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精神对话——读齐乙霁、李松璋的《对影记》

齐乙霁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网站的签约作家，他的作品我是认真读的，读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会想到的是像他一样的外来分子在深圳这N多年的精神成长史。说真的，作为踏进深圳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底色深深地濡染了深圳文化。今天已经很少再有人指责深圳的“文化荒漠”，在我想来，深圳文化由荒漠变绿洲真的离不开这一代人当初乃至今后的开疆辟土。他们的文化里有着一种带着改造者所具有的“洪荒之力”，因得他们与深圳深深的交融，进而慢慢将这片土地浇灌成今天具有着文化创新力的“南方之都”。

《对影记》是两个人的作品，李松璋与齐乙霁一样（前者是来自北方黑龙江的艺术家，后者来自河北保定），他的身上同样洋溢着艺术家的浪漫之气，同时又具备着知识分子的担当。正因为这两个文人的聚合使得这本小说集具有了某种精神的烙印，不仅仅书装帧的别具一格，富有“高贵”之韵致，特别是两人的小说精神指向充满着一种智慧。深深地有着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敬畏，同时对“开放”以来的精神本质进行一种“断语式”的追问。这种“追问”有着“后先锋”时代的精神禀赋，同时也有对“自由文化精神”的深刻启蒙。这里有处于现实情境与传统精神成长之间的一种对抗，也有诉诸于笔端的极端“苦闷”，亦庄亦谐，有着特定年代特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脉。

齐乙霁的“南稻记”系列中四个短篇，几乎是清一色的对后“开放”时代精神之下人精神的离散，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所谓的“不适应”和常人眼里的“愚拙”，这种“割裂”暗含了一种文化的“断层”，也是“问题”之思。既有对新文化建设的“忧思”，同时提醒人们警惕文化建设中我们有可能的“迷失”。今天看来，这些问题的提出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思想限度，也是对“集体无意识”的一次整体超越。《邓丽君的秘密》中的张望与张明兄弟俩的那一张篱笆，是深圳与香港的边界之地，两个一同生长的兄弟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了两种思维，作者无意探讨制度的优劣，而是将制度的客观存在与人精神世界中的双重“镜像”凸显出来，一个是近乎精明到成精，一个则是盲目到愚蠢的境地，表相世界的精神得以反映，并在小说中这种文体中得以“孕育”与“舒展”，既让人陷入哑然失笑又感到啼笑皆非的境地。其中《不与虫说》和《桉树会议》都有着“后先锋”式“荒诞”意识的书写，在伦常的秩序之外有着所谓的一种新的“明规则”在潜伏着。这种“明规则”的破坏程度绝不亚于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潜规则”。这样担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与强大的社会基础。这种观念一旦建立起来将形成无比巨大的摧毁力，且极其隐蔽，甚至是以行善的姿态来造恶。从这个层面上说，齐乙霁的小说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并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审视了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空间。

对社会生态的关注，对世道人心的探测同样也是李松璋小说的特征。在我看来，李松璋的艺术感觉更多来自他对“后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碎片”式的“离散”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他的小说表面是以极端的手段透视社会的细节，在细节中叙述人性的复杂。在诡异的世事面前，李松璋试图建构“个人”化的“温情”世界，同时对固有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在人心的边缘处，他总是会以乘其不意，出乎意料的艺术技巧让人看到那些掩盖着的“裂痕”。这是李松璋小说的艺术特色所在。在其“太平市轶闻系列”中，李松璋尽其所有的气力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性中的“破绽”。《自绝》中的世相人心，简直就是一张“百怪图”，寥一兰在众目睽睽中跳楼，民警小刘眼里的世界瞬间变得光怪陆离起来。《一个人的江湖》同样妙趣横生，却又极富戏剧性，小人物的闹剧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博弈，而且这种深刻的体验已经不再是单纯发生在那些所谓“大人物”的身后，而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块肌肤里。触目惊心，而又无可奈何。弱者的扭曲，弱者变强后的狡诈与贪婪，这些都尽显出人心不古，民间秩序的破坏。其中《找觉》为代表的“正面价值”书写极具典型，他以一种呼唤尊严的方式将季天来这个良知未泯的正面形象完整地塑造出来。季天来反反复复地寻找，又在跌跌撞撞中迷迷糊糊地中了儿子季江无可奈何之下设置的“局”，最后以一种极端的“圆梦”的方式完成了男主的心理欲求。这对人物形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补充，可谓是小说文体的“强项”所在，当然，这也是李松璋作为小说家的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的体现。

《对影记》是小说里的贵品，也是装帧设计中的珍品。在如此喧嚣的时代，有这样的一本书不仅维护了文学艺术的尊严，同时也是“文创”重镇——深圳的一份宝贵“财产”。属于他们俩的，也是属于深圳的，还有这个时代的。最后向两位严肃的艺术家致敬！

2016年8月31日 北京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