中一个风景最美的地点，然后用丑陋的砖块水泥建筑物加以破坏。
#2506 中国当前的保护问题，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无理性破坏政策所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领袖。幅员广阔的中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政治腐败、内战、贪污，加上一百多年列强压迫与干预，剥夺中国的主权、掠夺土地、强迫开放贸易以及引进鸦片走私等，终于在毛泽东手中统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天安门上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毛泽东有伟大的前瞻，他对世界的影响力无与伦比。但他的成就有严重的缺点，因为对生态缺乏认知，他的四大错误使中国未来的繁荣乌云密布。他对生态的无知令人惊讶，因为他出生在湖南韶山一个偏远山村的农家。他从小就做挑水、养鸭、放牛等活计。他贻害最深的一大错误，就是鼓励人口无限增长：“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解放后三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四亿五千万，于一九八二年达到十亿。虽然政府努力控制人口成长，但这么庞大的数目，在推动保健、教育、工业和农业等方面，会继续造成不利影响。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犯了第二个错误，即提出以“大跃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全国各地的农民在自家后院铸铁炼钢。数以百万计的树木被砍倒制炭，充当鼓风炉的燃料；一吨又一吨的钢铁制造出来，但又因为含杂质太多而被抛弃。人民一味忙着铸铁，田地里的作物任其腐烂。直到饥荒来袭，政府还自以为注了水的粮食收成数字是可靠的。一九六一年“经济调整”时，已有无数人死于饥荒。国民平均谷物生产额倒退到跟两千年前一样。不计其数的动物被杀害充当粮食，使全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宝库为之一空。人民还没有从这段艰苦的岁月中恢复元气，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四年犯了第三个生态上的大错，即呼吁中国“以粮为纲”。草原辟为稻田，土壤被风吹散；砍掉陡峭山坡上的树木，改种稻麦，造成侵蚀；甚至果树也都被害怕因不种谷物而被扣上“反革命”大帽子的人们砍了。幸好这个政策两年后就放弃了。但“文化大革命”——第四个大错——接踵而来，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不仅是一场人类浩劫，对环境更是进一步的忽视和破坏。 我可以理解，受穷受苦数十年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时，当然听不进保护的论调。正如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坏土壤》（ The Bad Earth）一书中所引的话，农夫的目标就是利用所有的东西，而且是现在立刻马上：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3] 但继续伐林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到四川山区走一趟，所见所闻令人忧心忡忡之处，远不止于大熊猫的未来。
#2583 王鹏彦身材矮小，乍看满谦虚，但选中他是场灾难，因为他的能力和职位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常好几天不检查捕笼，危及熊猫的生命，无线电追踪也是高兴时才做。过去每个人都可以翻阅的研究笔记，现在都锁在柜子里。我要求取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管钥匙的人不在。”这是中国常听见的一句话——管钥匙的人不在。中国虽实施开放政策，但还是一个锁的国度——门、书桌、书架、柜子，所有东西都上了锁。有钥匙的人——往往钥匙只有一把——从不授权别人保管钥匙，即使离开一个月，也不会把钥匙交给别入。钥匙是权力的证书，也是防人取得权力的借口。在比喻意义上，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为了避免做决定或负责任，该对问题负责的总是别人，最好还是个在远方的人。王鹏彦后来被换掉了，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新主任张和民也是大学刚毕业，两人是好朋友。他们的聪明才智用非其所，加上满肚子小心思和谋算，臭水沟的研究工作几乎全毁。
#2603 我一再强调，我们对研究中的熊猫和所有其他保护区的动物，都不可以捕捉。但是不愿听话的人都是无可救药的聋子。桦桦还没有被释放。难道号称熊猫皇宫的研究中心，只不过是卧龙的一座熊猫监狱，把这些动物都变作行尸走肉吗？新捕获的熊猫宝宝不久就在研究中心生起病来，那儿的两名兽医对医治动物所知不多，就送到成都，它在那儿丧了命。我觉得责任愈来愈沉重，无法克服障碍。虽然参加这项目已经三年，我始终不能使中国同事理解，这项合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熊猫能在野外自由生存。
#2658 一九八四年二月底，我前往唐家河时，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人对于把熊猫捕来圈养，态度都很简慢轻率，地方官员就可以做决定。令我更不愉快的是，相对而言，释放一头动物回归野外，却需要卧龙、成都、北京的官员花好几个月讨论。
#2691 中国人却正好相反，他们对事实的看法常带有价值判断，他们会问，某件事的本质是好是坏。不管多么不相干或误导性的事实，都可以用来支持一个观念。中国把“实事求是”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其作用仅止于口号。不幸的是，两种文化互不了解，西方人可能觉得中国人撒谎成性，中国人可能指控西方人天性本恶。
#2756 肯告诉我貔貔的死因暧昧后，我盘算该采取什么反应。我对装聋作哑感到厌倦，忍耐也有个限度。我不想跟凡事漠不关心、在工作方面欠缺知识与能力的卧龙官员发生冲突，但我决心不让又一次事故悄无声息地蒙混过去。通常当一个问题不能再置之不理时，就会有地位较低的人挺身认错，借着“学习”和“觉悟”获得新生。自我批评或许是追求救赎的途径，但是否真的能起到威慑作用、使人改过自新，却非常可疑。一九八四年已经有太多错误，仅仅口头谴责是不够的。
#2772 我进一步指出：“昂贵的研究中心里，有大量WWF捐赠的精密仪器。但落成一年后，都还没有做任何研究，没有引进高级研究人员，工作员成天下棋、喝茶，不照顾熊猫，设备受损坏，图书馆书籍遭窃。访问卧龙的外国记者要求跟WWF的研究人员面谈，却被告知不可能，只能在总部听往往错误百出的简报，为什么？”
#3557 卧龙的保护问题仍然棘手。虽然竹子死亡对这儿的熊猫影响不大，但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仍持续造成重大冲击。当时保护区内有两个公社，总共有六百四十七户人家，人口多达三千七百人。山谷的坡度陡，开发成农田的利用价值不高，因此政府每年必须赈济许多吨谷物，弥补收成的不足。村民赖森林为生：伐木、采草药、杀野生动物取肉、麝香、皮革。熊猫的栖息地不断缩小，还有很多熊猫死在盗猎者的猎套中。
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的罗伯特·德·武尔夫（Robert de Wulf）比较了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三年对卧龙拍摄的卫星照片。八年之中，十四平方英里的森林被摧毁。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熊猫死于猎套。显然，即使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个保护区内，熊猫的未来仍是风雨飘摇。
#3604 我读到中国研究人员宣称，熊猫的精子有缺陷，无药可救，它们的精子太小，“以致人工授精无法成孕”。幸好熊猫不会看报，不会被这种论调搞得惴惴不安。熊猫在野外世界以千百年不易的老办法好端端地生儿育女，如果因错误的观念而被贬为演化过程中的失败作品，就太可悲了。
#3749 多年来，我一直尽力抨击盗猎。但中方和WWF基于各自懦弱的理由，都不愿正视这问题。现在至少控制盗猎已成为公认的当务之急。WWF的克里斯·埃利奥特（Chris Elliott）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新闻稿中强调：“盗猎问题对熊猫构成的威胁，已经远超过竹子大规模死亡。”
熊猫的处境日益恶化，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WWF采取了若干及时的措施。来自安大略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马什（John Marsh）和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的加里·马克利斯（Gary Machlis），为保护区的领导、行政主管、及研究人员开办为期三个月的保护训练课程。来自英国的约翰·麦金农（John McKinnon）与安德鲁·洛里，跟中国同事协力，为包括卧龙和唐家河在内的几个保护区，草拟初步的管理计划，以及长期保护熊猫的全盘计划。安德鲁·洛里还教研究人员如何监听野生动物和做统计。他率领一支反盗猎巡逻队，巡视卧龙的森林，希望提供好榜样，刺激地方官员主动提出自己的办法。但为期三天的行程并没有照原定计划进行。每个巡逻队员都自己带了脚夫，挑了一大堆食物，包括活鸡和一瓶瓶的白酒。还没进到森林，队员就必须做长时间的休息。安德鲁对这班人的怠惰感到沮丧、不耐烦，就一个人直往前冲，其他人吓坏了，急忙赶回住处，召集村民组织搜救队，结果发现安德鲁好端端在山顶上，等他的特工队追上来。这种笑话对卧龙的盗猎者当然不构成影响。一九九一年，WWF派英国籍的斯图亚特·查普曼（Stuart Chapman）驻卧龙两年，他是联合国的志愿人员，专程来协助防护森林，以免遭受盗伐者和盗猎熊猫者损害，其实这是中国人本来该自己做也做得到的工作。 来自比利时的罗伯特·德·武尔夫，开了一门教人解读高空摄影和卫星图像的课程，这对绘制熊猫栖息地分布图很重要。来自香港的迈克尔·巴伦（Michael Baron）和奈那·塔维里（Nayna Thaveri），设计了方便携带的教学展示组，并编写小册子，介绍卧龙形形色色的植物与动物群落及熊猫保护区。 这些活动终于促使卧龙开始建立自己的环保教育计划。活动教育站逐一前往各村落和学校做宣导，并树立环保标语和看板。根据约定，实践“五不”——不放火、不砍树、不打猎、不垦地、不破坏森林复育——的农民可获得津贴，不过还是因执行监督太松散而受到批评。WWF以无与伦比的耐心，挑起理想幻灭的担子，继续为熊猫付出心力。
#3850 熊猫项目开始时只是一股追求崇高理想的狂热，或许还掺着浪漫的幻想，再加上因为对问题的真正严重性缺乏认识而有的乐观。想到在我们记录它们生活的同时，熊猫正在受苦、数量锐减，我就感到痛苦的重担压在心头。与短视的庞大地方官僚体系为敌时，热忱和善意都不足以应付，他们急功近利，用推托、逃避、过时的观念、缺乏远见的行动和其他可悲的手段，来规避中央政府制定的纲领，造成令人扼腕的生态管理失误。到现在，野生生物和森林得到的保护仍少得可怜，更不要谈对栖息地做什么实际的保护管理了。
#3859 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外汇，但不能因此而牺牲我们国内许多独有的美丽动物的生命和自由。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3878 熊猫该不该出租？在游客的心目中，它们是最受欢迎的野生动物。兴高采烈的群众甚至看熊猫睡觉都甘愿，事实上它们大部分时间也就只是睡觉而已。动物园是一个文化和教育机构，其中的展出能提醒一般人正视稀有动物及保护它们的必要，熊猫在唤起公众注意上，当然效果绝佳。但反对出租熊猫也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应该等到人工繁殖有持续的成绩后，再把熊猫送上紧张繁忙的旅程，否则会对它们的生理周期造成重大的干扰。但中方还是不断捕捉野生熊猫，增加圈养熊猫的数量，而这批熊猫死亡却比繁殖快。我最初支持遵守严格条件的出租，因为我觉得中国需要开放，建立一套容许外国动物园跟中国人合作并提供鼓励、知识、协助和金钱的开放政策，并能在必要时施加压力，改善对野生和圈养熊猫的管理。但目睹整套出租计划对熊猫的争夺是那么贪得无厌、玩弄政治、罔顾合作、不择手段，我改变了心意。
#3988 林业部与中国动物园协会之间的竞争与不合作，对拟定保护圈养熊猫的全盘性计划，构成严重妨碍。因为如此，当时中国动物园协会在尝试改进熊猫的交配条件时，甚至无法争取会员全力配合。二十一所拥有熊猫的中国动物园当中，只有十所的熊猫成对。熊猫究竟是国宝，还是这些动物园及其他握有熊猫机构的私产？
#4098 大部分出租熊猫的行为都充满政治权术与贪婪，以及漠视熊猫福利的可耻心态，这现象不可能消失，但我热切希望它会变得较有节制。要应付那些凑热闹的人，世上的熊猫不论是租、是送、是卖，数量都不够多，而且永远也不够。如果我们硬要为熊猫套上各种象征意义、敬重与喜爱，也没有关系。但我们必须维护它们在野生环境中的生存，善尽我们的道德义务。熊猫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所以不可能保证每一座动物园、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它们。熊猫历经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
#4421 政府不图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反而研究大规模人工养殖的可行性。真是应了一句中国的俗话：“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吃。”
养殖应该是最后的手段，通常是在真正努力维系一个物种在野外生存确实失败以后，才会采用。我们还没有看见这方面的努力。经常被人遗忘的一个事实是，熊猫、老虎及其他动物，都只是它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象征，或所谓的旗舰种（flagship species）。中国或任何国家真正的国宝，应该是各种动植物生存的大自然；它提供流域保护、休闲娱乐以及稀有物种的基因宝库，还有其他人类生存所依的重要资源。
#4621 ……人工圈养熊猫数量已达到八十头，足够构成一个在繁殖上可自给自足的种群……成功的圈养繁殖计划可作为挽救熊猫物种的有用工具。 但是为这个目标而捕捉更多野生熊猫却很危险。如果最后只剩圈养的熊猫有足够繁殖的数量，我们还是不能自命解救了熊猫。保护的真正目标是通过保护栖息地，维护基因多样化，挽救野生环境中的物种。圈养繁殖只有在有助于达成上述目标时，才对物种保护有价值，我们必须设法把圈养的熊猫释回野外，才算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