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行为学：非理性的积极力量》—读书笔记导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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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书籍是《怪诞行为学2》。
本书的作者丹·艾瑞里是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是认知心理学和营销学的双料博士。《怪诞行为学》1、2、3系列书籍，就是他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探索人们种种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奥秘。
这套书一经面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目榜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克洛夫也对这套书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本书充满幽默感与启迪性。相比于该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来说，这本《怪诞行为学2》不仅用更多真实而生动的事例，解释了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并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意识到它们，让我们的行为和决策更聪明。
01非理性行为对工作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家想通过理解人类的弱点找出更人性化、更现实、更有效的方法来抵御诱惑，增强自制能力，以最终实现各自的长远目标。理解我们找不到正确方法来克服自己错误的原因，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是非常有益的。
行为经济学的真正目标就是：努力了解我们到底如何运作，更充分地观察我们的偏见，这些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然后才有希望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决策。
1、金钱的诱惑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如果老板开出适当的奖金，就能够刺激员工提升业绩，奖金越高，工作的业绩也就越高。但事实上，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作者告诉我们，有的时候，高额的奖金反而会导致业绩下降。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要求志愿者完成一系列赛门、拼积木之类的小任务，并将志愿者分成三组，分别许诺少量奖金、适量奖金和高额奖金，来观察人们在不同程度的激励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实验结果显示：奖金最高的第三组志愿者，成绩反而要比前两组差很多。因为高额奖金的人感到紧张与巨大的压力，反而会表现下降。
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在别的场景，比如作者通过实验发现，那些被叫上讲台解答数学题的同学，平均正确率要远低于那些自己在房间里答题的同学，这也是一种人在较大的压力下发挥失常的表现。
高额奖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降低成绩。研究发现，对于认知能力要求越高的工作，比如律师、金融或者咨询师，高额奖金比较容易产生反作用；而对于低认知乃至机械性的工作，奖金越高可能成绩就越高。在一组对照试验中，高额奖金提升了人们敲击键盘的成绩，但却降低了答数学题的成绩。
总而言之，金钱对人的激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而这一点，是我们仅凭直觉很难觉察到的。在公司里如何避免高额奖金的负面效应呢？
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将奖金分散，比如每次发给雇员的奖金少一些，但发放次数多一些。另一种折中做法是按照某一段时间的平均值——比如，过去5年的平均值，而不是仅仅按上一年度的水平确定奖金。
这样做，雇员们在第5年就能预先知道他们将得到80%的奖金（按照前4年的水平计算），这样，前一年的业绩对奖金的直接影响就小得多了。总之，关键在于避免过高的奖金分散员工的注意力或者让他们产生较大的压力。
2、工作的意义感
研究人员做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将志愿者分成两组，第一组志愿者，他们被要求将一堆零散的积木拼成机器人模型，拼好一个之后就交给工作人员放进抽屉里，随后继续开始拼下一个。
第二组志愿者同样也是拼积木，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将机器人模型拼好之后，工作人员会马上把模型拆散成零件交回给他们，而不是放进抽屉里。 虽然两组志愿者都有同样的一套奖励规则，或者说，他们只要拼完了同样的次数，就能够获得同样的奖金，但结果显示，第一组志愿者拼完积木的次数要明显高于第二组。
一旦参与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他们工作的动力就会大大降低。在薪酬规则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不如“感觉工作有意义”的参与者。可见，即使工作的“意义”有时很小，但是也能对积极性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
实验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要吸取工作的意义其实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
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闻不问也可以。相反，如果你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和你齐心协力，那么你必须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劳动成果。
3、宜家效应
对于某项工作成果的评价，人们是不是能够永远理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总是更偏爱自己的劳动结果。
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有人推出了一种十分方便的“蛋糕粉”，只要将它加水调和，就可以入炉烤制成美味的蛋糕。但是，无论它的味道与口感多么好，人们却始终很少购买它。 后来，有人索性将蛋糕粉中的一部分配方去掉，让主妇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配料，就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称之为“鸡蛋理论”。
怎么做呢？让她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自己添加鲜鸡蛋和食用油，这种蛋糕粉的销量反而立刻大增。这就可以看出，家庭主妇们不仅需要额外购买鸡蛋和食用油，而且也很难持续稳定地保证美味。
所以，我们不难推测，正是由于自己动手参与的那一部分环节，让家庭主妇们感觉到“蛋糕是自己的作品”，产生快乐 ，因此而给出了更好的评价。
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让一些志愿者按照说明书叠千纸鹤，在每一位志愿者叠完之后，研究员都会要求志愿者对自己叠的千纸鹤出价。结果，志愿者们平均愿意花25美分来买下自己的这个小作品。
而同时，研究员也让另一组志愿者来对这些千纸鹤出价，他们自己没有叠，仅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评判，结果，这些志愿者平均出价只有5美分。
总而言之，这些实验表明，一旦我们制作出某种物品，事实上就会把它看得更加可爱。就像古阿拉伯谚语所说的那样：“即使再丑陋的猴子，在母亲的眼里，它也是美丽的羚羊。”
4、自我偏见
人们对自己创意的偏爱现象难逃商界人士的法眼，而且就像其他重要的业务运作一样，这种现象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术语：“孩子是自己的好”法则。这一法则的中心就是：“如果不是我（我们）发明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
比如，作者做了一个实验。“怎样能节约社区用水？”并同时设置了一个解决方案：“用家庭废水净化成的再生水浇灌草坪”。
他将志愿者分成 AB 两组，A 组的志愿者，被要求直接对以上这个解决方案打分；而 B 组的志愿者则没有直接看到这个解决方案，而是看到了一些被打乱的词组“废水、草坪、用、净化成的、家庭、浇灌、再生水”，他们被要求用这些词组拼成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对自己的方案打分。
其实，B 组最终拼出的解决方案其实也是和A组看到的一样，那就是“用家庭废水净化成的再生水浇灌草坪”，但B组对这个方案的打分却明显地高于 A 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制造了某一事物，就会强烈地感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它——我们就会开始对“我们”创意的有用性和重要性做出过高的评价。
02非理性行为对生活的影响
“人是有适应能力的动物，能习惯于一切事物。”——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适应法则
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适应能力，它其实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正因为我们能够对新的环境逐渐适应，所以，它始终能够帮助我们把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变化上来，在第一时间识别机会或者危险。
比如：当你从黑暗的房间中突然走到明亮的街道上，强烈的阳光会让你觉得很不舒适。而过了几分钟，你就习惯了新的环境，视觉系统就恢复了正常运作。 人们遇到新的气味、温度、声音等，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一开始，我们都会有明显的感觉，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后，也便习以为常了。
除了对物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人们对心情的起伏也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这被称为“享乐适应”。
作者做了一个研究，截瘫患者、乐透大奖获得者，还有既不是残障也不是特别幸运的普通人。如果数据采集时间是导致截瘫或者中大奖的隔天，人们会预测到截瘫患者要比普通人痛苦得多，而中大奖者会比普通人幸福得多。
但是，实际数据是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采集的。数据表明，虽然三组人的幸福水平还存在差别，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尽管截瘫患者的生活满足感不如普通人，中大奖者的生活满足感比普通人要高，但截瘫患者和中大奖者的生活满意度都与普通人接近，而且接近的程度令人吃惊。
换言之，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例如受重伤或者中大奖，会对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会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消磨减弱。
“时间会医治一切创伤”，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你会部分地适应你的状态和环境，发现一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甚至，在新的条件下，你还会发现新的快乐。
作为消费者，我们总是希望买来的新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幸福，但遗憾的是，这种幸福感通常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强烈和持久。
比如每次刚买了新包包，我们可能会感觉很开心，但是用了几个月后，这种新鲜劲儿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它，所以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新东西，来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感。
因此，如果你打算给客厅替换一套新的沙发、电视机，那么不妨尝试先买其中一件，过几个月再买下一件，这样的“渐进式购买”方式，会让你获得更长久的幸福感。
作者还写到，“对比”也能帮助人们提高幸福感。比如：你花大价钱买了一台漂亮又好用的笔记本电脑，如果你邻桌同事用的电脑比你的要差一个档次，那么这种明显的对比，就会让你觉得开心。反过来，如果邻桌同事的电脑要比你的好一点，那么，这种对比就会让你不爽。
2、感情的偏好
书里还讲了人们生活中的另一个非理性行为，就是同情心。我们往往对少数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而对多数人的不幸却置若罔闻。
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1987年，美国的一名18个月大的小女孩，在姨妈家的后院玩耍时不慎掉入一口6米多深的废井里，漆黑一片中，她的腿始终被卡在岩石夹缝里。
营救人员到达现场展开营救，大量媒体也无孔不入地将营救实况直播给了世界各地，随即赶来的钻井工人、营救人员、邻居和记者都夜以继日地守候在废井周围，世界各地的观众也都焦虑万分。
数十个小时后，营救人员终于挖开了一条通道并成功将小女孩救出，所有人热泪盈眶、如释重负，小女孩的家人后来也陆续收到了总计70万美元的捐款。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人们对这起事故的关注远远超过了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显然更应该获得关注，在那场屠杀中，有80万男女老幼在100天的时间里惨遭杀戮。难道这正像斯大林曾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这种非理性行为的背后，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简单来说呢，它的意思是“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就很容易感同身受，并且更愿意为之付出行动。
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捐款给一个没有食物的7岁小女孩的概率，竟是捐款给非洲饥饿斗争运动的两倍。
与“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相关的因素：一个是密切度、一个是生动感，还有一个是“杯水车薪”效应。
a.密切度
密切度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我们更愿意出钱去帮助一个失业的邻居，而不大可能会为数千公里外的穷困者捐款——因为空间和心理的距离都太遥远，所以我们无法对后者的经历感同身受。
b.生动感
如果我对你说我不小心把刀割到自己身上，你没有亲眼看到，所以不会感受到像我一样的疼痛。如果我声泪俱下地向你做了详细描述——伤口有多深，皮肉开裂有多疼，流了多少血，你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因而对我产生更深的同情。同样，你亲眼看到小女孩在冰冷的水中挣扎，听到她绝望地呼喊救命，自然会感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c.“杯水车薪”
例如，非洲百万难民，因为净水设施不完善而导致疾病传染乃至死亡。他们急需我们帮助，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需求面前，我们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悲剧发生在远处、规模巨大、受害人太多，我们观察的角度就比较模糊。如果我们看不到具体细节，对苦难的感觉就不那么生动，也就不容易动情，因此也不太可能强迫自己立即采取行动。
3、短期情绪的长期效应
冲动之下，人们往往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我们也通常以为，这种情绪过去之后，人就不再会受到它的影响。
作者却告诉我们：瞬间的情绪不仅会影响人当时的行为，而且可能会使得你今后在类似的情境里做出与先前一模一样的选择。
举个例子，某一天我们拿到了年终奖，心情特别好，于是下午跟女朋友去见丈母娘时，就送了瓶昂贵的葡萄酒。过了些日子，当再次去拜访丈母娘的时候，就会想到“既然上次送了葡萄酒，那这次也应该送一瓶吧”，但其实，此时你已经将这么做的起因忘得一干二净了。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AB两组志愿者分别观看“让人愤怒”和“让人
开心”的电影片段，并让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类似的经历。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唤起他们“愤怒”或者“开心”的情绪。
研究人员设置了一些“不公平”的条件来对待每位参与者，测试他们对这些“不公平”条件的接受度。他们发现：看过“令人愤怒”电影的那组参与者，对不公平的反感度明显更加强烈。也就是说，影片给人留下的情绪，已经影响到了他们对另一件事情的判断。
研究人员在确保参与者的情绪已经完全平复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测试，设置了一些“不公平”的条件来对待每位参与者。结果发现，之前看过“愤怒”电影的那一组，依然呈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对抗反应。
也就是说，虽然最初影响行为的那种情绪已经消失，但是人们往后的行动仍然会无意识地效仿早些时候的行为，无形之中便被最初的情绪长期影响了。当我们在带有强烈的情绪时，最好不要仓促地做决定，因为那不仅事关当下，还有可能关系到往后一系列的行动，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