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一部电视剧的叠加

重看《菊与刀》，虽然曾在大学里借来读过，但完全不记得内容，而最新的体会，颇有点震撼自己的状态和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有些接近。

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是与其社会结构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长期的封建制度，社会阶层的固化，繁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让日本国民有点精神紧绷。严格限制的社会阶层，导致日本从不曾出现像中国一样的底层农民运动的一次次改朝换代。工商民的底层阶层供养上层阶层，为了防止社会结构坍塌，在长久的封建社会，日本的人口增加竟然是停滞的，而农民阶层也有能维护自己阶层利益的手段，比如拦御驾，它有效的缓和了阶级矛盾。

商人与武士阶层的联姻，前者获得社会地位，后者获得财富，而这个阶层在民治维新时期成为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的重建的主要力量。取消所有的贵族阶层，比如大名、武士等，并不是直接废除，而是通过赎买。对于这个阶层，有个细节是朝鲜王室继承人与日本王室成员结婚后，到了社会改组，两人被取消王室身份，成为平民，以致生活困顿。这是因为对武士身份的赎买，就是用10-15年的薪资来赎买武士的俸禄。

这里有一个细节是，倒藩运动之后的十年里，政府并没有直接解决农民的问题，比如众议院的形成，但参议院和众议院在描述里更像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阶层，彼此有点隔膜。

日本国民的自律，更像是在紧张社会结构里的自我隐身。“恩”，是因为自我价值一直被否定，个人价值一直以家族价值的形态出现，导致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不得抒发个人意见。但“义理”，似乎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给了个人抒发的途径，只是以理的内涵是由社会构建的，而非个人个性的真正彰显。

荣誉类似于美国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文化里就是“面子”，这是社会活动得以展开的抵押品。

过于紧张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局限在眼前的亲属关系，导致日本国民文化缺乏想象力，他们没有出现像中国文化里对山水的体验。因为有要求意志磨炼的文化传统，对精微之物极其擅长，故而出现了在国内文化里极为盛行的“匠人文化”，“各安其分”的社会文化，被阻断的社会上升路径，且本阶层的不下坠，使得个人只能将本职业作为终身的全部追求。但在中国文化里，技被称为“奇技淫巧”，属于末端，一直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

日本的谨小慎微和神经质，尤其是当有人侮辱他的尊严后的恼羞成怒，一定要一雪前耻的愤懑，像极了自己有时候压力过大时的无理性和歇斯底里。

另外，日本国民对义理的执着，对比最新看的《大明王朝1655》和《万历十五年》，都能看到儒家思想笼罩之下的明王朝也有它固执的思想禁锢。无论是忠臣、奸臣还是名士、败类之类的，都有着个人私人的目的。《万历十五年》里有一个概念，叫“求直名”，有人为此不惜牺牲。这种感情并不虚假，反而因为过于真诚，让人开始怀疑它的动机。贪官求财，清官求名，看似对立，实则一丘之貉。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作为治理国家的官僚集团的一员，他们的存在不论理想是什么，都只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

那么如果以这个观点为前提，《大明王朝1566》仍在着力刻画海瑞这个人物，并且它在创作上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比如它是将海瑞视作正面的人物，尽管很多时候，剧中会借助其他人的台词来批判海瑞，但在主体基调上仍旧是赞同他的。海瑞曾以为自己能在浙江引起朝廷震动，是自己个人功劳，但他的上司浙江总督批评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他一个地方小官引起朝廷震动是因为有人想要震动，这件事的背后有其他力量的介入。

如果创作的脉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这部剧就拥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对这两点认同的同时，也要警惕它为了医术创作的处理，比如树立典型人物形象。尽管它在极力克制自己的价值趋向，但仍旧难以根除。

《万历十五年》在叙述上让人难以接受的一点是他过于站在帝王的立场，认为在这个帝国的统治体系里，皇帝成了组织的一个象征。帝王对着文官集团，却要受到文官集团的摆布，万历皇帝后来的懈怠，被认为是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这种视角在《大明王朝1566》里也有相同的视角，比如皇帝借助宦官之手对文官集团的摧残，嘉靖皇帝在片中倚重宦官，殴打群臣。看在这里，如果文官赢，就是皇帝输，要接受文官的劝诫，受文官摆布。如果皇帝赢，那就是文官遭到殴打。

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在于，在雪地里以正义之名呼唤面见皇帝的文官，他们在历史中的属性是什么？对他们的评级不能从道德层面，而应该从历史层面。

《大明王朝1566》经典的地方在于它的切入视角是财政收入，即税收。商人、文官集团、军人，各方势力所展现的帝国的运行情况。严嵩父子占据的是文官集团的一个小团体，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求财和权力。而权力也是财富的来源。严嵩父子的倒台丝毫没有影响文官集团，只不过是新换了一个小团体。帝国的政治纷争，建立的基础是利，这是这部剧最惊人的视角，也最具普世价值观。

财是核心，所有的斗争就看在这其上演变的国民性和国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