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笼罩下的南京基层医生

这不是一个人的殊死抗战,而是一群人的休戚与共。你所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直面它的勇气。
上面这句话是《鼠疫》封面上的一句话。书里有句名言: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疫情蔓延之际,关于武汉的一切,像极了《鼠疫》里的描述:善与恶,美与丑,诚实与谎言,恐慌与冷静,崩溃与理智,绝望与失望,统统都像照在镜子里一样,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有人责问武汉的领导,有人怒斥哄抬物价的奸商,有人指责逃离的旅客,有人责备不戴口罩的老人。有人感动医务人员的付出,有人面临大灾逆行而上,有人募捐,有人倾囊相助。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在积极地响应着政府的决策,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疫情的控制做着努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只不过是朋友圈里的罢了,至于我们的城市,具体如何,谁也一言难尽。的确,想要全面准确地描述一段时光、描述一个城市或者城市里的大部分人,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只描述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所见所闻,难度就会小了很多……好了,说到这儿,应该立即进入正题,叙述一下这几天的情况。
除夕的前一天晚上,下班后,七点钟不到,我就早早地睡了。孩子在客厅里玩,父亲在卧室里读佛经,母亲在厨房里准备过年的菜。过了一会儿,孩子推门进来“妈妈,你怎么睡这么早?”
灯光刺了我的眼睛,我从被窝里伸出脑袋“妈妈明天要上班,只有两个医生,妈妈要养精蓄锐”。
孩子过来,抱住我的头,用脸颊蹭我,“可是妈妈,我想让你陪我嘛!”
我扳过她的小脸,上下左右各亲一下“乖,听妈妈的话,妈妈累了,今晚要早点休息,要不然明天就没力气了。”
“可是妈妈,我真的想让你在客厅里陪我玩一会儿嘛!”
我真的很累,不想下床,“你听妈妈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哑了?”
孩子顿了一下,点点头。
“要不你跟妈妈一起早点儿睡觉吧。”
孩子将头埋在我脸上,我抚摸着她的头亲了几下,她就乖乖地脱了衣服,拿着ipad上了床躺到了我旁边。
睡前听故事,是孩子每晚的必修课。往常,她听的都是熊爸爸讲故事、一千零一夜、西游记、宝宝巴士、猴子警长、晚安妈妈睡前故事……可是,不知道从哪天起,她听的东西变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医院里见过吗,有一种病叫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是从野生动物身上来的,会传染的。你一定要戴口罩,尽量呆在家里不要出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我吃惊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你怎么知道这些?”
她愉快地笑起来“我是听故事上说的呀!”
第二天,除夕。
我七点钟醒来,睡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候后,嗓子肿痛突然变轻了,全身的酸痛也一下子全都不见了。母亲煮了荷包蛋,做了煎饼,我吃完后,神清气爽地去了单位。自从十二月以来,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精神过。天冷后,病人倍增,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一整天忙碌下来就会累得精疲力尽。
虽然已经到了除夕,但医院里全年无休。南京并不是疫区,我所在的地方也不是市中心,我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小医院,但是小医院里也有小医院的忙碌。
早上,天空阴沉,落着毛毛细雨。从七点钟开始,大厅里就有人开始排队。我知道这将会是十分忙碌的一天,必须将有限的时间全都花在刀刃上:不喝水,不上卫生间,说话快速,走路小跑……前一个晚上充足的睡眠给了我极大的好处,整个上午都精力充沛。十一点半下班时,上午的病人全都看完了。查看电脑,总共接诊了五十一个人,平均四分钟看一个病人。
期间,区卫计委来了人,在大厅里的预检分诊处停留了一会儿后,来了诊室,车院长陪他们进来。
我在一诊间,正在给一位咳嗽的老太太听肺脏,来人站在门口。我抬头看了一下,一位是谭科长,一位是金主任,还有一位我没见过。金主任在前面,戴着口罩进来,认出是我,就过来询问情况。
“白菜,今天你也上班的?”她进来,站在病人身后。
两年前,我跟着金主任一起出过差,十分欣赏她的做事魄力。此刻她穿着黑色的夹克,戴着淡蓝色的口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有种久别重逢的喜悦。
“金主任!”我愉快地喊了一声。她等我看完病人后,问了一些发热病人的情况,然后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注意手卫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她比两年前更加干练了,在这个疫情蔓延、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病人密集的地方,她突然出现在这里,让人惊喜,并觉得温暖。她走后,我们将发热病人的就诊流程重新做了一些调整:预检分诊台从大厅深处的柱子旁移到了大厅门口的靠墙处,并放了展板,展板上重新张贴了发热病人的就诊流程,预检分诊登记处新放了全市配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名单,并增加了告病人及家属书。
对于新的调整,值班的艾迪医生和我都觉得,新的流程和安排比之前的更合理,更规范。
后勤的郑科长拿来了一盒坚果、半袋水果,那是节日期间的慰问品。上班时间,我们都没有时间吃,艾迪分给我一半“拿回家给孩子吃吧!”
下班路上,刷了一下朋友圈:武汉的医用物资告急,感染人数成倍上升,全国各地纷纷启动卫生应急一级响应,各地派出了医疗支援队,团圆之时医务人员远走他乡,逆行而上。关了手机,有人打电话过来问我“你们医院里有口罩卖吗,外面药店里都买不到口罩了。”我爱莫能助,医院里的口罩也供不应求,早上就有同事在朋友圈告知亲朋好友,望能谅解。
武汉封城那天,艾迪领了一百只外科口罩,供应处在群里再三强调“物资紧张,近期进不到货,各位医生护士一定要节约口罩。”接班的人每天都在清点,每天都在做交接,但口罩减少的速度还是要比预算的快很多。
除夕的白天终于过去了,有惊无险,虽然忙碌,但累并快乐者。
晚上回到家里,吃完饭后看春晚。其实我已经多年不看春晚,也已经不太在意春节的仪式感。但这似乎有些丢失传统文化。孩子才六岁,应该有传承。于是,我准备了三个红包,喊孩子进来,让她先给爷爷奶奶,然后再给她一个。孩子很开心,母亲也很开心。
小时候,是父亲发红包,我们都眼巴巴看着他数钱。平时父母会吵吵闹闹,但父亲发红包的时候,母亲就会眉开眼笑,合不拢嘴巴,她特别爱数钱,一遍一遍地数,仿佛数一下就会变多了似的。
母亲数完自己的红包后,问父亲“白菜给你发了多少钱?”
父亲在沙发上拿东西“我还没有看呢!”
“你应该也给我发个红包,白菜给你的,你给我分一半吧!”
我们都笑她是财迷“妈,你怎么这么贪呀,我不是都给你了嘛!”
“白米也给你发了,你也没给我分呀”,父亲不给她。母亲只好笑着作罢。
母亲是旧式的北方女人,总觉得男人是一家之主,即便现在父亲已经老了,并且他们都是和我住在一起,但她仍然觉得父亲应该给她发红包。
姐姐姐夫要从新疆来,但大年初一才能到南京。小时候,过年饭都是母亲和姐姐俩准备,所以母亲说,明天的大餐,等你姐姐来了再做吧。
大年初一九点半,母亲做好早餐后催了我好几次,但我仍旧不想起床。快到十点时,父亲说“你姐姐快到了,我出去接一下。”
我这才赶快起床。他们在路上时,我再三嘱咐,一定要戴好口罩。父亲出门前,我让他戴上口罩,并告诉他最近的疫情情况。父亲拿出来一包3m口罩,那是他在门口贴春联的时候,对门的邻居送给他的。邻居跟父亲说他们单位给每人发了一箱,并嘱咐父亲出门时一定要戴着口罩。原本,父亲对我说的这些话,并不在意,觉得那一切都很遥远“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就算是一千多人,那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江苏也没几起,南京也更没有几个人,不会那么凑巧就碰上。”我要给他讲道理,怕讲重了他心里有疙瘩,就说“网上说,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父亲听我上纲上线,就打断我“好,好,我戴……”
他戴上邻居的口罩出了门。
半小时不到,姐姐姐夫就来了。他们都是听话的人,口罩是戴着的,但就是戴得不太正确,鼻梁上的铝条没有压下去。我让他们换了衣服,马上洗一下。姐姐犹豫了一下,父亲站在客厅里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是怎么想的,他们一定认为我这是过于矫情,是在嫌弃他们。换做平常,一进门就让人全部换衣服,的确有些不礼貌,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宁愿被他们误解,也要保证一家人的平安。
姐姐姐夫一起进了厨房,她一来,家里就充满了年味,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姐夫的手艺比我想象的好很多,香喷喷的菜做了一桌子。
天空一直在下毛毛雨。姐姐带着姐夫在河岸边走了一圈,回来时说“一出门手机上就来了短信,说尽量不要出门,不要聚会。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大年初二,又轮到我上班。我起床时,姐夫已经把客厅的地拖完了。原本姐姐和姐夫打算出去一趟,但外面又在下雨,只好作罢。
初二的细雨下了一整天。下午三点多,车院长突然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一边戴口罩,一边问“今天谁值班!”
钱医生说,是我,怎么呢?
车院长问他哪个电脑可以联外网,有一份资料要马上打印出来。二楼康复科的电脑,外网速度比较快。俩人匆匆出去。五分钟后,我突然听到警报响了。半小时后,钱医生回来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钱医生说“你看群里。”
我这才看到钱医生发的信息,在他的辖区,出现了一例与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密切接触者,车院长是临时调回来上门做流调。但出门前,联系到接触者,那人正在另一个区,因此临时又转介了,所以刚才的警报就又消除了。
晚上八点钟,以前的同事S医生打来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今年过年有没有回老家。我告诉他“除夕和过年我都上班的”。他正在下班的路上,说从除夕到现在,每天都在加班,最忙的时候,夜里要加班到两点钟。末了,他说“一定要戴好口罩,尽量不要出门,注意手卫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叙事到这里,似乎都只是记了些生活中的流水账,无关爱,无关生死。但节日的盛典、人类的意志,全都挡不住生老病死的自然选择。过年几天,医院里仍然每天都要来几个开死亡证明的家属,他们的家里躺着正在等待火化的尸体。刷看朋友圈,疫情死亡的人数仍旧持续在增加。
空荡荡的街道上,车辆十分稀少,每天凌晨,小区里都会喷洒消毒水。网上出现了很多段子,过年哪里都不出去,情侣们窝在一起,只能做局部运动。有一个姑娘在网上问“从除夕到现在,我们总共运动了四十次,你们呢?”大家权当这是一个笑话,但换个角度看,谁又能说这不是爱情的终极表现。
初三,我休息,陪姐姐姐夫坐船出岛,来我的新居。姐夫第一次来南京,本想带他们去趟玄武湖或者燕子吉的江边,但玄武湖和燕子吉的江边都是封闭的。于是我们步行绕了一大圈,步行到家里。路上行人稀少,年轻人全都戴着口罩。但有一个老爷子,骑着电动车,不停地咳嗽,并且往地上吐痰。在这次病毒蔓延之际,老年人的确做得没有年轻人好。
往常出岛,我都是坐经过二桥的大巴,但这次,为了带姐姐姐夫看长江,也为了避免人多减少空气传播病毒,我们就坐了免费的大船。轮船驶过江面,船下波涛滚滚,远处烟雨迷蒙。姐姐和姐夫站在船头拍照。一对年轻的情侣也走到船头,相拥而坐。我望着不远处的长江二桥,拍了一张全景图。长江二桥上设了医疗点,弟兄单位负责测量进入南京的车辆登记和测体温,我认识的葛医生是这次疫情爆发后第一批来到二桥上守护的医疗工作人员,他穿着白色的隔离服,戴着眼镜,出现在朋友圈里的新闻采访里。
初三的雨十分细小。我和姐姐带了伞,但都没有撑起来。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起很多小时候熟悉的人和事。小时候,我们俩总是打架,我和她的性格格格不入。但就在半年前,我在家人的群里和她争吵过一次后,父亲跟我说“以后不要再和姐姐这样说话,你应该尊重她。”
也许她那次伤心了,我们争完后,她把我拉黑了。我看着手机上突然发不出去的信息,猛然想起了她的种种好处来。想起往事,想起她的付出,不由地热泪盈眶。那天,我告诉她,往后余生,我待她就像待父母,我如何待父母,便如何待她。
我们沿着南京空旷的街道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候后,到了我的新寓所。我为他们弹了一首古筝,虽然不太熟练,但姐姐还是觉得有些惊喜。我说“这是陈一天买的”。门口的柜台上有从西班牙直邮过来的红酒,姐姐说“房间里有些冷,你把空调打开,姐夫喜欢喝酒,你把杯子拿过来吧。”
开了空调倒好酒,我到厨房里准备几个下酒菜。冰箱里塞得满满的,父亲年前买的面食全都长了毛,我扔掉后,姐姐把蔬菜放进去“东西这么多,妈妈怎么说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一边切红肉,一边说“妈妈没过来,她不知道,年货是陈一天买的”。
储藏室的苹果有一大半坏了,姐姐又说“怎么东西全都这样了。”地上摆满了年货,她拿出来几袋干果。
初四,陈一天来了,因为疫情,过年时间,他经常去加班。我准备了菜,准备了酒,准备了茶,但是,陈一天除了喝茶,别的一切全都顾不上。我们一直聊天,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他说“飞机上有批武汉来的旅客,连同机上所有的人,全都在南京,疫情就在我们身边,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早上就看到消息了。”
他挂起外套,洗了手“这段时间,还是要格外注意的”,他下巴的胡须有些长了。
窗外烟雨蒙蒙,窗台上的长寿花快要开了,玻璃瓶里的兰草根须越结越深,房间里变得温暖起来。
陈一天说“你在一线接触病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晚上一定要早睡,要不体力跟不上。”
我说“我知道!”
陈一天又说“你一定得好好的……记得吗,有天晚上,月亮很圆,我们在小区里散步,你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我说“记得。”
电话响了,陈一天要走,临出门前,我教了他一遍医务人员洗手的方法,“关节、手指、指甲、手腕,一定要全都清洗到”。
陈一天说“好!”,他一边按着我的指导洗手,一边说“我学会了。”
陈一天出门了。我再次拿起床头的书,翻到《鼠疫》的第一章: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这不是一个人的殊死抗战,而是一群人的休戚与共。你所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直面它的勇气。——法国阿尔贝.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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