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余英时谈读书治学 ——读《余英时访谈录》

访谈录即是余英时先生生平及学术思想的概览。本书系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对余英时先生的数次访谈整理而成，余英时在书中作序《我走过的路》，书的最后辑入刘梦溪对余英时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作为附录。书中回顾了余英时的人生和学术历程，谈了东西方学术和知识系统，谈了文化与社会重建。

试将古今中西学术融一炉

读罢此书，对于拓宽视野、了解中西方治学传统颇有益处。余英时先生因其自身的特殊经历，将古今中西的学术融为一炉，从其生平及治学历程可见一斑。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纵观其求学治学历程，通过钱穆，余英时继承了陈寅恪、熊十力和牟宗三所代表的儒家学术路径；通过杨联升，继承了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的现代史学研究思路。通过这一中一西的跨越，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西方学术思想相结合。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治学之人向往的境界，吾辈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对于这一点，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人似乎有天然的时代优势。那一辈学人既能很好传承传统中学，又能有机会跨洋学习西学，成就了一大批大师级学人。要兼具此两方面，今人怕是难以企及。今人虽出国留学易，但国学功底不及甚远。

正如余英时先生在谈东西方知识系统所言，过去几十年，想在中国学问里做出成绩的，都是国学极好的学者。西方的东西只是在形式上图个方便，分析上提供某些概念，看问题打开眼界，但真正做学问的功夫功力是要看国学基础的。所以，20世纪30、40年代那些学术成果，在西方一直是受重视的，包括陈寅恪、汤用彤、钱穆、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著作。

要把金针度与人

余英时先生在谈到治学方法时，强调要“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和“取法乎上”。

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在史学研究上，在余英时看来要立体化才行。譬如研究思想史，不是仅仅列举当时的著作和其中思想的内容，而是要把思想放在当时生活脉络中去了解。既要重新建构古人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也要注重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等。同时要博览深思并行。如此才有可能把初看不很想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便是给历史研究以生命，使过去一遗存下来的文本、文物活了过来。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在读书问题上，余英时认为要“取法乎上”，读精品。找学者公认的经典好好揣摩，不是记内容，而是研究作者是如何建立模式的，如何运用史料得出结论，其中的逻辑怎么发展的。这样就能学到针法，金针就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