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叶燮《原诗》中的诗歌创作之法

叶燮在他的《原诗》内篇（下）的第三节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之称诗者，高言法矣。作诗者果有法乎哉？且无法乎哉？”诗歌的创作果真有其固定的法则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叶燮作出了这样的论述：他将法分为活法与死法两种，死法为“定位”，活法为“虚名”。对于活法，只要“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凖”即可，并无固定的形态，而另一种法，则可相当于规则与定律，例如国家的法律法规，是“揆度于事、理、情三者之轻重大小上下”而制定出来的，此即死法。

倘若将这种理解放入诗歌当中，则“死法”指的便是人为确立的固定法则，如诗歌创作的格律、句法、起承转合等。而“活法”则根据诗人对事物的各种理解而各有不同，“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因此，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体现出诗歌创作中的死法与活法的差别，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若以死法论，今誉一人之美，当问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万态，而此数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绝世独立，不在是也。”美人之所以为美人，眼睛、鼻子、嘴自然长在她该长的地方上，但美人的姿态、容貌、气质，却是千姿百态、美态各异，如《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妃自然与杜牧《赠别》中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中的清纯少女有所不同。对于不同的美人，自然要用不同的笔墨来描绘，绝非两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就可描绘得尽的。因此，想单纯以“法”来涵盖一切，是“识辨不清，挥霍无具”的做法。

而叶燮对于这两种“法”又分别持有怎样的态度呢？他说：“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辞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死法，则执涂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执矣，又焉得泥于法！”很显然，叶燮对于“死法”，是持很明显的否定态度的，他将世间万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过程概括为“理”、“事”、“情”三者的相互运动和有机统一，而以气贯之，他认为，只要充分领略了“理”、“事”、“情”这三者，胸中自有文章，这时反倒再去拘泥于法，则反倒会“不通”耳。这时法也就失去了意义。若将万事万物皆“以法绳之”，则“乾坤亦几乎息矣”。由此可见，过分拘泥于法反而会使文章迂腐呆板，失去生命力与创新性，这是不足取的。

正因如此，叶燮在第四节中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后法”的概念，他写道：“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徙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后法，非废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在这里，他提出诗人应该写自己的诗，不应一味效法前人、拾人牙慧，不敢有所创新。倘若如此，诗道将不存，法也就没有意义了。既论及此，就不得不提到上篇所论及到的诗道的“正”与“变”的问题了。

对于诗道之“正”，有人认为，古时的诗歌才是诗歌正统，“变”则是大逆不道，是不为主流诗坛所接受的，因此，后世诗歌必得因循之，方才不失诗家正宗。这样，今世诗人皆是言前人之句，抒前人之情，诗中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诗道必将衰落。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因循守旧是不行的，“陈言务去”，但又失之偏颇，往往用力过猛，过于追求语言的新巧别致、独出心裁，反而使诗文尖新晦涩，失去了诗家“温柔敦厚”的美感。对于诗道的“正”与“变”，叶燮是这样论述的：“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作者认为，“变”是诗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诗歌之所以能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如果将诗歌的发展过程比喻为一条航线的话，那么“正”便是航船的预定航线，而时代便是航行过程中不可预测的种种自然因素，如风景、海啸等，而诗人则是船上的掌舵手，每当航船因为不可控的自然因素而偏离了预定航线时，舵手们便负责调整方向，让船回到它的预定航线上来，这样，船只才能继续航行下去。这就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变”，正因有“变”，诗歌才会从上古时期的三百篇一步步地发展到如今的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等多种样式。对于此，还有人提出：“‘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而叶燮答道：“‘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作者认为，“温柔敦厚”作为文章中蕴涵的意韵，为体，而语言作为为意义服务的对象，为用，因此，能体现出“温柔敦厚”的诗文并非有固定的形态，正如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温柔敦厚”，并非越远古的诗文越符合诗歌的正统。一切皆取决于诗人想用他的语言体现怎样的情感与意旨。

因此，诗人需要“变”，且不可拘泥于法。那么，这就需要创作者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叶燮提出了四点，即“才”、“胆”、“识”、“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识”，“识”是其它三者的基础。“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此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识”，应该指的是一种领悟力，有了“识”，方能真正领会前人所抒之情、所通之意、所传之法，才能明辨是非；“胆”，指的便是勇气，诗歌创作的主体应有勇气打破规则，摆脱前人的束缚，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于“力”，我将它理解为诗人的个人风格与魅力。而“才”，自然就是诗人自身的才学了，只有充分调动了创作主体的“识”、“力”、“胆”、“才”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只有具备以上四种品质者，才能充分领略客体的“理、事、情”，不拘泥于一定之法，而在创作上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