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第四章和附记

第四章 攘外还是安内？ 1.战乱中的黄金十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革命军阵营内部爆发武力冲突，表面上是蒋介石代表的中央试图裁军整编，引起其他军系的反弹，实质上是新的国民政府到底由谁当家做主的问题。在蒋介石的立场是要收平群雄，实现全国军令政令的真正统一；在桂系、冯系和阎系以及更多的小军人集团的立场是要避免被渗透瓦解，要维持其现有的势力范围。蒋桂战争与中原蒋冯阎大战的结果，都是蒋方获胜，而张学良的东北军支持蒋是重要因素，这也导致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窜升为中国政坛的要角。 蒋在战争中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手腕，用利益收买的方式，虽有成效，但不能根治。战后，原本实力最强的冯玉祥西北军系严重受损，野心勃勃的冯失去了挑战中央的能量，桂系阎系等也收敛了对外扩张的追求，国民党内汪系等政治力量也不得不认可蒋的权威。但是，蒋的成绩只是确保了他在国内不再会受到有威胁的挑战，除了他能够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域之外，其他仍处于类似割据的状态。蒋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努力，但一方面是力有不逮，一方面是时机未到，他能做的，是抓紧时间建设现代国家体制，厚植自己掌控地域的实力。 这就是所谓民国黄金十年的说法由来。在此期间，蒋的中央政府确实在各方面的建设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获了不少成果。 在国家的财政金融领域，关税自主权的回收，取消银本位，央行的设立，法币的发行等诸多新政，搭建了新型国家财经体系的架构，也的确获得了收益。在这十年间，国民经济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在军事领域，借助与德国的合作，一支装备与训练都更加现代化的正规军初具规模。 但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和蓝衣社、三青团等组织，都未能起到明显的收效。前者是以儒家基督教和国家主义的教化试图改造民众心理，但显然不如中共的以利诱之。后者借鉴欧洲法西斯主义和传统帮会特点，来打造忠于领袖的强执行力组织，可远不如中共内部的整肃有力。蒋的本质上的温和性格，是他的最大短板，相比之下，毛则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道。 2.围剿与长征 中共在南昌起义后又发动秋收起义，但都因力量薄弱而失败，余部退往敌对势力薄弱的江西井冈山区，在三湾的改编奠定了新型军队的基础。此前的国民革命军虽然也在朝着党军方向改变，但深度有限，而中共的部队却彻底地贯彻了党领导下的政工制度。和旧式军队相比，三个最大的不同是设置政委和指导员，所谓支部建在连上，让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深入基层；其次是官兵平等，设置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再次是总司令之外，总政委才拥有最后决定权，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改造使得红军和一般的武装相比，拥有更加强韧的战斗力，因此在最初的反围剿战斗中，几乎能轻易击败任何地方军队。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的职责不仅是作战，还是宣传队、工作队，承担着政治职能，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也是其得以生存发展的优势之一。 还必须提及的是，在尚且弱小的时期，中共内部就开展严酷的肃反运动，很多人在这种组织的自我净化中丧生，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淘汰机制，使得剩下的人如果不逃离，就只能死忠于集体。肃反强化了中共组织系统的纯粹性，和国民党的复杂松散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地方军队的镇压无济于事之下，蒋介石不得不组织中央军对红军的围剿，最初也屡受挫败，毛泽东等中共的军事领导人在此已经展现出优秀的战争指挥才干。直到第五次围剿，因为中共内部指挥系统的混乱和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长征对于红军而言，仍旧是一次残酷的内部筛选，最终抵达陕西根据地的三万余人，堪称骨干。更重要的是，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拥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 3.日本的暴走 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外交关系几乎只剩下中日关系。 日本在一战后的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陷入困境，乡村凋敝，产业畸形，对外扩展掠夺的压力增大。明治时代元老凋零，无人能制压年轻军人的跋扈，军国主义色彩渐浓。积弱的中国是最佳的欺凌对象，故而对华政策日趋激进。 关东军和军部少壮军官勾结，暗杀张作霖，后来更直接吞并中国东北，以满洲国的名义开拓殖民地。对于国民政府的稳定发展，日本可谓最无法接受，故而不断进逼，一二八上海冲突和长城系列战役，都直接诉诸武力，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大相径庭。因此，日本也成为中国日益燃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集中倾泄对象。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和安内成为棘手的抉择。蒋介石化名撰文敌乎友乎，论述其对日关系的立场，希望和缓日本强硬派的咄咄逼人，但毫无效果。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亢奋，更参杂对华的极度轻蔑，根本无道理可讲。 与其说蒋介石纠结于攘外安内的两难，莫过于他清楚攘外的实力不济，安内至少可为，以当时中日军事能力对比，时间越久，中国的可抵抗力就越能增强。对日必有一战的认识没有疑问，只是要等待时机。然而，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对外退让就会在道德上被批判，政权合法性亦受质疑。这数年，实为蒋介石政权最为难熬的岁月。其政治对手，往往以丧权辱国的批评和对日宣战的高调，作为斗争手段。蒋介石结义兄弟黄郛妻子沈亦云的亦云回忆一书，对此段时期有亲历者的详细描述，值得细读。 4.历史在西安拐弯 张学良失去东北后率军退入关内，备受舆论指责，属下亦多有不理解，内心或有委屈。他虽是张作霖爱子，但才能远逊，性格弱点颇多，情绪化严重，行事易冲动，不堪大任。用胡适说法，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但蒋介石命其主导西安行营，执行剿共之任务，他则受到中共游说，发动西安事变，造成中国历史上一大戏剧性转折。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专著，对此有精辟阐释。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否能在与日本摊牌之前彻底解决中共，是一个不好假设的问题。除了日本之外，苏联对中国事务的介入态度也很微妙。但西安事变确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安内，转向全力攘外。而社会上的氛围，也将他逼到了可承受的界限边缘。另一方的日本，同样没有任何缓解迹象，这一年年初发生的二二六兵变，虽然被成功镇压，但兵变军人的诉求却得到广泛同情。 1936年分别发生在中日两国的两场兵变，标志着已经到达两国全面战争的临界点。 附记：黄郛的努力与困境 黄郛，黄膺白，是一位颇有意思的人物。如果阅读有关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前的史料，其名字曝光率极高，可能仅次于蒋中正，但在一般的教科书或通俗论述中，他并不著名。做为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多年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层，他的知名度实在并不对称。一方面因为健康原因早逝，另一方面，更多源于他始终扮演着蒋中正的替身。 然而，这个替身的工作极为不易，虽然不知他的肝癌与职责导致的积郁有无关系，但在那一段时间内，他的内心之煎熬有丰富的日记书信为证。 国府南京建政之后，由于不久就是欧美经济恐慌，中国的对外关系实际上只剩下对日关系。黄郛以蒋中正最信任的盟兄的身份，加上日本留学游历经验，成为中日外交折冲的实际执行者，执行的是蒋中正的核心策略：忍，拖。由于这种策略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容易成为箭靶，黄郛就承担起了充当箭靶的责任。面对国内风评的羞辱责骂，面对日本军人的咄咄逼人，黄郛身受的夹板气可想而知。 黄郛应该是认同蒋的忍和拖策略，才会心甘情愿甚至自告奋勇地去充当为蒋替罪的角色，他亦深知，彼时的国府无法抵御日本的全力进击，只能依靠忍耐拖延，期待自己有更多的本钱，寄望国际局势发生有利的变化。 然而，中日两国的外交问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借用工具，几乎每一股反蒋势力，不论是中共还是地方实力派，都把不抵抗卖国当做攻击蒋为首的南京政权的最有力武器。这显示出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的特点，对内的刃恐怕比对外的刃更加锋利。黄郛以蒋的特使式的身份，在华北与日本周旋，丧权辱国的骂名概括承受，所求者只是为了延缓日本的全面摊牌。 中国和日本在此时的共同对手是时间，尤其是德国纳粹掌权之后，欧洲局势波诡云谲，下一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日益增长。远东的中国希望这时间的拖延对自己有利，因此不惜以空间换时间；日本则希望这时间的短缩对自己有利，所以期待三个月对支一击彻底解决。在此背景下，黄郛就竭尽全力地应付日本的紧逼，虽然节节退让，但只要缓得一天便是一天。在两国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弱国无外交，黄郛想必深有体会。平心而论，他已经做到了尽力而为，甚至搭上了健康和寿命。 在中国历史上，战与和争论历来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而且往往在中原政权处于下风时期，更是议论纷纷，主和压力大于主战。其发端是宋代，而压力就来自早期民族主义式的立场。到民国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已见雏形，这种爱国卖国两分的压力更加显著。但是，看这一段历史，不能落入简单窠臼，需分析其心理动机，爱国有时是害国，卖国有时是助国，黄郛的努力与困境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