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摘录

“他是好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我跟他握了手。我应该知道！既然在这之前我受了半年的折磨，而最后一个月弄得我既不能躺又不能坐，也不能站，怎么也无法止疼，一昼夜打不上几回盹儿，那我当然会把那事仔细地想过！这一切我切身体验到，人可以在自己的肉体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跨过死亡线。体内尽管还保持着某种血液循环和食物消化过程，但是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仿佛是从棺材里看到的。虽然你不把自己算作是基督教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宽恕了所有欺侮过你的人，就连对迫害过你的人也已无仇恨。对你来说，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已无所谓了，你不想去纠正什么，什么也不会使你觉得遗憾。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平衡的心理状态，泰然自若的心境。现在，已使我脱离了这种状态，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高兴。种种欲望和激情全都会回到身上，包括好的和坏的。”

“一点也不糟糕。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点颠倒了。住在五层楼房的笼子里，让别人在你的上方敲敲打打。来回走动，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成为一个勤劳的庄稼人——这被认为是极其倒霉。”

“您？”只见他前额的皮肤往上一抬，仿佛准备祝酒似的。“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恢复健康这件事也是如此。

咳，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倒也没什么！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不知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可恰恰是他向“妈妈”提出了那样的问题，怀疑她存心不良，拿他作试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叶·沃奇科娃有关。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可她陪着儿子住院。给她儿子做了手术，切除一个体内肿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缠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不定她真的会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

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是的，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3倍创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普通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的周转，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一律让他们出院。对此，东佐娃也是同意的，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在原则上她表示同意，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别人，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她怎么也做不到。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能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为了西布加托夫，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也许，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

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病历，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粗糙的土黄色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上面写着许多紫色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津津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2．6万个照射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5．2万个，合成雌酚50针；7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红血漆……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隔，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爱克斯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3个年轻的主治医生质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个医生，她还是医学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都质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看来，无论是区委会的人还是州委会的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谁也没有领教过肿瘤的厉害，而且他们以为肿瘤决不会光顾他们。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4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叶夫列姆从小就听人们说，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这些年轻人，却比自己的老子头脑聪明。他们的老子胆了很小，一辈子连城也没进过，而叶夫列姆1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骑马打枪了，接近50岁时把整个国家像模娘儿们似地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一边来回地走，一边回想他们家乡卡马河一带的老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挺勒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子，不追求什么，也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做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马留给谁，把马驹留给谁，把无领粗呢上衣留给谁，把靴子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会被癌吓倒。而且，谁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可在这儿，在医院里，人已经在吸氧气袋，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而嘴巴还一再说：我不会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他都在咕咕啦啦，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口，脑子里想的不是拉丁文的翻译，而是自己昨天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

而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没提什么，他东西不多。送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艾哈迈占。3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

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烟用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那么，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普罗什卡一边将证明收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鬼知道写的是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他的疤痕也随之扭动了一下。“医生们变得那么狡猾，写得让你看不懂。”

“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小伙子们，愿你们大家都恢复健康！都能很快回家！跟爱妻相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一告别，从楼梯上还高兴地不时回过头来，向大家连连挥手。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比方说，刚才大家就在议论，人们靠什么活着？”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嘿！”对任何问题阿霞都能回答。“老师也曾给我们出过这样的作文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还给了提纲：关于种植棉花的农民，关于挤奶员，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以及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你持什么态度……”

“那你持什么态度呢？”

“这还用问吗？意思是：你自己会不会那样做。一定得表态。我们就都写：我们也会那样做。临近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可萨什卡·格罗莫夫问：‘我能不能不这样写，而按自己的想法？’老师对他说：什么‘按自己的想法’，我看你敢不敢！会让你体会一下得一分的滋味！……有一个调皮的女生写得很逗：‘我还不知道，我爱还是不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当即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思想太可怕！你怎能不爱自己的祖国？’‘是的，我也许爱它，但并不确切知道。这需要验证。’‘没什么要验证的！你在吃母奶的时候就应当把对祖国的爱也吮进去！你得重写，并且在下一堂课之前写好！’这个女老师我们管她叫蛤模。她进教室的时候，从来没有笑意。这也不难理解，她是个老处女嘛，个人生活不如意，就把怨气往我们身上出。她尤其不喜欢俏丽的女生。”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大家一行行地记着，有的写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这样，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特别融洽和和睦。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样的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者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儿去筹集一笔钱？作这样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不用说，是对方先打招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严肃地还礼，但勿须微笑；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稍稍迟疑一下，仿佛是在考虑，应不应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这之后才给予相应的还礼（这里也有文章：是把头全转过去，还是半转过去，或是根本不转）。这一短暂的停顿永远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受到这种稍微迟疑或态度有点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脑子里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可见，这一短暂的停顿在工作人员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这也许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这种情况似乎为时已晚。

比较厉害的方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去一趟。”“现在可不可以？”对方必定会这样问，因为他想尽快弄清楚，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上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靠山和功绩，都为他辩护不了。

但是，她还是要他把瓶子交出来，态度是多么坚决！把小瓶交出去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是舍不得，家里他还有比这多十倍的乌头呢。他感到遗憾的是另一件事情：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的可爱的女人，脸上是那么容光焕发，跟她谈话是那么愉快，然而要吻吻她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等到他回到自己那偏僻的流放地，就甚至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同这样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过，而且，她还想尽一切办法想拯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女性对他的任何一种关注都能使他激动到何种地步！每一句话在他听来都包含着比实际上更多的涵义。每一个举动之后都会使他期待着什么。

薇加。薇加·汉加尔特。这里还存在着某种不能沟通的东西，但这一点此刻他还不明白。他望着她的背影。

“薇加！薇加！他悄声说，力图遥送自己的心声。“回来吧，你听见吗？回来吧！唉，转过身来！”

但心声没有传到。她没有转过身来。

自行车，铁环，一旦滚动起来，便只能在运转中保持平衡，而运转一停就会倒下。男女之间的游戏也是如此，一旦开了头，便只能在发展中保持其继续存在。要是今天与昨天相比，一点进展也没有，那么游戏也就不存在了。

的确，瓦季姆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预感，似乎他的时间将不够用。逢有女客或街坊来东扯西拉地说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5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能把他气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当中会有一次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过货，而这又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不办公——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远无法预见的。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厌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椅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鹭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凡是节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而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寡居和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似乎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个妇女的丈夫也在她们之中；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跟那个男人接吻。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有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偶然的机会才能接近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会多少提高一点点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合不到一起，就会马上前功尽弃。这种合不到一起的现象又总是那么很早地出现，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简直没有人可以商量：该怎么办？日子该怎么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不过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可能出于无计可施一经决定马上去爱一个孩子。危险还在于，以后她可能不再爱那个孩子。更为危险的是：他长大后也许会跟她格格不入。

要是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好了！（一定得是女儿，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对男孩就无法那样去培养。）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个陌生人去重走这泥泞的路。

有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被这一切挤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在这里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脱身而去！然而能到哪里去呢？无论换到哪一所医院里去，岂不都有院长，说不定比这里的更坏，他们都有吹捧起来的虚名，都有自己的一帮占着位于不干活的家伙。要是能单独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医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员列入编制，不起作用的一个也不要。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地位还够不上担任院长，除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走得已经够远的了。

在这种巡诊过程中，他们不大可能达到了解病情、相互通气和议定治疗措施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更为重视给病人打气。他甚至把打气看成这种巡诊的主要目的。

‘statusidem，”有人向他报告。（这意思是：“还是老样子。”）

“是吗？”他高兴地应道。接着他就急忙向病人直接了解：“您真的感到多少好些了吗？”

“好像是，”病人有些诧异地附和着。病人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既然医生觉察到了，那想必没错。

“您瞧！这样您也就会逐渐康复的。”

另一个病人却十分惊慌：

“大夫，您听我说！我的脊椎骨为什么疼得厉害？莫非那里也有肿瘤？”

“这是继发现象。”

（他说的是实话：转移也就是继发现象。）

在一个死灰色面孔、瘦削得可怕、嘴唇勉强可以贪动回答的老头床边，他听到的报告是：

“病人目前服用强身和止痛药物。”

这就是说：完了，治疗已经来不及，毫无办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就好。

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浓眉一皱，仿佛下决心说明一件难于开口的事情，小心翼翼地交底：

‘来，大伯，咱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您现在所感觉到的一切症状，都是在这以前所进行的治疗的反应。但您不要催得我们太急，安静地躺着，我们一定会把您治好。您好好躺着，看起来好像对您不用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其实您的机体正在我们的帮助之下保卫自己。”

确死无疑的老头连连点头。开诚布公引起的反应远非那么绝望！它给病人燃起了一线希望。

“骼骨区有肿瘤生成，就是这种类型的，”主治医生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报告，并给他看爱克斯光照片。

他对着亮光看了着黑糊糊的透明爱克斯光底片，赞许地点了点头：

“片子拍得很好！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开刀了。”

病人得到了鼓舞：情况不光是好，而且是非常好。

而照片之所以很好，是因为无须再拍，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肿瘤的大小和边缘。手术已经没法做了，所以大可不必。

不过，这已经是最后一间病房了。他走出来时感到很疲劳，像是刚做完一例复杂的手术。他宣布说：

“休息5分钟，抽口烟。”

于是他跟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便凶猛地抽起烟来，喷云吐雾，仿佛他们巡诊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却严厉地告诫病人，说吸烟会致癌，在绝对禁忌之列！）

“对，是直肠癌，可这是怎么发现的？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防癌宣传工作和肿瘤防治站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奥列先科夫有一次在报告会上说得好：连手指伸进病人肛门检查都嫌脏的医生根本不配当医生！我们有些人是怎么把人耽误的！舒卢宾跑过好多门诊所，诉说便意频繁、大便带血，后来已感到疼痛，他们给他作了各种化验，可就是没采取最普通的方法——用手指摸一下！他们把他的病当成痢疾治，当成痔疮治——全都白费力气。有一次他在某门诊所看到墙上有关肿瘤知识的宣传画，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读了以后便猜到了！结果是自己用手指摸到了自己的肿瘤！为什么医生不能早半年这样做呢？”

“同志们，靠说话去使一杯水变热的话，声音不大，得两千年，而大喊大叫，也得75年。这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子里散发为前提，请各位想一想，东扯西拉的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瓦季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

一种孤独感在瓦季姆的血液里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加利亚不在他身边，没有人来看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也罢，医务人员也罢，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也罢，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比对所有其他的人是多么更为重要！

而阿霞却伏在枕头上嚎陶大哭。

“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怎么啦？”

其实他已差不多猜到了。

“要——割——掉！……”

她哭啊哭个不停。后来哭声变成了呻吟：

“我一我一我！”

焦姆卡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还听到过像这样哀怨的可怕哭声！

“也许这事儿还不一定，’他劝慰她。“说不定可以避免。”

但他感觉到，这哭声里的悲痛不是他几句话所能劝慰得了的。

焦姆卡吸着从她怀里送来的暖香，怀着感激和狂喜的心情，像一头猪崽似的，用急切的嘴唇拱向悬在他脸上这轮廓弯曲而丰满的整个乳房——它保持着固有的形状，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创造不出比这更柔和、更美的线条来。

“你能记住吗…你能记住它曾经存在过吗？也能记住它是什么样吗？……”

阿霞的泪水落到了他那头发剪短了的脑袋上。

她并没把乳房收起来，并没挪开去，于是他又回到那一片嫩红中去，嘴唇轻柔地做着她未来的孩子永远不会对这只乳房做的那种动作。没有人进来，所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奇宝。

今天是奇宝，可明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里去。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45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汉口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他挥动两只长胳膊，几乎碰到鲁萨诺夫。他骤然怒不可遏，加人到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去，就像从前在监狱里参加那几十次争论一样，此时也还记得当初所听到的话语和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在火头上他甚至发生了想像中的移位，把这间塞满了床铺和病人的窄小而又窒闷的病房当成了牢房，因此他才信口骂娘，还作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手打架。

鲁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是惹不得的，打个耳刮子也是一抬手的事儿，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之下低头不语。但鲁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要冒火星。

“可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所顾忌地喊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也不想要什么高工资，我蔑视那玩意儿！”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他大喊大叫，但叫嚷引起他胃的上都疼痛，这就抑制了他的声音。

瓦季姆几次试图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像击木游戏的木棒似的接连抛来，速度之快使瓦季姆来不及招架。

“奥列格”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40岁，甚至还不到。”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没，没多，”奥列先科夫稍微摇了摇他那像是金属浇铸的大脑袋。“不过，前不久我确实买了大约20本，而您知道我是从谁手里买来的吗？”他微微现出欣喜的神色。“是从阿兹纳切耶夫那里买来的。他退休了，您瞧，已经满60岁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根本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原来他从内心里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儿？”

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他们在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然而现在她前来像承认罪行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不是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平等，现在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先科夫没有提出马上就碰触病痛的部位。他还是那样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似乎是在建议她同时处在两个阶层，可是她精神上已经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种镇定了。

“要知道，在年轻人的导师中间，我们还少了一位很重要的导师——家庭医生！”他说。“女孩子到14岁，男孩子到16岁，必须让他们同医生谈心。不是在40个人的教室里一起谈（即使这样的谈话机会也没有），也不是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每隔3分钟放一个人进去。这必须是从小给他们检查咽喉、经常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位医生伯伯。这位公正、善良而严厉的医生伯伯可不比父母，孩子撒娇也好央求也好对他是不起作用的，现在要是他忽然同女孩子或男孩子关在书房里进行秘密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定是渐渐变得十分奇异、既羞于开口又很有意义的，对年轻人不必作什么盘诘，医生自会猜透一切，自会回答最主要的和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把年轻人叫去再做一次这样的谈心。要是能够这样，要知道，医生不仅可以告诫他们不要犯错误，防止虚假的激情冲动，不要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而且还有助于澄清和端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呢。只要他们在最忐忑不安的问题上，在最主要的探索方面得到理解，他们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是那么毫无希望得到理解。从此，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其他各种论点了。”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叫免费’？医生们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岂不还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现在你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看一次真心诚意的门诊，到处都讲定额、指标，医生没问几句话就叫下一个病号了！再说去医院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一张病假条，为了一张伤残证明单，而医生就不得不把这种事儿戳穿。病人和医生成了冤家对头——难道这是医学？”

这种那种症状都钻进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脑子里，形成了最为不妙的一种……

“我并不是说，全部医疗都应该收费。但是最初的医疗一定得收费。等到确定病人必须住院和接受器械治疗，那时免费才合理。不过即使如此，就拿你们医院来说：为什么动手术只有两个外科大夫承担，而另外3个却傻呆着？因为他们反正有工资可拿，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要是钱由病人直接掏，那就没有一个病人去找他们看病，那时你们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或潘焦希娜的腿就会跑得勤快些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柳多奇卡，总得让医生有赖于他给病人留下的印象，有赖于他的名望才对。”

“哦，上帝保佑，可别让医生依赖所有的病人吧！别依赖那胡搅蛮缠的女人……”

“难道依赖院长就好些吧？难道像一名官吏那样领取薪俸就诚实些？”

“可是有一些病人喜欢什么都问，老是拿一些理论问题跟你纠缠，难道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

“是的。什么都要回答。”

“哪来那么多时间呢？”东佐娃感到气愤，这谈话使她激动了起来。他做着拖鞋在这房间里踱来踱去当然很自在。“您想过没有，目前医疗单位的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您没有那样的切身体会。”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迫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国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

“正是这样。”舒卢宾喘了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缓和些。“您倒说说，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怎么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一落千丈，勇敢的冲动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怯懦的冲动。要知道，我从1917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样奋勇地去驱散益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电哨算是发出了冲锋的号令。我还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后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再说，主要是向什么低头？是向恐惧低头吗？是向市场偶像？向剧院偶像？唉，我是个小人物，不必说了，可是娜杰日达惊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妮呢？难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见吗？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甚至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会对我们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呼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

“这正好说明什么是道德社会主义：它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幸福也是市场偶像！道德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野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不，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奥列格当即坚持自己的想法。“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哪怕让我在咽气之前享受几个月也好！否则岂不早就可以见鬼去啦…”

“幸福——这是幻影！”舒卢宾使出最后的精力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而他们却往我心头上华唾沫。为了这点幸福，我曾把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书籍扔到炉子里去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那就更靠不住了。谁能领略那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了解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化太大了，使人简直不敢奢望幸福。将来，即使白面包多得一抬脚就会被踩上，牛奶足以让人喝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得不到什么幸福。如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不足者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是幸福的！如果一心扑在‘幸福’上，为繁殖后代而忙活，我们只会使整个地球人满为患，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种眼神观察病人，其实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她再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了，因为再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仪容，一心等着听资格更老而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还会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会懊悔住进了那所医院，也有可能会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那么对头。而且，还会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向往那种脱去病号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权利。

对薇加来说，“妈妈”这个称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薇加是3人当中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这位“妈妈”将不得不接受一次大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东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加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自己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巡诊好多年，每天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医生的人。

这时，她用一个指头把泪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50条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压到了她的肩上，今后也就唯她是问了。

就这样，她们的巡诊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一看过。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静的病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只赢得几个月的拖延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能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两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态；他惟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的病房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都是从老远的一扇通风小窗里透过来的；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个天空。

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护理员们吵嘴、吃医院里的病号饭以及玩多米诺骨牌外，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内容，然而，哪怕就因为能过上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医生来巡诊时，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还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这时东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通常的尺度，而采用西市加托夫的标准，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们默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犹如即将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两个已被打败、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

“你是知道的，沙拉夫，”东佐娃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要倒下了。”

“这我知道，母亲，”病人的眼睛在回答，“对我来说，即使是生我的人也没有你的恩情大。可是我却无法搭救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恩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娅。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扔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很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他本来没指望能活到春天，可眼前正是这春天的太阳。尽管周围的人谁也没为奥列格获得新生而欢欣鼓舞，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可是太阳却知道，所以奥列格朝它微笑。哪怕下一个春天永远不会来临，哪怕这是最后一个春天，但要知道，这一个春天已是额外得到的！为此就得谢天谢地了！

行人中谁也没有因看到奥列格而高兴，可是他见到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他高兴的是自己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回到了街上所有的一切中来！在他新创造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物在他看来是乏味的、愚蠢的或丑恶的！几个月、几年的生活也比不上今日这登峰造极的一天。

刚才受市场偶像的驱使，奥列格竞怀着那么愚蠢的贪婪之心冲进这座可诅咒的“神庙”，而此刻从这里走出来却是如此垂头丧气，疲惫不堪，简直像在这里买了几千卢布的东西，像在每一个部门都试过什么，然后人家给他把商品包起来，而现在他就弓起脊背扛着这小山似的一堆箱子和大包小卷。

然而，他只买了一只熨斗。

他是那么疲劳，仿佛为购买这些世俗的种种东西已花费了好几个钟头，而那个曾向他许诺过崭新的美好生活的、纯净的玫瑰色早晨到哪里去了？那些千百年雕琢而成的羽状浮云又在哪里？而在云海中浮沉的那月亮银舟呢？……

他在哪儿把自己那今晨还完整的心灵搞碎了呢？在百货商店……不，还早些，是跟酒一起喝掉了。不，还要早些，是跟羊肉串一起吃掉的。

他就该在看了开花的杏树之后马上奔赴薇加家……

奥列格没有觉察到孩子们在怎样仔细地观察他。其实，他在这里就是一只免费展出的动物，只不过自己看不见罢了。

那告示的孩子般单纯的口气尤其揪住他的心。关于那个无名无姓、早已逃之夭夭的人，没有说他惨无人道。没有说那个人是美帝特务，而只说他是个可恶的人。正是这一点最令人震惊：这个可恶的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这样做呢？孩子们哪，你们长大了可不要成为可恶的人啊！孩子们哪，可不要残害毫无防卫能力的弱者啊！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返回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薇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唉，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唉，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唉，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给您写信了。我跟您交谈的时候从未这样坦率，但想像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您主动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这就是说，我并不只是您所接诊的一位病人，对吗？

今天我到您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还真的走到了门口。我去找您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像16岁的孩子似的，这对于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感到激动、羞怯、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薇加！倘若我去时您正好在家，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完全属于虚幻的事情！后来，我走在路上也就明白了：您不在家反倒更好。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可以说出个缘由，可以表白！但是，我们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

我比您年长，这倒不是指岁数，而是就生活经历来说。

因此，请您相信我：您是对的，您在各个方面，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现在，都是如此，只是您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您尽可表示反对，但我敢预言：您不用等深游到对一切都淡漠的老年，就会庆幸今日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根本不是指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那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烧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当我反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医院检查和进一步治疗了，这就是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把自己的肾心袒露给您：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您的嘴唇！

这一点您尽可自己去分析。

现在，我不征求您的同意就此吻您。

“嗨，嗨！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操了揉耳朵：

“从哪儿？”

奥列格知道自己赖以支持的是最后一点力气，现在打起架来恐怕吃不住，不过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还都空着，而装疯卖俊的家伙一只胳膊上却持着篮子。于是，他改换了方式，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个家伙，声音极轻地一字一句对他说：

“那里哭的有4个，笑的只有1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那家伙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眨了眨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