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他用口罩、隔离和封城避免哈尔滨沦为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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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又称黑死病，希腊文原意是“全民皆染之病”。
鼠疫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 6 世纪，致使罗马帝国 1/4 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疫造成 2500 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 1/3。
1、“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1910年10月初的一天，距离中俄边境不足10公里俄国大乌拉（Dawoolya)，负责招工的中国把头张万顺正在发愁，他管理的中国工人中，这两天几个人生病无法干活，而老毛子那边一直在催工。
这时，一个工人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生病的那几个工人突然都死了。
张万顺惊呆了，一下子死7个，恐怕自己的饭碗保不住了。他迅速赶到出事工棚，围观的几十个工人议论纷纷，“黑死病”几个字钻进张万顺的耳朵。
他蓦地停住脚步，两只脚不自觉后退了几步，叫人赶紧去找疫官，透过虚掩的门，他看见了尸体上紫黑色的皮肤。
俄国人的恐慌验证了张万顺的担心，为了根绝传染源，他们放火烧了工棚以及里面的尸体和所有衣物。随后，粗暴地赶走了所有中国木工。
张万顺的营生没了，他和被驱赶的中国工人一起，带着对“黑死病”的恐惧，一路向南逃去……
大乌拉向南130余里，是中国边境小城满洲里。这个因铁路而建的小城常住着2000中国人和5000俄国人。中东铁路通车后，大量中国劳工乘车而来，前往铁路沿线和附近煤窑做工，或者北上俄国谋生。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秋之际，因为旱獭皮价格暴涨（从3年前的0.3卢布涨到1.8卢布），俄国投机商在满洲里设收购站，超过11000名中国捕猎旱獭者以此地为据点，穿梭在满洲里、海拉尔以及俄国大乌拉之间捕獭、交易，满洲里突然变得热闹和拥挤起来。
10月25日早上，满洲里二道街的张家木铺，几天前从大乌拉过来的两名木工突然吐血暴毙。没过几个时辰，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发病死亡。同是这一天，隔壁吴奎良开的小旅馆内，20个投店的劳工中，9人发病吐血，2人当晚死掉。
这些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吐血，死后全身发紫。附近俄国人的铁路医院收治了几个病例，他们很快被诊断为鼠疫。
消息不胫而走，恐惧弥漫在小城的大街小巷，人们慌乱地收拾行装，想着尽快离开这里。对鼠疫的恐惧，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满洲里火车站，上千人不顾一切地往火车上挤，仿佛上了火车就保住了活着的权利。火车离站，留下月台上一片狼藉……那些上车的人终于长出一口气，开始彼此攀谈、讲笑。没有人注意到，车厢的角落里，有人在轻咳、发抖。
瘟疫在封闭的车厢里肆意传播、繁殖，满载逃难人群的火车，很快成为移动传染源，沿着铁路线迅速爆发。
10月 29 日，察汉敖拉煤窑感染；
11月 5 日，扎赉诺尔感染；
11月 8 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然后继续沿铁路一路南下，犹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感染和死亡人数成倍增长。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2、傅家甸——天堂的对面
19世纪末，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吸引大量人口和资本聚集，哈尔滨逐渐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中国东北最繁华的城市，号称“东方小巴黎”、“天鹅项下的珍珠”，先后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来到这里，19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
哈尔滨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豆类交易市场之一，吸引大批关东客和小商小贩聚集，每天火车站的流动人口数以千计。
疫情初期，东北渐入冬季，人数众多的劳工、商贩开始返乡准备过年，哈尔滨火车站，每天超过1000名劳工乘火车从疫区赶来，短暂停留后再转乘其他列车继续南下。
11月9日，哈尔滨秦家岗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远东报》发文提醒：“满洲里一带地方瘟疫流行，病毙人民无算，已详前报。闻本埠此项病症刻已发现，傅家甸一区界内一日即病毙数人，望卫生家亟为注意也”。
可悲的是，这座东北亚最大的城市居然没有卫生和防疫制度，也没有人在意报纸的提醒。
终于，疫情以傅家甸为核心在哈尔滨集中爆发。
傅家甸是哈尔滨北部的棚户区，人口2.4万。这里房屋低矮窄小，窗户极小，屋内砌土炕，是当时中下层居民的住地，也因价格便宜成为来往劳工的暂居之所。
屋外天寒地冻，劳工们晚上挤在一个大炕上取暖、聊天，窗户密闭，空气潮湿。在鼠疫爆发初期，这样凝聚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暖融融的土炕，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第二天，大家各自乘火车返乡，病毒随之扩散。
进入12月份，哈尔滨的疫情已经难以遏制，每天被传染的家庭有七八十户。由于发病急，街头每天都有走着走着突然倒地死亡的病例。
12月中下旬，疫情全面爆发，傅家甸“地无完土，人死如麻”，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 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 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 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 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 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
傅家甸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放任疫情发展，哈尔滨有成为死城的危险……
3、逆行的列车
1910年12月24日，黑龙江省。中东铁路沿线，很多老百姓携家带口，背负行囊，沿着铁路向南行进。
一列火车逆行而上，冒着黑烟滚滚驶向哈尔滨。空空的车厢中，一位带着圆形眼镜的年轻人坐在窗前沉思。他三十一岁，5天前，外务大臣施肇基紧急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处理哈尔滨瘟疫流行问题。
他手里拿着疫情报告，面色凝重，望着窗外的白雪与冻土，思绪飘远……
3年前，他正在南洋槟榔屿的诊所里工作，邮差送来一封信来自中国的信件，印刷精美的信封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在信中，大清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
这封信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搅动了这个二代华侨的心，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伍连德一直有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是一种责任。而且，作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他的抱负不止在于槟城这家小诊所，他的身上流着冒险家的血。
1908年，他登上一艘开往天津的英国邮轮，开始了一段未知的冒险。那一刻，他不知道两三年后，自己会在风雨飘摇的大清故国，拯救万千生命于瘟疫，避免一座城市沦为死城。
随后的两年间，他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生活平淡而充实，直到5天前，外务大臣施肇基急电召他进京，告诉他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正在东北肆虐，传染快、致死率高，需要他这样的传染病专家前去调查和控制……
4、愚昧的代价
伍连德到哈尔滨后，第一次到傅家甸察看。刚入街口，他就看见7具尸体摆在街角，周围竟有数十人围观。再往前走，两具全身发黑的尸体随便扔在路边的沟里。一名尚未咽气的感染者被人仍在街头等死，一个卖瓜子的小贩突然发病死去，他的瓜子很快被周围闲人哄抢。一路下来，伍连德亲眼目睹36具尸体。
原先主持防疫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整个傅家甸只有两名西医，五名看护和一间公共浴室临时改造的养病院。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不加区分地扔在一起，人员自由流动。疫死者部分就地安葬，一些则被家属扶灵回乡。
伍连德面临的困难不止防疫条件的简陋，还有民众的愚昧和无知，在当时的哈尔滨，迷信、谣言、讳忌西医和殡葬陋习加剧了疫情蔓延，给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迷信
盛京日报文章《满洲鼠疫谈》说，这次鼠疫之所以迅速蔓延，跟民众的愚昧和迷信不无关系。
清朝末期的哈尔滨，民众信奉天命鬼神的不少，疫情发生后，人们面对鼠疫肆虐无能为力，只好烧香拜佛，向神明寻求慰藉。
这本无可厚非，但有邪教借民众的恐慌心理蛊惑大家，要求民众聚集一起向神明忏悔、祈求，结果造成更大规模感染。当时的黄天教宣扬“信者可免灾避祸”，即使感染，也无需治疗即可自愈，同时到处售卖保命符，借灾敛财。
谣言
凡有大事，必有谣言，古今概莫能外。
哈尔滨疫情期间，民间谣言极多，除了关于瘟疫死亡人数和形形色色偏方谣言，当时传得最广、也最能迷惑人的，当属日本投毒致瘟疫的谣言。
当时，《东三省日报》、《大中公报》等报纸报道说，此次大规模瘟疫是因为日本人在井中投毒所致，报纸上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村民是如何逮捕一个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以及该间谍对投毒行为供认不讳。
由于民众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十分反感，在哈尔滨日本人的感染和致死人数又极少，这些发布在报纸上的消息让很多人相信瘟疫源于日本投毒。
谣言几乎演变为外交事件，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一边派人查验水质，一边积极辟谣，在处理了多起造谣事件后舆论才慢慢被压制下来。
讳忌西医
当时，西医虽然在中国得以发展，但并未被广大民众接受，人们习惯了望闻问切，而西医冷冰冰的钳、刀、针筒更容易被国人理解为刑具。
哈尔滨瘟疫期间，民众一开始对西医极为排斥，他们拒绝看西医，吃西药，认为那些药片会毒害身体，看西医的人要么是没钱抓药的贫民，要么是无药可救的垂死之人。
哈尔滨的中医们显示了医者应有的职业素养，他们以视死如归的勇气积极参与了救治。中医对鼠疫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针灸和放血，轻症针刺两肋，重症放血治疗。由于没有隔离观念，中医近距离问诊接触无疑与患者“同归于尽”。
殡葬陋习
鼠疫致人死亡后，鼠疫杆菌会以尸体为载体，仍具有相当高的传染性。在当时的哈尔滨，人死后要大葬，需要停尸、守灵、祭祀、哭丧等过程，众多亲友聚在一起，往往会导致更多人感染，加速鼠疫蔓延。
后来政府要求上报疫死者以火葬，但人们往往隐瞒情况，选择偷偷土葬、藏尸或抛尸的做法以逃避火葬，更有甚者，一些人凿开水面厚冰，将尸体投入松花江水葬。
愚昧和无知，远比疫情本身更可怕。
5、不被认可的判断
鼠疫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1894年人类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的传播是由跳蚤咬了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然后再咬人才得以传播。
但伍连德觉得奇怪，冬季的哈尔滨，温度稳定在零下二十多度，不可能有那么多跳蚤和老鼠。
观察疫情一个多月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这次瘟疫更像是一种靠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
伍连德认可姚医生的观点，但一切得靠化验来验证，解剖尸体化验是最好的选择。但找到尸源并不容易，中国人信奉死者为大，完整的尸体被认为可以寄载灵魂，转入轮回，而破坏尸体是大不敬。即便是当时的大清律例，也认为破坏尸体是重罪。
1910年12月27日，一名嫁入当地的日本女人感染后死亡，伍连德秘密实施了解剖，他划开死者发黑的皮肤，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取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带回化验。
随后助手们小心翼翼地给尸体缝合、穿衣，安放到棺材中。整个过程严格保密，连死者的家属都不知道。
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然后通过分离鼠疫病原菌进行观察培养，发现这次的鼠疫杆菌与以往并不相同。
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和细菌学检验结果，伍连德大胆提出这次鼠疫主要靠飞沫和空气传播，无需中间宿主即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称之为肺鼠疫。他鼓励人们佩戴口罩，主张以隔离鼠疫患者和限制人群流动为防控重点。
然而，伍连德的观点却不被同行认同。
当时，日俄专家坚持认为鼠疫只能由老鼠或跳蚤传播，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认为肺鼠疫观点与已知的鼠疫理论相悖，当前控制疫情的关键是灭鼠。
哈尔滨的日本专家是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志雄，他对飞沫传播和肺鼠疫理论嗤之以鼻，说不去灭鼠就是浪费时间。从他的话语中，伍连德读出了强国对弱国的蔑视。
可笑的是，这位北里高足雇人在哈尔滨兴师动众地捕捉了几百只老鼠，却没在任何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俄国铁路医院医生哈夫肯出身医学世家，他的叔叔曾主持过孟买鼠疫防治工作。他也坚称老鼠在此次疫情传播中起决定作用，灭鼠是当务之急，声明俄国医院不会采取任何没有意义的隔离措施。
日俄专家不支持伍连德，除了鼠疫理论上的分歧，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日本和俄国期待着伍连德疫情控制失败，然后插手中国东北防疫权。
伍连德不想那么多，他只关系当下的疫情：每天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在增加，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
而他这个东北防疫全权总医官，可支配的人手屈指可数，能调动的资源几乎为零，防治措施无从实施……他需要支持和增援。
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中外医生和医学院学生报名踊跃。不久，哈尔滨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迈尼斯，他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教授，伍连德的老相识，曾在香港和印度有过比较丰富的鼠疫防治经验。
然而，这位老同事来者不善，一来就全盘否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理论。
原来，见到伍连德之前，这位迈尼斯医生先去见了东北三省总督锡良，他说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要求由他代替伍连德出任东北防疫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锡良拒绝了他。
结果这位法国人失去了作为医生的职业客观，不仅拒不配合伍连德工作，还负气跑到俄国铁路医院不回来。
伍连德深感失望，这种失望并非因为迈尼斯，而是对疫情防控局势的失望。从登上来中国的轮船开始，他就想在医学领域为国家出份力，如今瘟疫当前，正是自己报国之时，可自己却徒有力而使不出，那是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力感。
为了防疫工作能够进展下去，伍连德发电报向施肇基请辞，愿意将东北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尼斯，自己只作为一名医生留在哈尔滨参与救治。
施肇基很清楚东北错综复杂的情况，也理解伍连德承受的压力，但他不能允许伍连德辞职，对他而言，伍连德是挽救哈尔滨的最后希望，也是保住东北防疫权的关键。
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
6、柳暗花明
此时的傅家甸，每日死亡人数五十多人，感染者无法计算，防疫医院和疑似病院人满为患；因为人手有限，隔离工作仍然无法开展；日俄方面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治的请求……
伍连德一筹莫展，然而此时，情况突然有了转机。
那位负气出走俄国医院的法国医生迈尼斯，感染鼠疫死了，那天是他到疫区的第10天。
原来，在处理鼠疫患者时，迈尼斯虽然穿了工作服、带了手套和帽子，并未带口罩，结果感染鼠疫病毒。他的死震动了哈尔滨，侧面验证了伍连德肺鼠疫理论的正确，也粉碎了俄国人的乐观，灭老鼠、勤洗澡并不能让他们摆脱鼠疫。
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
突然之间，轻视和怀疑都不见了，没有人再提捕鼠灭鼠，伍连德被看做是对抗瘟疫的唯一希望。很快，医生和看护人员到位了，各种防疫物资到位了。
伍连德将傅家甸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
救急队内设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俄国人提供了大量空火车车厢，用作临时隔离所。
政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士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要求傅家甸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 4 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各区设立一个消毒所，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伍连德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把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了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模式实施完成，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
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
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
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
1月21日，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佩戴口罩、分区隔离、区别诊治、全面消毒、交通阻断、封闭城市……所有的措施落实完毕，伍连德和整个哈尔滨，都在激动地等一个结果。
7、焚灭疫根
然而，几天过去了，感染和死亡人数不降反升，尤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有一天竟高达183人，这个数字几天前还只是50左右。
伍连德大为困惑，是体系有漏洞？还是落实不到位？他一遍遍地思索着整个防疫体系每一个环节，最后，他把问题定位在尸体处理这个环节。
疫死者尸体由防疫局的抬尸队专门处理，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抬尸队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景象让震惊：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摆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疫死者的尸体内存在大量鼠疫杆菌，这个坟场就是一个病毒库。如果不及时清理，整个防疫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处理尸体有两种办法，深埋和火葬。深埋难度太大，寒冬的哈尔滨冻土硬如铁，挖坑根本不可能，只能火葬。
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但出乎意料，人们对他的主张竟然不反对，在可怕的瘟疫面前，习俗和观念显得过于苍白无力。
1911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几天之后，统计报告显示，傅家甸每日感染和死亡人数开始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1911年3月1日，死亡人数为0。
一场肆虐数月的大瘟疫，终于结束了。
事后统计，这场百年不遇的鼠疫共造成五万余人死亡，其中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占哈尔滨总人口的0.81%。
8、后来
后来，伍连德研究发现，引发这场举世瞩目大瘟疫原因，是俄国境内感染鼠疫的旱獭将病毒传染给了捕獭者，后经铁路一路向南蔓延。
因为发现这个理论，伍连德于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奖，成为最早被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
至今，他控制瘟疫的诸多措施，仍在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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