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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香港和一艘“诗人船”的十年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01-17 13:50:02

站在2020年的新门槛回望，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时间的重量。“十年”既可以用来划分代际，似乎也足以总结一个时代，而在热衷于焚毁与革新的年代，所有在“建造”之路上坚持了十年的人和事都是值得尊敬的。

由诗人北岛创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即是这样一个案例，去年底，诗歌之夜迎来了第十个年头。从2009年的蹒跚起步，到如今满载启航的“诗人之船”，诗歌节逐渐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诗歌盛事之一。

从诗人遴选、文本翻译，到舞美设计、跨界实验，诗歌节对内容和质感的要求几近苛刻、不计成本，而不为人所知的，则是它所面对的艰难、崎岖、边缘的生存困境。在诗意与理想熠熠发光的主舞台之外，一部香港诗歌节的筹办史，几乎演变成一部与资本缠斗的“血泪史”。

如今再回望作为八十年代符号的“斗士”北岛，这十年，诗人经历了漂泊的结束、病痛的考验、时代的转变与媒介的换代，从“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国际诗人在香港”，到“给孩子”系列丛书，北岛的脚下有一条清晰的印迹，这既是他私人写作状态的互补，也是他的社会理想。而在张罗“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十年中，北岛无法只作为一个诗人存在，更成为了一个必须想办法筹款、四处“化缘”以保证诗歌节顺利举办的“活动主办者”。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回溯了这“一小撮人”的努力与坚持，他们如何在时代的缝隙中寻求文化的尊严，一个“诗人乌托邦”的小奇迹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完美之处或者质疑之声，但在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中，香港诗歌节提供了一种探索的路径。

无论诗歌还是诗人，小众化和边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诗歌从来不宜大声喧哗，但也并非仅供赏玩与风花雪月之物，诗歌自有其尊严。博尔赫斯曾写道，“要从死亡中看到梦境，从日落/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它不朽又贫穷”。

撰文｜胡涛

「诗人们认为那是一条船并纷纷登上了船

请让我也登上诗人船航行于时间的浪涛上」

2019年11月22日晚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现场，一场诗歌朗诵会正在进行。女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一身红衣登场，轻轻吟诵出这首《诗人船》。77岁的她嗓音清越，似歌似吟，哀婉之声如同一只哭泣的雨燕，在舞台上方层层盘旋。这位罗马尼亚早年极权时代的人权斗士，是本次诗歌之夜的重量级嘉宾之一。

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

台下的观众中，有她的30位诗人同行，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学者、记者和普通观众。11月19日-23日的每天晚上，不同国家的诗人们轮番登场，用母语朗诵自己的作品。自十年前诗人北岛在香港创办首届国际诗歌之夜以来，朗诵会一直是诗歌节的保留节目。诗人们跨越语言、文明与地域的边界，试图在倾听与交流中获得新的创造。

由于局势问题，诗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看上去更像一个整体。每天早上，大巴车准时发车，将全体诗人从位于港岛的酒店接送至九龙的饶宗颐文化馆—白天的研讨会和晚上的朗诵会、音乐会都安排在那里。晚间，再由大巴车将诗人们统一送回酒店。

大巴车穿越海底隧道，穿过香港密不透风的楼宇，穿过奔波忙碌的人群，如同一艘孤独的陆地之船，航向诗的海洋。从2009年到2019年，已有100余位诗人登上这艘“诗人之船”。弹指间，船行已十年。

从2009年到2019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经整整十周年。

01 诗人乌托邦

对初次抵达的诗人们来说，香港是一个巨大、模糊、若隐若现的背景板，陌生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和语言障碍。

塞尔维亚女诗人安娜·里斯托里奇第一次到香港，她去过最远的诗歌节是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但香港已经离家足够远了。旅途持续地给她灵感，哪怕身处喧嚣之地，“我在头脑中写诗”。

刚到香港机场，安娜就来了灵感。提取行李时她看见一个独自来香港旅行的老女人，看上去神情悲伤，她手里拿着一个装护照的小包，上面是粉色的Hello Kitty图案—一个如此悲伤的老女人，一个如此可爱的图案，“我不禁开始思考她的命运，谁在等她，她一个人准备做什么，也许她刚失去了某人—我想为她写首诗”。

德国诗人恩尼斯特·维茨纳起晚了，没赶上22号早上的班车，他跟太太打了辆计程车去往活动地点。因为一直没有机会游览香港，只能坐在车里欣赏密密麻麻的高楼和路网，他对香港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人。

“我在香港看到的是一座未来之城，”恩尼斯特望着窗外，头几乎仰成45度角，“大街上都是汽车，你穿过整个城市却看不到人在哪里，对我们来说这很奇怪。”恩尼斯特来自广场遍布的柏林，一个在柏林主要靠走路出行的人，对“香港人民是如何移动的”这个问题满怀好奇。他跟太太商量好，准备利用诗歌节空当搭乘天星小轮去油尖旺地区打个转。

“hello，我叫郑小琼，我来自广州”。诗人郑小琼发现，在诗歌节的现场，不时有国外诗人跟自己打招呼，她想多说几句，可是英语不够，又害羞，就只好勉强回复这一句。这让她有点遗憾，“其实我感觉大家有很多话想说，我对他们也蛮好奇的”。

希腊诗人安纳斯塔西斯·威斯托尼迪斯和爱沙尼亚诗人马图拉是老朋友，两人活动间歇只要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人高马大的两人在位于半山腰的活动外场扶梯上聊得手舞足蹈，被山下的摄影记者生生拍出了“美苏领导人”会面的大片感。

希腊诗人安纳斯塔西斯·威斯托尼迪斯和爱沙尼亚诗人马图拉。

来自相同语种区的诗人更能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而通常欧美的诗人都会说英语，这给了他们更多的交流机会。但也有例外，日本诗人四元康佑旅居德国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加之性格极为外向，喜欢找所有人聊天，他几乎成了诗歌节最受欢迎的诗人。

本届诗歌节一共邀请了31位诗人，创历届新高。其中中东欧诗人高达9人，其他欧洲诗人4位，北美洲诗人3位，南美洲诗人2位，非洲诗人1位，亚洲诗人5位，中国大陆诗人5位，港台诗人各一位，语言极为混杂，宛若小联合国。

不过对于大部分诗人来说，诗歌才是最好的交流语言。以个体为创作单位的诗人们，在这里大规模遇见自己的同类，如同四散的星群突然聚拢。每日晚间上演的多母语诗歌朗诵会，是诗人们展示自己的主舞台。

每个诗人既是朗诵者也是聆听者，他们被编排进不同的组别，通常每晚五人，每人朗诵十分钟左右，中间穿插音乐家表演的现场即兴音乐。舞台设计采用“暗黑”系极简主义风格，一束灯光直射在诗人身上，全场漆黑。身后的电子屏幕上，诗句以中文、英文和原文三种形式陈列。

诗人开始朗诵自己的作品，沉浸在黑暗中的观众感官逐渐被打开。一首诗跳出书本，从它的创造者嘴中吐出，获得新的生命力。诗人以母语朗诵，带着自己的独特气息、节奏、韵律和语感，汉语、粤语、英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俄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交替登场，听众通过诗歌这个秘密通道进入全世界的生命现场。

日本诗人四元康佑

有的诗人精心设计了独特的环节。四元康佑最懂得制造新意和舞台效果，观众不期然间在朗诵中会听出些微日本传统能剧元素，诵读《我出门啦》时，四元一人分饰两角，绘声绘色地模拟父母与儿子的语气，让一首诗突然变成了“故事会”。民谣诗人周云蓬弹起吉他，一曲深情辽阔的《不会说话的爱情》结合了念白与吟唱，一句“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让观众落下了眼泪。

民谣诗人周云蓬。

塞尔维亚女诗人安娜·里斯托里奇出场时，还沉浸在另一位安娜—罗马尼亚女诗人布兰迪亚娜催人泪下的吟诵中，她说自己“快要听哭了”。

天水是诗歌节的内地活动合作执行人，2013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首次设立内地分会场，天水负责广州站的执行工作。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智利诗人劳尔·朱利塔的朗诵。患有帕金森症的诗人在参加活动期间病情严重，而他即将登台朗诵的是一首很长的诗，作为主办者，天水再三与诗人确认是否需要适度减少朗诵章节，但诗人拒绝了。朗诵开始时，劳尔从侧台一路颤巍巍地走到舞台中央，花了很长时间。当《大海》响起时，诗人突然声如洪钟，“就像大海一样覆盖了全场”，那一刻对天水触动极大，“对诗歌的现场魅力有了最为直观的认识”。

这种感觉呼应了诗人张定浩在《取瑟而歌》中的观点：一首好诗，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非常强烈和具体的肉身感受，这种感受，类似于爱的感觉。又恰如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如果我有一种天灵盖被人拿掉的感觉，我知道那一定是诗。

陌生感渐渐融解，诗人们惺惺相惜，朗诵会结束，通常是新一轮友谊的开始。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很欣赏德国诗人和法国诗人的诗，特意买了他们的小册子请他们签名。希腊诗人对中国女诗人余幼幼的诗赞不绝口，想找机会当面表达欣赏。最受欢迎的四元康佑一登场，全场就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和笑声。活动间歇的酒会上，越来越熟络的诗人、嘉宾、观众们侃侃而谈，气氛热烈。

诗歌节执行总监宋子江参加过多次其他国际诗歌节，他说，相比于巴塞罗那的戏剧感、麦德林的狂欢性、河内的随意性、台北的大众性，香港更注重仪式感，以及围绕诗歌文本的纯粹与质感。朗诵会模式为全世界诗歌节所通用，但香港诗歌节把它做到了“形式的极致”。

这正是创始人北岛的良苦用心。北岛几乎每晚都会坐在观众席一个不显眼的位置，静静地聆听朗诵，这也是他接近这些诗人们最好的方式—在私下，他与诗人的交际并不多。

在北岛的倡议下，从一开始，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充满浓厚的学术色彩。除了最后一天带领部分诗人乘坐天星小轮观赏维港风光，没有集体的观光行程，每天被密密麻麻的学术论坛和朗诵会、音乐会排满。但诗人们也有绝对的自由安排个人活动，主办方不负责诗歌节以外的部分。

诗人们在维港夜游后留影。

在维港观光结束后，波兰诗人米若什一个人走丢了，当他在街头茫然四顾的时候，恰好碰到另一组掉队的嘉宾，他们刚要登上订好的车。挤在车上的米若什笑笑说自己并不慌张，“其实我自己在寻找各种可能回去的办法”。

中国诗人余幼幼理解这种独立行动所具有的潜在风险性，“如果你是各方面都很独立的人，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肯定是自己想要去探索，如果你想着便捷，大家都给你安排好了，那就不太能适应这种活动方式。我肯定更喜欢自助。”

这跟某些诗歌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地政府“诗歌搭台，旅游唱戏”的理念指引下，诗人们往往成为一出旅游经济大戏的配角与注脚，他们经常被安排集体参观当地人文景点甚至工业园、科技园，没有人特别在意诗人朗诵了什么，思考了什么。用诗人余幼幼的话说，“一群人把另一群人圈起来，自娱自乐”。

诗人余幼幼

“有些诗歌节是以集体为单位，香港是以个体为单位，它给予你充分的自由，你可以选择性地来参加活动，其余的部分你可以自由安排你自己的时间，这种权利关系是赋予你自己手上的，它更尊重你个体的意志。而不是拉着一群人，然后去这参观，去那参观，你是服从性的被安排的人。”甚至有些诗歌节组织者要求诗人当场写诗，在余幼幼和宋子江看来，这种要求违背了诗人的创作规律，“诗人是要自由的，在创作上不能被命题作文。”

在香港诗歌节，嘉宾们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交朋友，也可以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挑战对方，诗人们形成了一个互相独立又彼此凝聚的群体（community）。

最能体现这种既独立且凝聚特质的，是学术研讨会。如果说朗诵会是以感性一面面对观众，研讨会就是诗人们学术交流的理性平台。北岛为每届诗歌节都设置了主题：“言说与沉默”（2019）、“古老的敌意”（2017）、“诗歌与冲突”（2015）、“岛屿或大陆”（2013）……

每位诗人都被要求提前准备好一份至少五分钟的主题阐释发言稿，其后参与互动对话。无论智力上还是体力上，诗人们似乎比参加其他诗歌节压力更大些。

诗人们从各自经验出发，发表相近或对立的观点。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与罗马尼亚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相会在“世纪对话”环节，共谈“言说与沉默”。虽然来自个人经历与社会体制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但诗歌理念却极为接近。安娜表示，诗歌产生于阴影之中，诗人要在自身之内发现他人。甘德则认为，诗是最没有掠夺性的行为，可以通过写诗，将自己内在的光献给别人。

“我们应该找到一种道德性的方式，重新发现人类之间的相关性，尽管人们有所不同，但仍有可共享之处。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我们就会互相杀戮。”甘德“写诗关乎道德”的观点，恰好在两人的诗歌中都得到了呼应：

「罪孽少些，但并非没有罪孽，……我明白在生命的油灯里总得不断添加血液，他人的血液」 ——安娜·布兰迪亚娜《动物星球》

「最大的问题在于失去了关联性。海狸、水獭、鹿、浣熊。我已吃过猫头鹰。难以吃足一年。」 ——弗罗斯特·甘德《牧歌：四处寻找光明》

这种通过诗歌语言的对话达到不同语种诗人之间的“融合”和“超越”，是北岛格外看重的，事实上，香港国际化的地理、政治、文化形态和多语环境，为他的理念实现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国际化平台。

但并不是所有时刻都充满和谐的音符。2015年，在主题为“诗歌与冲突”的第四届诗歌节上，就发生了一场因应主题的冲突。两位巴勒斯坦诗人加桑·扎克坦和纳捷宛·达尔维什宣布退出“中东诗歌”主题论坛，理由是无法接受有以色列诗人同时出席。巴勒斯坦诗人认为，“你们每天屠杀我们的同胞，你们还占领我们的土地，我们为什么要跟你坐在一起？”

这让现场的嘉宾深感遗憾。以色列女诗人艾棘·米索回应说，原本非常渴望与巴勒斯坦诗人展开对话，“我们不是政客，我们是诗人，我只是一个活在世上的诗人，我不为了政治而写作。”北岛也认为诗歌应该超越政治，“（以诗歌联结两方）是我最初的一个设想，没想到最终冲突还是发生了。”

所幸冲突没再延续，在当晚的朗诵会上，扎克坦没再拒绝出席，她与米索一前一后同台朗诵各自的诗歌，一段音乐演奏恰到好处衔接起了两人的朗诵—那一刻，似乎诞生了一个文本超越政治的样本。

“面对现实，反倒是说明了‘冲突’的必要性，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冲突中，诗歌是一条秘密通道，跨越各种障碍。”北岛回忆当时的情景，发出这样的感叹。

无论如何，“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能够跟一群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分享见解，感觉就像在家里。”诗人里斯托里奇说。

诗歌节如同一个小型乌托邦，平日苦心孤诣在各自世界里追寻“神迹”的诗人，在这里组合成聚集的星群，各自发光，又彼此照亮。没有人会拒绝乌托邦。

02 一万行诗背后

过去十年，诗歌之夜总共邀请了全球120余位诗人，其中包括了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高桥睦郎、盖瑞·施耐德、托马斯·萨拉蒙、罗伯特·哈斯、洛尔娜·克罗齐、安妮·华曼、多和田叶子、水田宗子这样的世界顶级诗人，以及西川、于坚、欧阳江河、韩东、翟永明、宋琳、陈东东、王小妮、蓝蓝、陈黎、廖伟棠等优秀华语诗人。

通常，诗歌节的筹备工作从一年前就开始启动了。北岛拉来身边的各种资源，成立了专门的诗歌节筹备委员会，由北岛担任总监、宋子江任执行总监、王淩任节目总监，李劲松任音乐总监、麦安任设计总监、柯夏智和陈嘉恩担任翻译出版总监，方梓勋教授则从各个方面提供人脉和建议。这是一个松散而稳定的结构，筹委会成员大多有其他专职工作。

按照北岛要求，诗歌节邀请的诗人必须在学术层面保持国际一流水准，不能“滥竽充数”。为此于去年专门成立了独立的学术顾问委员会，由多个语种的权威专家和译者组成，包括西川、高兴、田原、树才、姚风、刘文飞、薛庆国、赵四等，在诗歌节举办前一年开始，即负责向组委会推荐诗人名单，诗人名单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保证诗人水准及学术上的纯正性。

宋子江随后根据诗人名单逐一收集、研究基础信息，并跟其他国际诗歌节的同仁多方打听诗人口碑和背景信息。除了诗歌水准，也要打听个人情况和生活习惯，避免带来一些麻烦。“比如如果打听到某个诗人有酗酒等问题，就会避免邀请。”

最让北岛自豪的，是诗歌节的出版物，这是香港诗歌节最困难的部分，同时也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诗歌节出版物套装合集。

北岛是很多诗歌节的常客，他从诗人嘉宾的亲身体验出发，发现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品多以场刊形式发表，没有正式的多语言的出版物，诗人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只能聊聊天，无法深入了解其他诗人的作品。北岛重视文本的交流性和交流的有效性，他认为，诗歌节必须留下“干货”—诗人作品。

筹委会决定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合作，每届诗歌节固定推出出版物，不仅有每个诗人单独成册的迷你诗集，也有所有诗人的精选合集，最后再将诗人单行本装进一个小箱子，组合成包装精美的套装合集。这样一来，每个诗人拥有自己的一册诗集，就可以赠送给其他诗人阅读，观众也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一册，找作者签名，财力允许的话，买一套套装合集即可收藏整个诗歌节。

出版物要面向公众发行，在诗歌声音微弱的香港，面临市场考验。在组织者看来，种类繁多的诗歌节出版物成本高而售价便宜，全部售罄也无法收回成本。“小本10块钱一本，去哪里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诗集”，宋子江感慨。

事实上，比起销售量而言，出版前期的筹备工作，尤其多种语言的文本翻译更是一个极为繁复漫长的工程。北岛坚持，如果诗歌原文是其他语言，一定要有英文译本，又因为是在中国，一定要有中文译本。因而，诗集需要以三语形式出版。

工作量巨大，每位诗人需要提供300-350行诗句，总共大约有一万行诗等待翻译：英语，需翻译成中文；中文，需翻译成英语；非英语，则需要从各个语种原文翻译成英文和中文，这需要极其有力的学术支持。

非英语诗人们通常会自己提供英文译本，翻译总监柯夏智和陈嘉恩会先审阅一遍英文译文，评估译文质量，如果质量过关就会直接采用，但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另外找译者。译者被要求有文学翻译经验，通常由顾问委员会专家推荐各语种的翻译人才，中国各大高校的外语院系成为重点学术资源。

收集诗歌耗费时间很久，诗人们性情各异，有快有慢。译者交稿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在当年6-7月左右基本完稿。译稿回来后，编辑需要仔细审看，评估翻译质量，还要处理简体改繁体等细节问题。译本整理好初稿后交给中大出版社，进行校对排版，进入出版流程。等出版最终完成，已经基本花费了一整年时间。

王淩介绍说，诗歌节组织的是全中文世界最好的翻译团队，光是翻译和出版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一届都要花费数十万。

天水认为文本和出版物的意义重大，很多诗人作品没有中译本，仅在很窄的范围内传播，非专业人士鲜少有机会看到，它们打开了读者对于当代国际诗歌的眼界。“在内地看到的永远是经典诗歌，有些人还活着，更多人已经死了。现在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同时代的人甚至更年轻的人写得很好，而且活跃在那么多诗歌节上。”

克里斯托弗·卓别林与李劲松同台演出。

音乐是香港诗歌节看重的另一个环节。2015年，香港实验音乐创作人李劲松在一个场合认识了北岛。北岛跟他谈起过去几届香港诗歌节，音乐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朗诵会上尤其成为配合诗歌文本的亮点。但北岛敏锐地感觉到音乐“有些问题”—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人统筹音乐的内容，请来的乐手只会表演自己风格的东西，跟整个氛围不搭。

北岛请李劲松担任音乐总监。李劲松的音乐不拘一格，糅合了工业噪音、实验电子、Avant Garde、舞曲等多种手法，“玩”到极致时，甚至会加入二胡、南音这些纯东方化的音乐元素，试图寻找东西方音乐沟通的可能性，他发现，西方人“没有想到二胡可以拉得像小提琴”。

李劲松加入后，要求诗歌节朗诵会和音乐会的音乐必须全部原创，所有曲目均为第一次演出，且具有即兴成分。朗诵会上，音乐的作用是在朗诵与朗诵之间“串场”，他要求乐手必须首先阅读诗人的诗，在诗歌基础上创作音乐，与朗诵的整体氛围相配套，“否则就会不伦不类”。

整场朗诵会设计部分由资深设计师麦安操盘，省去了一切多余的部分，没有主持人串场，没有眩目的声光化电，在“诗人朗诵-乐手演奏-诗人朗诵-乐手演奏”的模式下无声推进，诗歌成为绝对的主角。

克里斯托弗·卓别林

李劲松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人脉资源，几年下来已经合作了三十多位音乐人，最年轻的才20出头。他甚至请来了同为实验音乐人的克里斯托弗·卓别林—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儿子—做专场音乐演出。在卓别林的演出中，特意挑选了诗人诗句由男声女声吟唱，穿插在节奏强劲的音乐中。卓别林留着浓密的胡须，沉默寡言，一头灰白色的长发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像他父亲，在演出之外，卓别林通常一个人坐在最偏远的位置，静静地欣赏台上的演出。

从前的朗诵会音乐仅仅是串场的配角，自从李劲松加入诗歌节后，音乐的比重大幅增加了，从2015年起，每一届诗歌节都举行诗歌与其他艺术界别跨界合作活动，包括艺术展览、音乐会、电影放映等。今年每晚六点半的朗诵会后，都设置了一场专场音乐会。最大阵仗的一次是2017年，北岛邀请了老朋友崔健参加开幕音乐会“天机”，在香港浸会大学大学会堂现场，崔健演唱了《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等经典曲目，把现场变成了个人演唱会，台下的人近乎疯狂。

崔健在2017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开幕演出。摄影：廖伟棠。

诗歌节通过文本和音乐延长了自己，这是北岛的坚持。某种程度上，香港诗歌节对于“质感”的要求，以及筹备工作的繁复与严苛程度，都与诗人冷峻凝练的诗风和追求完美的性格一脉相承。

“其他诗歌节基本没有这么做的，一来太贵，二来人力不够，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工程太大，无论是时间投入还是成本投入”，宋子江说。诗人、学者赵四认为，香港诗歌节完全跟国际接轨，做成了全方位的文化活动，非常考验组织者。

03 诗歌节，很“南”

诗歌节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活动执行总监宋子江和节目总监王淩来说，今年的一切都来得万分惊险。由于香港局势紧张，直到诗歌节开幕的前一天，活动场地才全部确定下来。原本分散在各所大学举办的活动，被迫紧急更改了好几次地点，宋子江忙得焦头烂额，最后一天，终于确定全部转移到饶宗颐文化馆，“如果我决定晚一点点的话，文化馆场地就被人拿去了”。

内地分会场的状况也是险象环生，有些合作方临时生变，突然退出，深圳分会场最后一刻才确定下来。王淩介绍说，团队经历了很多突发状况，经常紧张到睡不着觉，一边担心分会场出问题，一边也担心诗人签证出问题。

由于诗歌节的松散组织结构，导致人力资源匮乏，整个诗歌节具体执行人员只有三四人，加之诗歌节成立基金会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独立”出来，往年港中大给予的人力、行政和财政等支持相对减少，导致现场翻译和志愿者数量都严重不足。往年都会安排优秀学生做译者和助手，负责论坛现场翻译和中国诗人的陪同翻译。但在今年，大陆学生都提前返回大陆，本地学生又不愿来，导致论坛现场基本无人翻译，极为考验现场观众的英文水准，而大部分中国诗人都听不懂国外诗人的发言。很多时候，论坛主持人或主办方人员都会充当救火队员，临时上阵担任翻译。

“难”是诗歌节的常态。北岛早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举办这样的国际诗歌节，最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满足感。”

2007年，北岛结束近20年的欧美漂泊生涯，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在欧美期间，北岛应邀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国际诗歌节，他萌生了在香港创办诗歌节的想法。在中文大学的支持下，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另一种声音”于2009年举办。七位国际诗人和十几位港台内地诗人参与了盛会，现场听众总数两千人次。

诗人北岛，摄影师：杨抒怀。

北岛回忆，“这无疑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活动，我们决定把这一国际诗歌节固定下来，每两年一届”。

在繁华的香港，诗歌的土壤异常贫瘠，办诗歌节面临最大的实际难题是资金问题，具体统计下来，包含所有诗人和音乐人的机票、酒店、食宿、交通、场地、各界嘉宾和合作机构的费用等等。而在寸土寸金的商业都市香港，举办大型活动的成本异常高昂，对组委会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前几届诗歌节，除了港中大文学院投入部分资金，主要依靠北岛朋友和民间人士的慷慨捐助，过程异常艰辛，诗歌节在有限的资金下惨淡经营。为了给诗歌节筹款，北岛经常要亲自出马“广求善财”，他希望那些有情怀的“有钱人”把更多钱投入到文化事业。多年来，在北岛诗歌理想精神的感召之下，匡时国际董事长董国强、廿一文化董事长李威、斑马谷文化创始合伙人萧大忠等一批文化商业人士，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诗歌节团队一直面临着筹款压力和艰难时刻，有一两届临到举办了，还有一二十万资金缺口，北岛只好临时找钱，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在王淩的印象中，北岛这十年做的最多的三件事就是：卖字、卖画、到处“化缘”。

在艰难的资金状况下，诗歌节撑了下来，规模也越做越大。2017年诗歌节过后，北岛有个感受，希望能持续做下去，打造成亚洲最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节。但2017年成本花费巨大，而北岛即将从港中大退休，资源方面无法再主要依托文学院。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渠道，也为组织工作更加规范化，北岛与团队决定参照国外各大文学节的做法，为诗歌节成立专门的基金会。

2018年初，北岛、王淩、宋子江三人注册成立了香港诗歌节基金会，北岛为创会主席，王淩担任秘书长，宋子江任副秘书长，2018年下半年，何依亭正式加入，担任行政及项目主任。王淩原本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做讲师，是北岛的同事，对钱的事情几乎一窍不通，接触到相关业务才了解到，很多基金会一开始就有庞大的理事会，有资金注入才去打造品牌，而相关诗歌节基金会则是个特例—先拥有品牌，却一分钱都没有，连办公室都没有，需要找香港朋友的地址作为基金会地址去注册，用王淩的话说，一穷二白。“后来北岛老师奇迹般地化缘化回来一间办公室，我们才有了办公地点。”

2018年初，北岛、王淩（右三）、宋子江（右四）注册成立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基金会积极谋求跟香港政府合作，作为非营利机构，基金会获得了香港政府的免税许可资质，以此向康文署申请免税文化资助，在申请场地和获取捐款时能够获得税费减免待遇。同时，基金会成功申请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配对资金。2019年，王淩先找来一笔资金，根据1：1.5的配比，申请到香港艺发局1.5倍的资金，加上港中大资助的50万，今年诗歌节的全部资金终于到位，保证了诗歌节正常运转。

为了申请政府资金，基金会准备了200多页的英文材料，申请过程非常艰难，但有了这个先例，将来再申请政府资助就容易得多。不过，政府对于资金的走向有严格的规定，诗歌节需提交审计报告，政府有专门的审计师进行审核，每一分钱都要审计，“你拿了这个资助，就要按照你的项目申请内容严格执行，你做哪些内容，就只能花在哪里，不能花在别的地方。”宋子江介绍说。

基金会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成立了专门的理事会，由董国强担任理事长，李威担任副理事长，一些从前持续给北岛帮助的文化商业人士纷纷成为理事。目前共有30位理事，每位理事入会都会有一笔捐款，能够维持基金会的基本运营和人员开支，诗歌节此前松散的“化缘”模式基本终结，理事会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从0到30，王淩说“过去想都不敢想”。她感谢理事会理事的付出，“这两年经济不好，他们真心热爱文化，尊敬北岛老师，出钱出力。大家都在北岛的人格魅力和使命感感召下，以理想主义情怀去做事”。

基金会的效应正在显现。2019年11月2日，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十周年慈善晚宴在上海举行。北岛从陈丹青、姜文、芒克、毛焰等一众文化名人处征来的29件艺术作品，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竞拍的形式进行了公益筹款，募得一笔可观的资金。其中，高晓松以68万的高价拍得了北岛的诗作《回答》手稿。

十周年慈善晚宴，王安忆、严歌苓、高晓松等到场。

让王淩感到欣慰的是，下一届诗歌节的资金提前有了着落，往年艰难的情况终于得到了缓解。回首来时路，王淩感慨，“你发现想保持诗歌节的高水准，分分钟都在花钱，这是避不开绕不过的一个很现实的东西。说老实话筹款是全天下最难的事情，如果有第二次选择的话，可能我不想再做了。”

不过，即便开始有了正规的公司运作和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宋子江仍然认为，跟更大众的香港艺术节相比，公益性的诗歌节仍然显得小巫见大巫，“请一个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就等于一个诗歌节的钱。”

在诗意与理想熠熠发光的主舞台之外，一部香港诗歌节的筹办史，几乎演变成一部与资本缠斗的“血泪史”，诗人北岛不得不在他时常引用的里尔克的“古老的敌意”中，体会资本与文本的奇特关系。

2015年，北岛在书面回答凤凰文化记者有关“如何看待资本、权力与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提问时，曾经如此作答：“前两届诗歌节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但这届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主要来源是朋友们分别慷慨捐助。筹委会成员都是义务的，这是诗歌节理想中的一部分。至于资本、权力和文化艺术划分得很清楚，没有‘勾结’的背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评论道，如果时代要求北岛一定要保持他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以来的某种精神标杆形象，或一直保持某种斗士的姿态，“这是很蠢的”。“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在一切为了‘诗’的前提下，这十年北岛把自己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最大化，他有这个能力，既聚拢诗人，也找来资金，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另一种创造和反抗”。

04 诗歌何为？

从2009年起，北岛连续发起了几个项目，从诗歌项目“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到《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等一系列“活字文化”丛书，“如果回头看的话，脚下有一条清晰的印迹。这是我的社会理想，也是我的私人写作状态的互补。”

刚在香港居住时，北岛对于这座城市有很多误解，后来了解香港的历史，北岛感到“惭愧”。内地人眼中的弹丸之地、文化沙漠，原来曾经是无数文化人的过路码头、临时避难所或最后归宿。

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书”活字文化系列丛书。

“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年，命运冥冥中把我带到香港，在此安家落户，这是宿命。在寻找自身定位的同时，我也在寻找香港的文化定位。”

他难忘老报人萨空了先生上世纪30年代末的预言：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香港的文学与文化曾几度繁荣，花开花落，北岛看到的却是，不仅萨空了的夙愿至今并未实现，还不得不面对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金钱就是上帝，两极分化深如沟壑，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正在禁锢文化，年轻人面临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

“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被资本被父辈被媒体被网络劫持了。他们没有好奇心，没有视野，没有读书欲，没有独立性，没有自我表达能力，是的，他们一无所有。”北岛言辞激烈。

1970年曾在白洋淀被郭路生诗歌打开心灵之门，以“我不相信”的振聋发聩之声登上历史舞台，在随后四十年与一批诗人一同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推动古老汉语现代转型的诗人北岛，深知语言的巨大力量。

诗歌能多大程度上介入并改变世界？北岛持续发问。“自古以来，诗歌总是以人类苦难为源泉，成为穿越黑暗趋向光明的驱动力。而今天，在文明、历史、宗教和语言等诸多冲突中，诗歌何为？在错乱纷杂的现世的病态幻象中，诗歌何为？在土地与天空闭合的神秘时刻，诗歌何为？在追溯精神的源流中叩问语言之门，诗歌何为？”（2015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序言“诗歌与冲突”）

北岛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改变这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每个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激发他们打开心灵的空间，诗意的空间，创造与想象的空间。”

北岛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留影。

北岛的呼声，多少有些老派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和“一厢情愿”，然而却暗合了某些正在发生的现实。香港人宋子江直言不讳地说，香港不重视文化艺术，文学是香港文化界的超级边缘，而诗歌则是文学的边缘，也即“边缘中的边缘”，受众群体极小，“你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理”。

“如果平时跟人谈到文学，人家就会觉得有点怪，原来香港还有文学家啊！你一说我是诗人，别人都会这样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宋子江的正职是在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诗歌节的工作虽是兼职，但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王淩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最年轻的讲师，在北岛的劝说下，2018年放弃了大学稳定的工作，担任基金会秘书长，这两年为了基金会几乎殚精竭虑，很少三点之前睡觉，11月在上海举办的诗歌节十周年慈善晚宴结束后，王淩躲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尊敬北岛，觉得实在太不容易了。多年来我受到老师人格的感召，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虽然时常想放弃，但回首这两年，我不后悔，它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

宋子江觉得，做诗歌节的这帮人，是香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偌大一个诗歌节的具体执行工作，全部由屈指可数的几位基金会成员和外聘人员负责。诗歌节是公益项目，不能商业化，因此报酬并不多，但大家似乎都不太在意，这在“时间就是金钱”的香港几乎无法想象。“就是觉得好玩，在香港很少这样子的，就是不计较钱。出于对诗歌、文学、艺术的热爱，去付出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做事情，这一点是吸引我们大家最重要的因素。”

北岛曾说，“如果全球化是大陆，那么诗歌就是岛屿”，岛屿之上的诗人们，仿佛一个孤独的隐喻。诗歌的小众化和边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诗人”并不能算是一个职业，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正职或身兼数职，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通常包括大学教授、文化机构负责人、译者、跨界艺术家等，也有工人、律师、教师、护士等，甚至还有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诗人几乎无法完全依靠诗歌为生，除非功成名就，誉满天下。

诗人甘德以诗集《陪伴》获得2019年普利策奖，他透露因为得奖，《陪伴》卖得不错，但大多数诗集都销路不佳，通常只有2000-3000名美国读者购买。里斯托里奇抱怨官员贪污腐败导致塞尔维亚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在塞尔维亚，你不能只拥有一份工作，通常你得有两份工作，不然无法谋生，有工作就已经很令人高兴了”。

诗人甘德

布兰迪亚娜则提供了一组充满讽刺意味的数字：在独裁时期，她的诗歌在罗马尼亚被禁，但诗集能卖到十几万册，可是当罗马尼亚转型为自由社会后，她的诗集却连七八千册都卖不到了。诗歌在独裁社会作为一种珍贵的隐喻而存在，人们需要通过诗歌呼吸自由的空气，而当自由真的实现之后，诗歌反而成为“一种无人问津的存在”（布兰迪亚娜语）。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状况稍好，例如加拿大对作家支持力度很大，知名诗人可在大学教授创作课或在各地方驻站，靠活动和朗诵即可维持生计。加拿大设立了国家文化基金，大范围资助文化活动，创作者可以申请基金。美国设有一个15人管理的国家文化基金机构，资金全部来自纳税人的钱，由总统钦点基金会成员，决定如何给文化人发放资金。

与国际诗坛关系密切的诗人、译者赵四认为，这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尊重文化，重视文化的伟大生产力，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发达之后，一切都可以文明化。”

相比之下，经济发达的香港显然欠缺对文化的尊重，宋子江认为，诗歌在香港有所存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是诗歌节还是一本诗刊，或者一些诗歌活动，在香港可以存在就已经很了不起，有就行了。”

但是赵四也认为，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出发，诗歌并不宜大声喧哗，甚至永远应该处于边缘位置。“走到中心对诗和文化本身都没有多少好处，当它走到中心，必须去跟中心说话的时候，诗歌本身会受到戕害。但是诗歌在边缘要让它蓬勃发展，它会成为一个思想资源。诗歌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人，人来改变世界，它是一个间接作用。”

里斯托里奇会与读者交流，她从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反应，“每一首诗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不同的转化，这正是诗歌的力量。不一定非要什么大的影响力，如果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思想，这就足够了”。

让甘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读者写信告诉他，读了他的诗后，对自身的思考有了不同角度，会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这让他反思写作诗歌的价值，哪怕只有一个人倾听：“诗人面对一张空白的纸，你必须在上面写上你的诗句，我们得知道自己文字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写诗不是堆砌词藻，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发现，这些词语的终点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道德感的世界。”

甘德就此认为，诗歌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只是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不一定需要炸弹那样的威力，它自己会扩展。诗歌能让读者和倾听者在道德层面上有微小的改变，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曾经充当时代先锋，禁锢与开放的碰撞产生出一代人对于精神世界的狂热。如今，诗人一呼百应的年代已经过去，诗歌正在渐渐回归本位，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诗歌节工作人员与嘉宾合影。

北岛和诗人们也在慢慢适应这样的时代之变。在工具理性当道的今日，索性以工具为武器，在新的语境和代际中寻觅可能性，航向价值理性的终极彼岸。

诗人有了新的“武器”。自从学会使用微信以后，北岛就“与时俱进”成为一名新媒体发烧友，他格外看重公号和直播的传播效果。诗歌节的活动内容，他一条一条地群发给所有朋友，朋友圈常常小批量地刷屏。他会认真查看媒体文章的留言，即时关注每一场活动的直播数据，如果数据不佳，他会请工作人员商议如何改进。

让天水感动的一个场景是，2012年北岛突患中风，语言能力受到极大损害，次年诗歌节举办时，身体仍恢复得不太好，但他坚持尽可能多地出席，尤其为外国诗人的活动站台撑场，他知道很多外国诗人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而自己的名气能够带来观众，“他那时读诗和说话都挺费劲的，但他不想让读者错过好诗人”。

某种程度上，北岛们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

诗歌节观众总体规模并不大，但总有不少铁杆诗歌爱好者慕名而来。有专程拖着行李箱来到现场，几乎每场活动都不落下的内地诗歌爱好者，有出生在内地、求学于美国的香港白领，还有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年轻学生。

19岁的方梓萱（化名）在香港中文大学研习戏曲，在老师的推荐下，她迷上了安娜·布兰迪亚娜的诗歌，一首《哀歌》令她心有所动。在现场，她跟几个同学与安娜愉快地聊天，索要签名。虽然大部分香港年轻人都对文学不太感兴趣，但她认为诗歌能给心灵上带来的震撼，是现在香港年轻人非常需要的，“也许这个状态会一点点改变，因为现在他们都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去表达他们的心声。”

香港读者向布兰迪亚娜索要签名。

甘德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美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调查，发现美国人比从前总体阅读量减少了，但诗歌阅读量反而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以年轻读者和有色人种的诗歌阅读量增加最多。甘德发现，人们感觉到在一个面临重大危机的年代，诗歌能够对自己说话。

“我们有自己的危机，比如警察、种族主义，我们有一个半疯的总统。我们生活在一个景观时代，周围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景观，他们无法抵达内心可以被触动的地方，诗歌能够到达那里，诗歌能够说出他们的情绪和心声。”

2013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开始了内地延伸之旅，北岛希望通过诗歌的方式，将岛屿和大陆连成一片。每届诗歌节基本会设置5个左右内地分会场，与当地书店、剧场等机构合作。诗人们分成不同组别，去到不同城市，在那里跟更多内地读者交流，所到之处总是挤满了喜爱诗歌的年轻人，他们朗诵、聆听、向诗人提问，氛围热烈—一股小小的诗歌热潮似乎正在形成。

事实上，香港诗歌节朗诵的传统、多门类艺术结合、现场的舞台感、跨界的思路、文本的传播方式等，都直接启蒙和影响了在内地做诗歌活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