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遗忘”的热情——评“我等你——无限的本体时空”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了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这个由各部分肢体组成的人工制造的怪物最终毁灭了它的制造者。尽管小说揭示出的关于科学与人类、创生与毁灭、知识与伦理的问题仍在持续地困扰着我们，但弗兰肯斯坦怪物在之后源源不断地被引用、挪用、消费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削减成为了一个无害的卡通形象。

当看到田晓磊作品中机械、神魔、人类的混杂形象时，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与前者深陷“创生亦或毁灭”的悖论不安地徘徊不前不同，田晓磊作品显然已经摆脱了“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他如同上帝般在无限时空中造物玩耍，怀着隐秘的兴奋让超越人类的、低于人类的以及人类自身都处于不生不死之中，并无比轻盈地杂交出未来的图景。尽管两百年来这个弗兰肯斯坦怪物早就不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威胁，在科技与进步的流急中早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并不妨碍艺术家继续将它扁平的“卡通形象”当作可怕未来的代言人，进而展开对现实虚拟的批判，他们自有一套“语言学”证明这些形象就是意义、能指就是所指。

田晓磊作品中的人类亦或后人类其实毫不重要，正如作品中一切生命与非生命体都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一样，他们只是当代艺术语言游戏需要的形象。所以大可不必用忧郁的目光去凝视他们，沉重在田晓磊的作品中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艺术家以一种失忆的状态邀请观众一起遗忘，摆脱立场、价值、伦理。他把尼采所言的“仅仅停留在生活的感性层面，不要追寻深藏的本质”推向极限，然后又巧妙地来了一个翻转，最高的价值就在最低的事物中，最低的事物必然是最高的事物。“积极遗忘”以几近意识形态地政治正确性，将沉重的、重过程的体验美学形式化，在对“肉体含悲”的遗忘中唱响体验美学的挽歌。

整个展览如同一个标本，展示了当代艺术感知的“合法“机制。作品展场布置巨幕投影、迷幻的声光效、AR技术，艺术家要求观众把身体交出来，尽管作者知道在“夜店”般的感性的迷狂去获得审美体验的超越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身体挑起不合时宜的诱惑性或强迫性的互动意图在当代艺术语言游戏浓厚的“市场与政治算计”中已然萎缩、消弭，但在文本与阐释、能指与所指、形式与意义的裂缝中，在隐喻、反讽、吊诡、悖反的“修辞学”下，作者相信一切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正如语言游戏的神话可以让将田晓磊的“失忆”书写为“积极的遗忘”，因遗忘产生的失重，也就既可以是轻盈自身，同时又可以被作者标注为是沉重、批判、启示。

三千年前，老子写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肉身是沉重的，它标示了人的存在之有限的永恒苦恼，栖身肉体之上的审美体验才凸显了人的存在之无限的绝对自由。在感知机制吞噬一切感性和经验的今天，我们应该回顾下德勒兹所说的“无器官的身体”，他说道：“无器官的身体是人们无法达成的，因为它是一种界限。”这界限就在于此刻的既存状态：界限成为一种自身批判的认知，或说它是一种自我观看的技术说明。这一抽象的理论表述并不是要为艺术建立价值判断标准（当代艺术很大程度正是在对“无器官的身体”理论的演绎下，将身体削减为一种语言的普遍性符号），相反，它道出了艺术最低的门槛，即永远避免一种普遍性规则的发现与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