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当下

如果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而非公共知识人的立场，历史学家的沮丧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对现实是无力的，这种无力不仅体现在在这次事件中，他不掌握一项医疗、救助、生产的技能，还同历史学家本身的工作性质息息相关。

历史学家不是史官，至少当下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而非对事件的直接记录。但面临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历史学的记录功能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史家的训练并非去直接捕捉第一手的资料，他们也无力捕捉。他们的工作只能建立在已有的信息基础之上，是一种二手工作。负责记录、记忆的是一线的记者，以及每一个书写自身经验的人。那什么是史家的工作，以及史家能承担怎样的责任，这样的问题就被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刻，他甚至不能承担起传统史家记录的职责，他也无法身临现场。这种无力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历史不会重来，史家永远无法亲临历史现场。但在这样一个时刻，明知现场就在眼前，还是无法身临其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种无力感就被扩大了，历史学家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那记忆呢？历史学家是否能承担起记忆的职责呢？ 在此之前，首先要追问什么是记忆？记忆是发生在当下的活动，是往昔在当下的真切重现，是每次回忆都仿佛身临其境，就在眼前。记忆不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凝望过去，而是过去不断在当下重新出现，记忆是鲜活的。那历史学又如何记忆呢？如果历史学承担着某种记忆功能，那他一定要比回忆录所能呈现的更为真切，不然又何谈记忆呢？ 这对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而已又是一个挑战。

现代史学最常提到的是问题意识，这恰是现代史学重要的特质之一。是通过错综、细碎的文献，对问题永不止息地思考，力图用所学的知识增进对世界的理解，无论过去的，还是当下的，问题是没有界限的。 布洛赫的《奇怪的战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极佳的榜样。

现代史学更重要的特质则是根植于历史学的方法论之上，即历史地思考，将它当作某一时刻的、特殊的、不是重复也无法再现的东西去思考，简单说即是放回历史语境。这种特质在当下同样被放大了。 史学对一些人来说是否是智力游戏，在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件面前就暴露了。在这个时刻，历史地思考意味着它是特殊的、当下的、无法替代的，是直面丰富的、细碎的、真假难辨的各个事件与现实的细节，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利用智力游戏，对无法说话的文献进行肆意的想象实在太过容易，但在当下，任何被建构的神话都因其软弱无力而被迅速戳破。

这点恰是我不太同意罗新老师的一点，他是作为公共知识人在发声，而非作为历史学家在发声，他追求的是普遍性，而非某种历史语境中的特殊性。与多数人相反，在我看来，公共知识人发声是基于价值，发声当然需要勇气，也具备力量，但又太过简单。在难以琢磨的当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发声，反而是艰难的。

那么，当下是如何呢？我们是否处于一种例外状态呢？一些自夸的言论反而反映得更加真实，有人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如此快、如此有力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如封了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往过冲，以及一月之内罢免管理数千万人口的长官。这恰说明我们从来不在一个例外状态，这只是我们的常态而已。

只不过这种常态在这次事件中被放大了，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这种常态是如何运行。无论是国家、地方、社区，还是医疗、教育、交通、运输。如果是处于一种例外的战时状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当然是重中之重，可这次是否有实现了？那难道我们还会有更为例外的战时状态吗？在这次事件的放大效应下，平时隐藏的一切问题都无地遁形了。隐藏在军事话语背后的，是化必然为无力，当军中的一切都成为戏言，军是否还能成军呢？

如果我们聚焦于例外，那所能看到的无不是被剥夺，可这难道仅仅是现在吗？过去的几十年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吗？那又怎么称得上例外？如果接受其为常态，那此时此刻的常态，不同于五十年前的、三十年前的也不同于十年前的，更不同于宣传的、想象的，是独属于当下的。

类似常态、例外这样简单粗暴的对立还有很多。福柯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中，首先声称不考虑器质性心理疾病。因为同生理有关的疾病是非常具体的，难以操作的。而纯粹心理性的问题，则可以利用疯癫/正常的公式进行分析，区分我与他。可新冠恰是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疾病，它是真实的、生理性的、传染性的，而非一种想象。不考虑疾病本身的性质，隔离的需求，简单地套用我者与他者的对立，又是一种普遍的想象，而非基于当下。

周的访谈中谈了中央与地方，谈了信息的流通。可在这次事件中，这些反而不那么重要。更为直接地是专业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是专业系统与官僚系统的冲突。人们会吸取教训吗？从专业系统来看，无疑是会的。医疗系统的反应速度、能力在这次事件中无可指摘，也毫无疑问不存在信息阻滞的问题。可问题仍然这么严重，这无疑涉及到管理系统与专业系统之间的关系。同时涉及地还有方方面面，如地方卫健委同国家卫建委关系如何？地方卫健委是首先向地方政府负责，还是向国家卫建委负责？各部门的关系又如何？一个统一、集中的小组式的资源调配机制又是如何协调处理这种关系？城管为什么会扣工人的车？捐蔬菜又如何与商务厅对接？为什么在交通本身没出问题的情况下，一些日常物资的绿色通道无法保证？再如口罩厂出口转内销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从一个横切面，观察这个系统内部的每个枝节。

近些年的历史学家很喜欢谈论人，一说起历史中的人就激动得不得了，沉湎其中，自我感动。可这些声称“发现人”的实践，又有多少是鲜活的，而非一些琐碎的、无意义的生活细节呢？历史学家需要直面鲜活，面对当下那些吹哨的人、逝去的人、追着灵车的人以及那些恶人，我们又能保存住他们几点鲜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