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 | 我记得你的面孔，南·戈尔丁

©Alec Soth / Magnum Photos

这是埃里克·索斯为南·戈尔丁（Nan Goldin）拍摄的一张近期肖像照片，照片中戈尔丁的左手中指和食指间夹着香烟，正在燃烧的烟雾也一同被相机定格了下来，阳光打在她棕色的卷发上，让照片的色彩和影调显得清淡又柔和，而身着全黑的南·戈尔丁，眼神却无比犀利和有神，与照片上柔和的色彩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正是这样一张肖像照片技术性的构建与摄影机所记录下来的主角状态之间的反差引起了我格外的注意。

如南·戈尔丁这样一个死死定格在摄影史上的名字，或许绝大多数爱好摄影的人们对其印象都是“摄影师南·戈尔丁”，对其作品印象是如《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和私摄影等关键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教科书式的知识被传播出来，碎片的信息来建构其“摄影师”的形象。但实际上，近两年来，南·戈尔丁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就像索斯那张色彩柔和的照片一样出现了两面性。南·戈尔丁的名字仍然频繁活跃于艺术系统中，而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作为一名活动家，一个激进主义分子，而非一名摄影师。

时间回到2014年，南·戈尔丁因手部受伤而使用一种止痛药物奥斯康定（OxyContin），之后便开始对这种药物上瘾，她才开始意识到已经有上千万人与她的遭遇一样，直到2017年，戈尔丁读了一篇《纽约客》的文章，揭露了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对普渡制药公司（Purdue Pharma）的所有权，该家族就曾一度靠奥斯康定建立和积累财富，而实际上，他们的名字也时常作为赞助人，装饰着全球的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诸如古根海姆和大都会等美术馆。

从此之后，戈尔丁建立了一个名为“马上干预处方药物”(P.A.I.N)的组织，该组织有12名核心成员，他们将矛头瞄准萨克勒家族以及家族慈善性的“艺术清洗”活动。

有资料显示，1999年至2017年间，美国约有40万人死于阿片肽类药物（Opioid）成瘾，如果不改变现状，到2025年，可能还有70万人因此致死。

在经历了一系列抗议运动，越来越多英国和美国的机构宣布不再接受家族捐赠，包括英国国家肖像馆、蛇形画廊、泰特、古根海姆、大都会、卢浮宫等一系列博物馆和美术馆均陆续拒绝接受未来萨克勒家族的捐赠并对其除名，该运动成为了近两年来在艺术界影响巨大的事件。

© Nan Goldin

大概就是这两年来南·戈尔丁积极的运动，几乎已经让艺术界的人们快要忘记了她作为摄影师的身份。去年五月，我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看了南·戈尔丁的一场展览，官方的展览宣传照片仍然是拍摄于1984年的那张被男友殴打至左眼快要失明的自拍照片，而面目的淤青和鲜艳的口红相互冲突地附加在同一张女性的脸上时，其中所昭示的已经并不只是戈尔丁彼时和男友破裂的关系，还同时历史性地开启了夹带着沉闷和压抑，独立与放逐的《性依赖的叙事曲》的开端。至于展览展出内容已是上个世纪的旧照了，但之所以让我将那张男友家暴后的自拍照与开篇提到的其近期肖像照联系起来，是这样两张照片所承载的两个时代下的南·戈尔丁的名字，早已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两张照片也同时反复提醒着我对于艺术性与社会性这个扭打多年的陈旧问题，不厌其烦地再次回顾。

总的来说，让南·戈尔丁展开行动的都是从自身遭受着痛苦和伤害开始——家暴与药物上瘾。相比前者，此时的南·戈尔丁已经不再将这些“痛苦”作品化了，我不知道如果还是年轻时的她，同样遭受了这样的经历，是否是还会用摄影的方式来揭露或再现出来，但显然，彼时的她需要更多现实的意义，她需要击垮痛苦的来源，她需要更多人减少痛苦，就好像作品化的力量或许是远远不够的一样。

当然，我也无意于就“作品化”的问题来喋喋不休的讨论，只是说它在不同时间节点和语境又的的确确承担着不同角色和意义。换一个角度，就好像人们总能以不同立场否认意义一样，艺术不与社会发生关系被指责自我、格局小、无意义、不关心社会；艺术即便与社会发生关系仍然还会有被人指责“精致左派”的潜在可能，话术是永远有可能占领批评的制高地的，但“精致”其实没什么错，关心个体也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它绝对不是一个被用来打压艺术创作不名一文的借口，也从来不是评价好坏与否、意义与否的分界点。

一位只参与社会运动，而从不作品化的艺术家，就生产意义而言，我们仍然有理由指认其身份足够名副其实；我们仍然有足够借口否认其身份名不副实，但其实过多讨论其是否有意义就已经有让人陷入无意义的危机，而忽视掉更重要的意义。

1953年出生的南·戈尔丁已经67岁了，这个名字背负着两面性，一位艺术家的两面性，一如艺术的两面性一样，我们都听说过一个叫南·戈尔丁的名字。你所认识的，是那位摄影师，还是激进的活动家？一如你所关心艺术的哪一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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