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论坛】郑炜明教授：“五四”的零丁反思
作者简介：
郑炜明，生于1958年，常用笔名苇鸣。文学博士、诗人、学者，现任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硏究员、副馆长（学术），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学术会长，亦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研究员合作导师，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岛根大学亚太历史及文化硏究中心研究员，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外语学院文本与文化硏究中心客座教授等等。中国词学硏究会常务理事，全球汉学联盟筹备委员(香港大学代表）。硏究领域包括中国上古史、国学硏究方法论、简帛学、词学、中华文学史、 澳门学等等。已刊学术著作35种，文学著作10种，期刊论文及书籍章节160余篇。
“五四”的零丁反思
文/苇鸣（澳门）
“五四”是个大题目，很复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甚至乎还有引申义，我本来是绝对不敢碰的。但主编约稿的盛情，实在难以推却，只好硬着头皮写点个人的不成熟的想法，诚惶诚恐地希望可以滥竽充数一回吧。
记得读硕士的时候，曾与吾师 选堂大先生讨论过一回“五四”。记得当时饶先生曾说到“五四”除了成功地把文言文边缘化了，成就了白话文之外，其他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成功，而即便是前者，还多得了后来的扫除文盲和简体字的推行，才真正地全面普及化。他嘱咐我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继续深入探讨。
后来我对晚清和民初颇用了点功夫，对清皇朝灭亡后的遗老、遗少有所硏究，终于明白了文化遗民远比政治遗民多和重要。历代遗民中所谓的自甘于“不合时宜”、“抱残守阙”等等，指的是对旧文化的顽固坚守和依恋，也反映出了他们对新时代、新事物，尤其是新文化的不适应。遗民的文化取向是复杂的，不搅清楚等于在历史研究的中间断了线；因此，我主张应把每次改朝换代的遗民作重点的硏究，应该先把“遗民学”建立起来。而我也认为“五四”并没有硏究得透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对立面的清遗民硏究好。
“五四”已百载，现在已是新世纪了。但甚么是“五四”？甚么是“五四”精神？恐怕即便是文史哲艺和科学范畴的学人，依然是言人人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每个历史事件都是立体的，最少有时间、空间和人这三大元素影响着，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是很正常的。我平生最爱怀疑主流的意见，因为主流一定原来就是由少数人刻意推波助澜而成的，终究也是各取所需罢了。
譬如说，五四当年是否一个人所共知的运动呢？在各种后来追述的“记载”里，这一点似乎是绝对肯定的，但很抱歉，我要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胡适日记》1922年7月24日有一条说他监考北大预科国文考试，有一道以“五四”对青年的影响为主旨的作文题，竟有来自奉天（沈阳）的考生问胡先生“五四”运动是什么；胡先生很惊讶，后又得知其他试场也多有此问，乃知此非个别案例。这一条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五四” 作为一个事件，或作为一个运动，在发生后的好几年里，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席卷全国；可能除了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外，影响根本有限。其实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有些地方你怎么找也发现不了多少与“五四”直接有关的文献，如当年人口稀少的边远小城澳门。我们现在会很羡慕香港最少还有陈学然教授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专著《五四在香港》；其实那只是因为香港当时已可算是远东的一个自由港和国际商业城市，对划时代的大事会有较敏锐的反应，也因此而保存下来了较为丰富的、可供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的史料。但澳门一直只是一个相对“低调”、“平静”、“保守”而“温和”的南疆小边城。
再谈谈“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吧。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年那些“五四”先驱们是有着强烈的对传统的文化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有人主张彻底扬弃传统的文化，要求全盘西化，甚至要废除汉字，说甚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等。这种现象当然有很长的历史根源：鸦片战争失利之后，我们逐步开展现代化进程，但洋务运动以来过程并不顺利；时至今曰，正如 选堂大先生指出的，许多国人知彼的功夫是邯郸学步，知己的功夫却早已弃之如敝屣，连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心都丢掉了。这不十分可笑吗？而且，那些“五四”先贤提出来过的“指导思想”，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要求废除旧文化，全面迎接新文化， 但他们有没有想过的是，他们本身有着很好的旧文化基础，可以一下子接受西化——因为那样做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次文化上的増值；可是对我们后辈来说，没有了传统，勇字当头地投入到他们所推荐、引进的新文化里，肯定是举步维艰的，我们等于是要在一个废墟中，踩着传统的碎片去搅西式现代化的新建设，过程一定是诡异的，甚至是极度痛苦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身份给那群大先生搅胡涂了。“五四”的那群大先生，其实真的个个都精通旧学，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我曾做过一些小硏究，譬如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先生两兄弟，就一直盯着一个清皇朝灭亡后住在上海的遗老况周颐先生的著作，简直是每见新出一种就买一种回去学习，那是为了什么？他们推新文化，自己却不忘温故知新？但我估计他们不会跟当时的一般大学生讲这一点。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后来胡适先生提出了“整理国故”，还有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判地继承文化等等，都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等主张的修订。
今天大家都会认同狭义的“五四”是指“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学生为反对德、日两国就山东问题强加于中国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抗日爱国运动，所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一点肯定是“五四”精神和理想之一。只是在现实上外争既不易，内除更是难。除非是到了一如当年的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否则，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我只会鼓励学生和后辈努力学习，好好做硏究，以学术成果长远地报答国家和民族。至于“德”和“赛”二位先生，我想问，我们是比半世纪前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我看前者是有进步的，后者更是跨栏式的跃进。有人会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质疑我们的前者，大谈甚么基督教教义和所谓“普世价值”等等。我想指出我们的文化一直强调天人互益，要的是双赢，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统一世界的思想。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同一根源的政教合一的西方文化有统一世界的思想，不但有而且已经强而有力到牢不可破的地步了，所以才有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文明的冲突。我们要有符合自己文化身份的、行天人互益之道的德先生，不要舶来品。部分国人崇洋太久了，这也应是“五四”全盘西化的负面遗产之一，这笔账，该越早撇清越好。
也聊聊“赛先生”。他在中国发育得较快、较高大，似乎较好，但可惜并不均衡。我们只重视应用科学，很重视致用的技术的功利的部分，而纯粹的、基础性的学理的部分总有点跟不上。此外，国人的理则思维方法依旧混乱和薄弱，许多人甚至对此是轻视或鄙视的，这一点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我们更合理、更全面、更好地发展。事实上，“五四”以来也养成了国人重理轻文的价值大方向，这在全球华人社会中是颇为一致的。从上述几点已可见“赛先生”也确实造成了一些负面遗产，也是要尽快改过来的。
最后想讲的是，“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或新文化运动， 就算已开始了一百年，那也仅仅是第一个百年。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是成熟的果实了。它的内涵还在摸索和发展之中。“五四”会是中国人的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其实对“五四”的硏究还很缺乏， 举例说，“五四”当时，在华各地的各国使领馆，写了些甚么报告送回本国呢？这一类他山之石的档案史料，罕见学者加以利用，很可惜。在这里我建议，应该尽快建立起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的“五四”学，真正地把“五四”当成先辈留给我们的遗产，并率先把它盘点个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