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诗学与江南诗歌

——第二届世界诗歌论坛发言

李建春

关于国际化与江南诗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我的观点。上午的国际诗歌讨论，很热烈。我的主张分为两方面。其一，中国当代诗人毫无疑问的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世界诗歌背景下的知识结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要分开。其二，我反对国际风格，必须有国际视野，但不应追求国际风格。国际风格也不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的诗人应该考虑的问题。所谓国际风格，是一种抽象和风格化，是现代主义以来西方主要诗人通过他们的写作，在翻译过来后给汉语诗人塑造的一种印象。概括说有以下几个特征：1、重视意象，2、串起意象链的逻辑的清晰性，3、强调个人的生命激情，关注和表现个人存在。但是把与存在不可分割的丰富的伦理关系在文本中隐去。其实人总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里面的，存在或存在的诗意，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情境，是情境的一部分。与情境有关的诗学、诗话是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部分。国际风格，或者说想象的国际风格会让诗歌走向一种抽象，让写作脱离诗意发生的情境、地域、人际关系，而成为一种单纯的、绝对的、时间性写作，割裂了与空间的关联性。事实上中国古诗从来都是，既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或许它更强调空间性。现代诗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面对时间的写作，是孤独的个人的写作。我们在谈论诗歌、面对诗歌文本的时候也往往把它当作一个自洽的、封闭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实际上，现代诗也并不总是像里尔克那样在一个古堡里写，像游魂一样写，现代诗也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丰富的上下文关系中。诗是不能脱离语境（情境也是一种语境）成为在国际空间中那么容易地让陌生的读者理解的抽象文本的。当代艺术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在地性”，这个概念对当代诗也适合。诗意产生于当地，能让当地读者心领神会，这是最重要的。诗意也因此进入一个良性的读写循环。我不反对超越的概念，但我觉得应该纠正偏差，还原到诗朴素、本原的存在。当代诗最难译的部分不是超越性，而是内在于诗文本的情境和文化。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找到理解江南诗歌的一种途径。

对当代诗的价值和汉语诗人创造力的认定，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思路。

1、今后衡量汉语诗人创造力的标记，在于把现代性向中国传统归化的修悟和语言能力。

2、在当代中国情境中，应强调，应集中到这样一个点上：一首诗的价值，或一种写作的意义，在于它卷入了多少、什么维度的政治和文化张力。

从上述思路看江南七子，江南诗歌的意义，在于它有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文化张力，江南诗歌这个概念本身，已包含了当代诗向中国传统归化的意图。但是在政治张力方面是比较弱的，低于其他地域、群体的写作，甚至低于学院写作。从把现代性向中国传统归化的角度看，江南的诗人是做得比较早的，从这个方面讲，江南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文化觉醒的先驱，七子里面对江南自我认同最早的诗人是潘维，他的早期诗歌收集和运用了传统江南的风物，近乎一个语言的文化博物馆。而叶辉则具有天然的江南的颓废、恬静气质，他并不寻求外在的江南意象。陈先发和胡弦是生活在江南的重要诗人，他们的诗艺和思想应该说是比较西化的，我认为谈不上对江南性的自觉，毋宁说是对汉语的自觉。但是他们的发力点也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张力，陈先发的某些诗有含蓄的政治焦虑。先发诗歌的政治维度是在文本中交代了的，倾向于做一个旁观者，尽管他实际的政治地位很高，这很有意味。

我对庞培、张维、杨键三位的诗读得很多，也感到更亲切，敢放胆谈。我给他们每人一个关键词，以概括其诗歌的主要特质。庞培：性灵。张维：空性。杨键：慈悲。

庞培诗歌的主要特质表现在“性灵”上。他对爱情和感伤风物的孜孜不倦书写，他的感觉充沛、活泼柔韧的语言，似乎能够从任何一个点进入的超现实词语，为了性灵的抒发，他可以说是牺牲了应有的理性方面。他的诗艺几十年来变化很大，想法也多变，随着阅读和阅历的丰厚而日益丰富。但是他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总是把性灵、敏感性放在第一位。他的阅读是驳杂而虔敬的，他的诗，就风格和技艺来说可能非常西化，但是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性灵的特质从未改变。阅读庞培诗歌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地柔，这与他粗犷的体格形成有趣的对比。

张维的诗已公开的我基本上都读了。他的作品有限，对诗艺的探讨也不够全面，但是他有当代汉语诗人难得的高贵品质。气格高敞，悲剧性的入世情怀。信念坚定，一股浩然的丈夫气。质朴，疏朗，全无修辞的沉溺。总的特点我概括为空性的语言。在这方面一些持戒的佛教徒诗人实不及张维。那么空性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又怎样识别呢？既然空性是不可言说，是道？对此我已有多年的思考。在《拇指书》中我这样写道：“要勇敢地接受和信赖自己思维的断裂。在精力充沛状态下仍然难免的空白——这灵气充溢的无，是年龄和境界的礼物，如果用修辞去填补，实在太可惜。直接抓浪尖。浪不知其由地兴起。”“不用寻找不用依傍。要感谢自己健忘，健忘和写作过程中的断链是空性的流露。断链到足够宽，我是说，在生机勃勃状态下断链到足够宽，其实就是禅语。”就是这种断链，在别人看来是技艺不足的，在我看来是道。前提是，阅世甚深，而且在写作的时刻确实在真正的语感状态中。张维在谈艺时常言“留白”“气息”，在我看来他自己的诗已实践得很好了。可惜识者甚少，被他质朴的表面迷惑，殊不知是古风的礼物。当然当张维的表达溺于情的时候他的优势就没有了。任何诗艺的缺陷都应该视为道的有漏。

杨键诗歌的关键词是“慈悲”。他的《哭庙》我已看过一部分，深受震动。他是自觉地把佛教的大悲之情运用到当代史叙述中来的第一人。佛教作为出世法，而对当代史悲剧的反思需要深刻的入世精神，二者怎样统一起来？《哭庙》这样的诗在中国历来的佛教徒写作中从未出现过，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传统的佛教徒写作通常是着眼于悟与眼前之景，而杨键的诗着眼于悲与已逝之迹。同时当代史的悲剧也从未有诗人这样大面积、持续地用诗的形式表现，这来自一种对真理见证的意图，是汉语的传统原本不具备的。《哭庙》实际是一部短诗集，因为证史的意图，和对众生的悲悯情怀，而被精心组织成“哭”和“庙”二部分，连起来称为“哭庙”，这又是儒家的用语。这本书的断续性，在何种意义上断了，又在何种意义上续，都值得严肃探讨。（根据发言稿整理）

2019.12.28，虞山当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