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与我

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已作困兽之斗多日，返京之后更是独居一室，耳根清静，四大皆空，昏昏噩噩过了一周，终于重振精神，翻出来一本平日里不“忍”卒读的旧书，手不释卷读了两天，居然还就读完了这本据说是福柯博士论文的晦涩小书——《疯癫与文明》。 不晓得是我特别的口味，还是人人心里皆有此隐秘兴趣——对“疯癫”的兴趣。很多年前，我爸喝到微醺时跟我在南开大学校园的河边吹风，他欲言又止，跟我讲起神秘的小姨的故事。原来我还有个亲姨，是个优秀的医学生，但精神有阵子变得有点不大“正常”，只好接回家休息，后来人就找不见了，再后来，是在附近的河里发现她的。那个年代双相障碍还鲜有人知，只知道她时而抑郁低落，时而亢奋多话，整个人跟以前大不一样。我爸讲这事儿的时候，嘴角挂着一丝狡黠的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我跟我爸一样，在讲述不幸的时候总不知道该摆个什么表情，只好露出意味不明不合时宜的微笑。

我还记得那是北方的初秋，天高气爽，凉风习习，一个小朋友和一个大朋友坐在河边的石凳上，未来很远很远，现在很长很长，河岸的芦苇像一团一团厚厚的散不开的雾。如今两个人都已是故人，那些真实的往事和听来的故事在时间的漫长过程里杂糅到了一起，成了没有标点毫无章法的回忆，偶尔在脑海中荡起一串涟漪，用另一种形式提醒着我他们曾来过。啰嗦了这么久，无非是想回忆一下我对“疯癫”兴趣的来由，又或者，没有来由，“疯癫”不过是我们的一部分，它蛰伏暗处，隐匿已久，在潜意识里呼唤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疯癫和罪恶一样，被密藏起来，但总有漏网之鱼，不出意外，你、我、我们这些“正常人”，绝无可能找不到一点有关疯子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大街上总能见到一两个疯子，踉跄着从这个垃圾堆走到那个垃圾堆，方言里管他们叫“疯汉“，倒也不无道理，我们在街上能看到的疯子多是成年男性，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们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有时只用塑料布聊以蔽体，走起路来沙沙作响，头发因长时间不洗打了结，遮盖住四分之三的脸，说来奇怪，你从来记不清这些疯汉长什么样子，似乎他们都有着同一张模糊不清的脸，和一双被抽走了灵魂般空洞的眼睛。正常人总不敢长时间直视这样的眼睛，仿佛担心看久了自己的魂魄也会被摄去了一样。我们在潜意识里敏锐地感觉到，理性和非理性仅一线之隔，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损害，尤其受到疯癫的损害，“因为正常人像照镜子一样，在疯人身上看到自己注定面临的堕落”。

暂居二环外的老社区，除了形形色色老态各异的老人，还时常能遇见一位性别不详的朋友，多次端详看来大概率是一位女士，之所以称她“朋友”，是因为每次跟她打个照面，她总是带着一副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十分友善。起初我还四下张望，看她是不是认错了人，后来才发现，她的笑是一直挂在脸上的，像一个雕刻在脸上的永恒的饰物，她的笑径直穿过你，和她空洞的直愣愣的眼神一起，到不知道目的地的前方，并不打算落在什么东西身上。自从发现了这位爱笑女士的异样，我便不太敢迎上她的目光了，可又忍不住不把注意力放在她那儿，于是只好用余光向她行注目礼。

一楼的傻子常常清晨便开始哀嚎，大多时候是在叫姐姐，有时是央求多送点好吃的过来，有时是求姐姐把他解开。这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但央求姐姐时像个要糖吃的任性的小孩。有时能听到附近的孩子们吓唬他，说要把他怎样怎样，他每每是佯装厉害地犟几句嘴然后就忍不住害怕地哭了，哭很久才能好，不知道他的姐姐有没有哄他。我没见过他的样子，入了冬，一切都静悄悄的，连他都不再叫了，可能是因为小孩们都窝在家里没工夫跟他撩闲，也或许是因为他现在每天都能吃到想吃的糖，理性随着食欲的满足渐渐平静了下来。

在鼓楼旁边的胡同口等红绿灯时，遇到过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乍看颇有些时尚人士的影子，再打眼一看实则衣衫褴褛，虽不至于像我多年前在家乡看到的“疯汉”一样用塑料布蔽体，却也是补丁破洞旧布头，衣服的颜色和材质十分混搭，大冬天脚底踩一双已经裂了半截的拖鞋，斜挎一只图案夸张的脏兮兮的旧布包，头发花白且长，被他随意挽了个发髻，几缕发丝从额头垂到瘦削的肩膀，在冬天寒冷的风里飘扬，整体看起来异常的先锋，要不是他一直在手舞足蹈地自顾自大声对着空气咒骂，你简直会把他误认作是798里的行为艺术家。

看到他我这才想起来以前看到的疯汉们，也是这样跟空气对骂的，他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愤怒，因此只能在大街上踱来踱去，以消解难以平复的心情，也许确有理由愤怒，以至于丧失了理智，就不为路人所知了。这些疯汉们逐年减少，后来基本上销声匿迹，所以多年后在街头又一次见到他们中的一员时，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这位愤怒的骑士尚未完全失去理智，绿灯一亮，他便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消失在汹涌的人群里了。

街头的疯汉，爱笑的女士，被困的弟弟，愤怒的骑士，和《简爱》里罗切斯特庄园阁楼上的疯女人，一同构成了疯癫诸相，让我们这些“正常人”得以在被理性统治的世界窥见疯癫的一角。非理性和其他一切被人类社会排斥的因素通通被隐匿起来，成为不被看见的存在，一旦被标签为“不正常”，就永远失去了对话的可能。《疯癫与文明》是一部沉默者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不由沉默者诉说，而是由他们的看护、医生、禁闭者代劳，我们站在围墙的边界，无法真正涉足。

不被看见的，就不存在，人类社会的一律性被文明掩藏的很好，但在文明积灰的角落，人们会讶异于人类社会的残酷与绝情。我们本质上与动物并无不同，都严格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不过人类用理性建筑了更为牢固、系统、不容辩驳的机制，把异己者排除在外，它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显性规则的作为，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孩童天生就是维护世界“正常”的卫士，他们对智力欠缺者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天然的攻击性，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人群中“不正常”的疯子，用扔石子吐吐沫这种古老的惩罚方式制裁他，用还未发育完全的理性讪笑他，人类对清理非理性的狂热从孩童就可窥一斑。疯癫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它是社会的产物。

命运是无上的主，众人是它忠实的奴仆。命运只消轻轻抬手一指，左右窥伺的鬣狗群立刻冲上来把被瞄准的猎物撕个粉碎。但命运从来是多变的，侥幸被允许看见的大多数，一个不留神就滑落到了众人的对立面，“如果你们聪明又有教养，你们不要以此来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乱甚至毁灭你们引以为荣的所谓智慧；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我们小心翼翼地藏身人群，在互相监视中勉力维持正常，因为我们都曾看见那不被看见的一角，并由此感受到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