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尔：没有纯真文本这类事物
本文来源： 2019年6月7日 雷克雅未克葡萄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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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汉娜•简•科恩
译／奥夏
“我决定成为一名作家时，”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尔说，“和许多女作家一样，起步相对较晚。我会自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有何可诉？’”
尽管她先前有保留，但奥杜确实有话可说，而且她也写了引起世界读者共鸣的作品。即使年近四十她才开始文学生涯，奥杜毫无争议地成为冰岛文学的标志，她接二连三出了畅销书，还从冰岛，法国到中国赢得声誉。去年她甚至因《塞伦斯旅馆》(Ör[瘢痕], Hotel Silence)夺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我决定在我小说中为那些无声者们发声，”她在自家餐厅，小口咬了一个自制羊角面包，这样解释，“你应该知道，没有纯真文本这类事物。”
奥杜常常谈到这类事，正如她小说中的声音——仔细研究她自己的语言，之后把中心概念组织到简单的叙述中。通常，她会自问自答。晚成的艺术家能异常地安排并简明扼要地阐释人类生存的细微时刻，这些叙述让你停下来去思索自己的生命。奥杜虽然是一位小说家，但不仅如此：她也是位科学家（scientist）。
发现世俗文学
即使如此，奥杜的青春可以诉说一个迥异的故事。奥杜成长于雷克雅未克，嗜好阅读，但她未必认为自己是个贪婪的读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冰岛文翻译的文学限制了她吸收的广度。高中时代，学生们专注《萨迦》和哈尔多·拉克斯内斯的作品，而非国际上的伟大作家。
其实，直到二十一岁留学海外，她才阅读外国文学。“我那时留学意大利，而意大利语是我真正会的第一门外语，通过它我阅读了很执拗的文学，”她解释，“这对我而言犹如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于一个偏远岛屿，说很少人知道的边缘语言，学一门通向世俗文学入口的语言。”
在其他作家中，她开始阅读帕维塞和埃尔萨·莫兰蒂的作品，之后几年里，她移居巴黎，进入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赫维·吉贝尔的世界。的确在这个时期，即使奥杜语言能力有限，但她一生着迷的东西出现了。“我逐渐知道了许多作家作品中完全不同于任何译成冰岛文的内容。”她说。
尤其，吉贝尔的作品教会她不可以与自己的语言妥协。“他的作品实在不同于我先前读到过的任何作品，”她解释，“它诗意盎然，天然未饰，勇敢无畏。在巴黎，我是个局外人，与有俄国口音的法国人交流；在我开始写作前，我在出生的某地身为作家已有多年”
另外，杜拉斯的作品让她从内心经历冰岛文译本中所错过的东西。“她是不可译的，因为她作品的一切是呼吸，一切在线之间，在词语之间。当你用任何一种外语阅读她的作品时，你就会知道一切全无。”她停顿，尝试找到恰当之言描述所无法找寻到的合适之言。如果有可以清楚阐释难解之谜的语言，那么奥杜的思索可以表达。
有趣的是，奥杜把杜拉斯和吉贝尔作为点燃她文学激情的火花。杜拉斯的代表作是《情人》和《广岛之恋》，她以独特的散文风格为人所知。虽然她的书写是第三人称，但具有自传性。含蓄而刚劲，她的作品里经常探索女性经验。“随你怎么说，男女千差万别，”她曾经的名言。
奥杜的作品也同样呈现自传特色，即使没有杜拉斯的明显。虽然杜拉斯的作品明显关于她自己的生活，但是奥杜作品的灵感很少直接来源于她的真实生活——但假使你深刻审视，她的作品中会清晰呈现其自己的经验。此外，杜拉斯善于提炼事实，融于其最直接又纯净的形式，奥杜显然受此启发。
天生的诗人和天才
奥杜的最新小说《冰岛女士》（Ungfrú Ísland，Miss Iceland）英译本随后会于今年出版，它更能清晰地体现其风格。该小说背景时间是1963年，描绘了一位女作家辛勤写作，无法在男作家主导的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女性不被允许写作——不幸的是，她们属于家庭。
“在《冰岛女士》中，有个人物是这么说的，”她深呼吸，准备从小说中援引一段与众不同的话，“男作家天生是诗人，他们十三岁就成了天才，而女作家天生是一具身体，之后她们会怀孕。”她沉思片刻，脸上掠过一丝忧伤。“如果你阅读像纳博科夫或者萨特一类作家的自传，你会发现他们是天生的诗人，那么就能解释他们为何会成为天才。而女作家常常会在青春期开始写作，而且身体是她们书写的中心，这是一具充满问题的身体。它会怀孕。”
在小说内部，作家显然天赋异禀，与冰岛文学的天才们如拉克斯内斯进行明显的对比。“对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而言，人人更感兴趣的是她的身体，而非她想说的内容。有人觉得她是个非常有原创性的作家，有迥然不同的声音，因此他们不会把她放入箱子里，”奥杜解释道，“她的作品没有被发表的原因在于她一直不像男作家那样写作。”
奥杜强调说这本书还表达了一种自由。“这是本关于自由的书，需要自由，寻找美，”她说。尤其在冰岛，这本书潜入到美是什么的层面。“你明白，社会中美的意义是组织美的竞赛。”她说着露出一丝微笑。
社会的其他面相
与奥杜本人不同，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清楚了解冰岛之外的文学。她有个海员朋友，是位同志——和她一样，是个局外人——给她带了许多书，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小说。说实话，奥杜确信这些作品出版那年可以买到它们的英文或丹麦文版。
“1963年，西尔维亚·普拉斯自杀，肯尼迪遭到枪杀，而且同年，韦斯特曼纳群岛附近的叙尔特塞火山喷发，”她说，“由于身在国外，我看到这个极度孤立的社会。”
她把叙尔特塞火山喷发作为描述那个时代女性境况的基本时刻。“当你看到火山喷发的新闻时，妇女们边洗碗边看着天空中花椰菜状的喷发，之后她们打电话给在另一个房子洗碗的朋友，那便是新闻传播的方式，”她解释说，“有人说这像个糟糕的社会，黑白兼具。从各方面看，这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只有男人抽着雪茄烟，制定政治决策，没有女性，而在文学界，女性也少得可怜。
无名者的机遇
正如被忽视的作者一样，主人公的境遇完全就是奥杜的文学生涯之初所面对的现状。起先，冰岛出版人对她很警觉。“从一方面看，直到二十一世纪，冰岛文学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她解释，“我必须为我的小说而战。关于我的第二本小说《十一月的蝴蝶》(Rigning í nóvember, Butterflies in November)，没人想出版。男性出版人都在一起踢足球，而且他们的文学品位都很合拍——如果有一个对作者说‘不’，其他人都纷纷效仿。”
遭到多方拒绝后，奥杜最终找到一位出版人。“我找到一位女出版人——萨尔卡出版社的希尔杜·海尔莫德斯多蒂尔，”她露齿而笑，显然非常喜欢第一个给她机会的人，“她是我的伯乐。”
之后奥杜给法国一个小出版社寄了小说的一章。“我非常开心有200位冰岛读者，”她解释，但仍决定向国际市场试一试，“翻译整本小说太昂贵了，但我的出版人借钱给我。同时，《温室》（Afleggjarinn , The Greenhouse，中译名《种玫瑰的男人》）提名北欧理事会奖，之后译成丹麦文，好评如潮。在法国，它成了畅销书，获得了那年最佳外国小说奖，卖出30万册。”她停顿一下：“但冰岛人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最终会慢慢知道我，而且奥杜成了冰岛文学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为女作家，奥杜书中的主人公常常是男性，这挺让她的读者困惑。“当时我的作品在法国出版，我记得我的名字以-ur结尾，这通常是男性名字的标志，”她笑起来，“也许，他们一直期待是其他某个人。”
语言隐患
与关注社会各方面一道，在奥杜心中，杜拉斯和吉贝尔对翻译的着迷显示了这是她文学生涯的根本。“我一直爱好小语种实用和不实用的方面，”奥杜说，“每种语言都是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当谈及冰岛文无情的语法时，事物就复杂起来。“拿指示代词enginn为例，它意为无（nothing），”她说，“根据空（void）的特点，你可以用24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什么是无。Enginn, ekkert, engar,等等。我的译者常说我明明在谈同一种事物，却要用这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她笑起来。
随后，她开始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萨迦人物是《拉克斯峡谷萨迦》中的梅尔科尔卡。维京人霍伊斯古尔德拐走了梅尔科尔卡，为了反抗，她保持沉默。一度，无人可以倾听她的想法时，梅尔科尔卡就用母语凯尔特语和自己的儿子说话，这之后使她自身受到损害。奥杜受梅尔科尔卡的反叛启发，她以此给自己的大女儿命名。“我觉得沉默是多么有勇气。”奥杜解释。
沉默者梅尔科尔卡
无疑，梅尔科尔卡也是奥杜其中一部最受喜爱的小说的灵感来源——悲喜剧《十一月的蝴蝶》，这本小说一直列在《葡萄藤》必读书单中。主人公是位译者，但被迫担负全责照顾一位朋友的聋哑儿子，这孩子只会手语。“一个沉默的人和一个会说许多语言的人，”她解释，“但译者很难用语言表达她本人的意思。这是一本最佳的身体小说。”
奥杜的小说中，《温室》被翻译得最多，它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小说关于一个冰岛男人，经历一系列遭遇后，旅行去修道院。他在那儿遇见了会说34种语言的修士。它是一种充满回忆的散文化小说，集中于平凡的生活交流，以及日常事物，挖掘人类的众多方面。
奥杜把这些比较归因于她小说的基本信条。“小说总是嵌入对立之物，”她解释，“如果你想写关于生命的小说，你必须谈论死亡。如果你想写女性，正如我在《塞伦斯旅馆》中写的，你的主人公要换成男性。在《十一月的蝴蝶》中，我想让会说许多语言的人物遇见不会说话的人，以某种方式呈现世界上超过语言的事物。”
庞然大物，真实的事
这时，奥杜谈论她的小说前，稍微休息了片刻。她笑着咬了点羊角面包。“烤箱里的羊角面包有种特别的香味。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和外祖母。我感觉很安心，”她说，“尽管家里有些乱，但我记得圣诞节前我已经打扫过了。”奥杜再次漂亮地剖析了她的思想，通过吃羊角面包这个简单的动作完美地阐释了童年的美好。
这种聚焦细微动作的方式确实成了奥杜散文化书写的特点。“我觉得这的确是我的方式，” 她坦白地说，“谈论日常生活的细微事物，让它们立起来变成庞然大物——真实的事。我总是羡慕一类作家，他们会教授知性的话题并同时使之简洁。越是详细的，越是世界的。它很像生态系统——把地方性变成世界性。”
奥杜解释民族精神的风险在于读者如何回应。“有人大概觉得这很幼稚，甚至觉得冰岛人看待世界所用的人文主义方式很天真，”她说。这是《塞伦斯旅馆》特别真实的地方，小说情节围绕的中心是一个想自杀的冰岛男人飞到一个无名国家，那里正在进行内战后的重建。“《塞伦斯旅馆》的思想，或者把这种冰岛的和平送往世界——它显然不是要拯救世界，只是想做些修缮。”奥杜说。
她解释，杂务工是冰岛男性的原型——除了他自己，典型的冰岛男人可以维修或修缮一切。“他迷失了，没人可以做一切事来维修或修缮一个破败的世界，但人人都可做一点事。我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如果你明白将会发生的事，而你却不做些任何事，可你应该有担当的责任，”她说，“我从未宣扬某些事，然而，读者会发现或没有发现这些事。”
转化的译文
翻译她自己的小说，或处理它们的译文，这种观念对作者而言有点儿像个无尽的玩笑。“《温室》售出后，译成27种语言。《塞伦斯旅馆》有些少，但基本也挺多，”奥杜说，“韩文、中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等。例如，它被译成英语或法语，其意味着我甚至不知道读者正在读哪种译本。”她笑起来：“这也许就是读者非常喜欢的原因吧——这些译本迥然不同。”
除了自嘲外，奥杜尽量不去想象她的小说通过译介会演变成什么样，这样便不会困扰她。“有时最好别知道，”她说，“我告诉自己‘你不知道的事物不存在’，因此我不会阅读这些转化的译文——可是它确实很亲切。”
言语之死
虽然奥杜在2018年出版了《冰岛女士》，但她已经想到许多新题材。“我脑海里总会有三本书，”她露齿而笑，“我的大脑里是小说成熟之地。”
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小语种——也许即是奥杜的心之密室，甚至可能多于她的小说。因而，在她完成前，会再次顺利把她的思想融入到一些有意义的句子。“你知道的，世界上大约有3500种语言，十年内会有40%消亡，”她说，脸上有一丝忧伤，“每个月就有两种语言消亡。每种消失的语言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种文化和一种思考的方式。有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栖居于每种语言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