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母亲

那日，闲来无事，就到老屋去闲逛。隔壁的刘阿姨在她家院子边，用一把塑料梳子梳她那一头白里透黑的齐腰长发，或许是静电的作用，发出嗒嗒嗒的声音。看见我，她嘴角的笑挤在眼角堆起了皱纹，说道，“啊啵哦（家乡特有的感叹语），霞霞（我的小名），我硬是浑身都痛，吃了药也不管用，特别是肩膀和腰，我一会儿还要去割玉米秆儿。”边说边用梳子拍了拍肩膀和腰，像是要把里面的疼痛都展现给我看。此时，我并没有有意识到刘阿姨的倾诉具有什么意义，直到后来几个女人的一次聊天才引起了我对疼痛一词的注意。 那是二外公生日午宴后，我的母亲、三姨娘和舅妈坐在我家院子里晒太阳，三个女人聊着天。她们先是家长里短聊得热火朝天，中间一次极其短暂的停顿后，三姨娘说她的脚拇指又痛又痒，怎么看医生都不管用。另外两个女人就给她出主意，大概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偏方。这个话题引起了我母亲和舅妈强烈的同感，就都说起自己身上这儿也痛，那儿也痛。三个女人就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翻晒着身上的疼痛。身怀六甲的我坐在一边，突然觉得那个痛字咚的一声掉在了心上。我才意识到，之前刘阿姨的倾诉早就隐含了某种暗示——农村的母亲们都在疼痛。 其实我的母亲这几年一直在说她的痛——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身染痛楚。她每次从地里背回来一大背篓桑叶，气喘吁吁，晒得通红的脸上布满汗水，头发也浸湿了。她说，“哎哟，累死我了，妈哟。”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母亲懒散的靠在那里，我给她按摩，她的手臂粗壮，腰部沉硬，小腿紧实，重要的关节都已经积累下了不能治愈的病。 和我母亲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那些农村女人，注定了要在时代的漩涡中有所经受。她们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政治上的跌宕起伏与经济上的落后贫困相互交织，使她们很早就要变成家里主要的劳动力。那时候的农村，传统农耕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所有的耕种都需要靠人力完成，肩挑背扛，顶着月亮开荒地。十岁左右的女孩子辍学回家，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劳动力。她们和男人一样，挑水担粪，栽秧打谷，背泥驼瓦，月事来了仍然要在冬水田里插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也就本着务实的农民本性嫁人，幸运点的可以自由恋爱，不幸的就依父母之命便草草出嫁。自然，生孩子是不可逃脱的使命。怀孕不是逃避劳动的借口，十个月的大肚子仍要同样劳动干活，挖地挑水不在话下。邻居的表伯娘说，她生大儿子前一天都还在担粪，月子不是坐的，而是在家煮饭喂猪看孩子。这并不是个案，在农村是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如果怀孕生子就不劳动则会遭到嘲笑和批判：农村人还这么娇气。 以前的农村妇女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四五十岁年纪的她们，身体衰老使得年轻时卖力气的后遗症迸发出来，如关节炎、妇科病、腰椎病等比较常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让她们饱受折磨。我外婆的晚年就是在严重内风湿的疼痛中度过的。她痛得骨瘦如柴，长时间吃止疼药，打封闭针。她还去同村一个巫婆子那里拔火罐。有一次正值雨季，去巫婆子家必须淌水过河，我怕她的脚沾冷水，就陪她去。过河时我背她，她的身体轻轻的，我毫不费力，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她。在巫婆子家脏乱的院子里，外婆的腿上、背上、肩上打满了火罐，乌黑的血聚集在那里，好像马上要从她干瘪的皮肤里爆裂出来。我问她痛不痛，她摇摇头，可是她在嘴里轻微的呻吟仍然落在我的耳朵里。外婆的经历只是一个微小的代表，从她那里反映出的是农村妇女的普遍命运。没有权威部门做过统计，但是现在，农村的母亲们正在经受各种疾病的困扰，这些病是在时代中付出的青春与健康的代价。 由身体的痛苦带来的心理煎熬，不仅是病人自身，更是一个农村家庭的煎熬，这些慢性病是不小的经济代价。60多岁的表伯娘，三年前的春节就觉得不舒服，过完年她就去市里的住院检查，医院也没有确诊。她的双手、脸部都肿起来，浑身泛红，饭都嚼不动。后来去成都华西医院好不容易才挂上专家号，诊断为皮肌炎，那个老专家告诉她，这是太阳晒多了，中了毒。她回家来疗养，我去看她，人瘦了好一大圈。她告诉我，在医院时，她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就担心表伯伯一个人把家里的土地种不出来。总是担心那一片与她面对面了一辈子的土地，可是她再也不能去耕耘了，耕种怎么可能离开太阳。这个无底洞不仅需要一个家庭的金钱，还需要所有人的心。身体的疼痛终将转化为精神的痛苦，直到她们生命的终结，表伯娘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把最好的青春年华交付给黄土地，是农村母亲的特定命运。或许，对于外婆和表伯娘来说，离开是最好的结果，意味着不再饱受疼痛的折磨。然而，好不容易熬到了好时代的到来，他们却不能享受。在儿女的记忆里，母亲就是痛死的印象将永不磨灭。 母亲生养我们的同时也要忍耐人间疾苦。直到我做了母亲，才知道，只要我们每叫一声母亲，母亲这个词就疼痛一下。然而，无奈的是，我们只能在内心里痛其痛。

（写于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