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招摇撞骗之风的大清京师：一例涉及考官人事安排的欺诈案件
作者：史遇春
招摇撞骗，是很多历史时期、很多社会状态下都会存在的不法行为。以往的中国社会，很多时候，都有人治大于法制、人情高于法理的现实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不法之徒，在深谙一般人的心理之后，找准空子，以能够关说、可以搭桥等方式为幌子，进行招摇撞骗。而那些向往升迁、迷信权力的人，因为本心迷蒙，往往就入了招摇撞骗者的圈套。
接下来，就讲一例清朝时期涉及考官的招摇撞骗案件。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卷下。
话说，清朝时期，相比较而言，京师的招摇撞骗之风最为盛行，尤胜于其他地方。而且，因为招摇撞骗之风的盛行，京师的谣言也最多。
当时的御史上书言事之时，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所有风闻都不会有所疏忽。只要听到有违制乱法的传闻，御史一般都会无所回避和顾忌，马上进行上疏弹劾，奏闻朝廷。如此一来，只要有官员被牵连到相关传闻之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难以轻松解脱的。
所以说，身居“长安（意为京师，取白居易之典故）”，不能不谓之为：
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啊！
赞老（即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笔记作者尊称其为“赞老”）曾参奏陕西考官丁维禔，说是丁维禔通过嘱托太监，花钱买了外放的差使。
朝廷收到林绍年的奏折之后，降旨对其所奏之事进行查办。
相关部门与官员奉旨之后，展开查办工作。
笔记作者何刚德参与并承担这一案件的审理，所以，他对这一案件知之甚详。
当时，这件案子爆发以后，大家对案子的质疑和责难都非常激烈，而且，这件案子一经御史奏劾，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既然这一案件的反响如此强烈，那么，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承审官员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但是，从基本资料入手，查阅参奏这一案件的摺子，其中并没有写出什么可以定案的真凭实据。奏折之中，也没有开列经得起检验的事实经过。奏折中关于这一案件的描述，全都说是风闻而已。
因此，虽然案件重大，且为众所重视，但是，接手之后，要认真审理起来，还实在是难以着手。
因为奏章所述，皆是风闻，所以，承接审理之后，要厘清案件的脉络，要查证奏折中的各项指斥，要核实案件中的人证、物证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案件的研究、审理、核实等，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有了一点点的端倪。
案件的起因，是丁维禔（笔记作者记得，此人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两人，都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参加考差，而他们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寓所之中。
所谓考差，就是考选差派制度，始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三年（公元1725）。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命令满、汉二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侍郎、内阁学士、三品京堂，以及未经考试试差的四、五品京堂，全都赴上书房参加考试，不愿参加考试的，听其自便。主政者命论、诗题各一个，称之为大考差。此后，按照这一惯例，一直通行下去。
考差之时，碰巧，有一平日熟识的古玩店店员到丁维褆、饶士腾二人所居的寓所来拜访，在得知这二人正在参加考差之后，古玩店店员对这二人说到：
“我有门路，可以通过太监，帮你们买到外放的差使。”
古玩店店员这么一说，丁维禔与饶士腾两人的反应并不相同。
丁维褆家底厚，比较富裕；饶士腾贫寒，没有多少家财。听完古玩店店员的话之后，丁维褆似乎就默许了；饶士腾自知财力不足，拿不出银子来买外放的差使，但是，他也没有直接阻拦或者断然拒绝。
等到四川乡试考官要确定的前一天，古玩店店员又跑过来说是：
四川乡试的考官有缺可放。
也就是说，古玩店店员提前知道了四川乡试考官有空缺，而且他知道放差的具体时间。
此时，据说关于获取外放四川乡试考官的价格，双方之间讨论并最终确定，是四千两银子。
至于这一议价的事实情况，双方之间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约定，审讯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确凿的书面文字证据可以作为依凭。
到了第二天，四川乡试考官的人选确实放出，但是，就名单看，丁维褆并没有名列其中。这样看来，古玩店店员的话并不完全可靠，丁维褆、饶士腾二人也没有成为四川乡试的考官，古玩店店员说是可以买到差使的话，也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
没过几天，外放陕西乡试考官的名单公示，丁维褆被确定为陕西乡试的主考官。
这个时候，古玩店店员又来索贿（笔记作者即用此词，此处借用，读者如觉不妥，可在心中改过。）。
丁维褆觉得，古玩店店员说的话根本就不可靠，而且，自己外放陕西做乡试主考官，完全和古玩店店员无关。所以，古玩店店员索贿时，丁维褆自然就对其置之不理。
等到丁维褆办完陕西乡试的差使，回到京师以后，风传古玩店店员口中那位可以买差的太监，不时就跑去古玩店吵闹，大概是说：我为你办了事，却没收到你的钱吧。
于是，惹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
之后，便有了林绍年参劾一事。
那么，后来审理问询这一案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一案件初审时，先提审的是饶士腾。
提审前，饶士腾还在外省，所以，他是从外省提解回来的。
饶士腾被提，到堂讯问。他的回答是，对于当堂所审问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
当时，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出示，来让饶士腾招供。
所以说，一开始，对饶士腾的审问有些不得要领。
最后，无果而散。
因为证据不足，也不能马上就羁押饶士腾。初审饶士腾，无果而散。不想，饶士腾回到寓所之后，他马上就自尽而亡了。
猜想，饶士腾的死，也是激于一时的气愤和羞愧。他也是害怕到最后，没办法自白其身，于是，就寻了短见，算是给自己、给朝廷一个交代了。想一想，饶士腾的死，还真是让人觉得可怜啊！
嗣后，即提解丁维褆到案。
丁维褆到案之后，无论如何讯问，他是一切全都不承认。
接下来，又提解古玩店店员到案，这人一味狡赖，不做招供。
其实，风传的那位太监究竟是真是假；是否果有其人；若有其人，其人姓甚名谁，全都无法验证核实。
经过对古玩店店员的再三审讯，他最后才供出，参与这一案件的，还有一位秀才、一位剃头匠。这三人的关系是：古玩店店员受秀才指使，秀才又受剃头匠左右。
既然古玩店店员招供有新的人员参与了这一案件，那么，就马上开始对新供出的人员进行审讯。
秀才比较狡猾，提解到堂之后，他便承认说：的确有关说乡试考官人事安排的事情，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过程中的确也行贿了，但是，最后事情没有办成而已。
至于太监是谁，过程中如何进行索贿，秀才说：这些事情都是剃头匠经手处理的，他自己一概不清楚。
秀才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这一类案件非常熟悉，并知道其中的关节轻重。所以，秀才只挑拣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进行招供，其余的，一概推给剃头匠。这样一来，秀才就算是承认了罪行，按照他选择性招供的行为，即使真给他定罪，处罚也不会重。秀才明白，只要自己招供、认罪，就不会吃眼前亏了。这里所谓的眼前亏，就是刑讯，就是皮肉之苦。
最后，才将剃头匠提解到堂。这剃头匠倒是非常硬气，他矢口否认与这一案件有关，完全不承认古玩店店员与秀才招供的那些事情。于是，就对剃头匠进行了连日的熬审。
所谓熬审，是中国古代对被告人连续刑讯逼供的一种审问方式。清朝把熬审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并规定了官吏可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和界限。
据《清史稿·刑法志》记载：
“凡讯囚用杖（杖刑），每日不得过三十。熬审得用掌嘴、跪链等刑”。
对剃头匠的熬审，就使用了跪链的方式。
所谓跪链，就是强制受审讯者将腿跪在铁链上；有的，甚至强制受审讯者跪在烧红的铁链上，以至于受审讯者的腿部受伤致残。
当时的情景，据笔记作者何刚德记述，剃头匠跪链，跪了三句钟（时长不详，现在粤语中也有三句钟一说，大概是三个小时。），以至于铁链嵌入了他的肉中的深度有一寸左右。尽管这样严刑审问，剃头匠还是不肯招认，只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暂时对剃头匠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审问丁维褆。
丁维褆回答说：
“他自己说他卖的是四川乡试考官的差缺，我外放的是陕西乡试主考官。这不是很明白吗，一个四川、一个陕西，两边根本就没有关联啊。即使像他所说，外放四川乡试考官的差缺出来之后，我有答应他什么。那么，请问他，我既然答应他了，他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然后，再去诘问古玩店店员，他也是词语游移，没有定向。
后来，经过多方印证，才知道，当初古玩店店员确实有说合的事实，即自己可以通过关节、获取外放乡试考官的差使；也才知道，当初古玩店店员提出可以说合买差时，丁维褆并没有言辞拒绝。
然后，继续严厉审问丁维褆，丁维褆又说：
“古玩店店员当日说自己有能力可以通过有力人士、获取外放乡试考官一事时，他也没有直说，而是含含糊糊、隐约其辞。当时，他说完这话后，我就严词斥责他了。事后，他又来向我索要报酬。这本来就是京师中闲人惯用的讹诈伎俩。这种拙劣的欺诈行为，怎么能用它来定我的罪呢？”
听丁维褆这么一说，承审官当即就对他说道：
“有道是‘伐国不问仁人（要不要征伐别国，是不会去问仁爱之人的。）’，难道你不知道？。古玩店店员敢于在你面前唐突，提出卖差买差的话头，他当时不会是无缘无故就这样做的吧？况且，你知道他可以买差，你明知这是违法行为，你当时就应该举发他，你为什么明知不报呢？等到他后来与你吵闹，如果你真是问心无愧，你就应该立即将他送官究办，你为什么不做啊？”
这些对丁维褆责备的话语，虽然是呆板的官腔官调，但是，既然这一事件已经被参奏成案，朝廷并已降旨查办，这些官话还是不得不说的。
承审官说完这些话之后，丁维褆才无言以对了。
最后处理的结果，就是：
丁维褆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处置。
其余人犯，以招摇撞骗未成，拟分别处以流放的刑罚。
附本文相关资料：
【林绍年】（公元1845年～公元1916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上奏朝廷，呼吁实行立宪改革。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移广西。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支持改革。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因御史赵启霖劾段芝贵案，替言官报不平，跟爱新觉罗·奕劻闹翻，称病退出军机，外出任河南巡抚。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调回中央任学部侍郎，后改任弼德院顾问大臣，随即告病回乡。公元1916年病逝于福州故里。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