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贿赂相关二三事

苏联虽是二战的胜利国之一，但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都很窘迫。国力被连年的战争耗尽，多达2700万人被杀害，留下数百万孤儿和无家可归的人。食品、生活用品、住房不仅极度稀缺，且质量低劣。1946年至1948年间发生的饥荒，更是夺走了一两百万苏联人的性命。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苏联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多种类型的腐败。官员们通过收受贿赂、贪污、滥用职权等行为，不自觉地把苏联各个阶层的生活都编织进一个进退不得的结构里。

官场贿赂早在沙皇时代便有先例，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官员和警察收受民众送来的一瓶酒、一罐蜜之类的礼物或一点现金，来补充自己微薄的收入，作为回报，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对待送礼人会手段柔和。这种互惠互利的“礼尚往来”甚至成了不成文的传统。

对基层的这些潜规则，上层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这些行为，除了能让收入很低的官员贴补家用外，还能起到防止他们“黑化”的作用。当时的基辅省省长I.I.Fundukel对这种现象如此评价：“如果警察不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收取贿赂，那么他们就会接受当地小偷的贿赂。”

除上述做法外，沙皇官僚机构内部也充斥着下级向上级“送礼”的风气。究其根本，是因为过于僵化垂直的管理制度，导致想在职场更上一层的人只能通过这种抄近道的方式达成目的。而这些人拿来送上司的礼物，很多时候又都是他们从民众那得来的。

这一道道关系，形成了“行贿食物链”，而这个“食物链”，正是后来的苏联政权试图打破、却未能成功的。

1917年苏维埃政府上台后，很快于次年出台反腐败法，并规定参与贿赂行为的人，无论是行贿者、受贿者还是中间人，均会受到监禁、劳改数年的惩罚，而那些被当局认定为是“剥削阶级”的，受到的处罚会更严厉，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逻辑里，贿赂是富人阶层用现金购买官方的特殊照顾、并进一步剥削劳动群众的途径，他们认为富人最终会以此控制整个国家。为加强集权，并维护苏维埃政权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布尔什维克对受贿官员的惩罚极严厉。

但无论是这部法律，还是后来在1922年生效的苏联新刑法，都没能遏制贿赂在民间的蔓延。由于生活物资的极度短缺，一些和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领域贿赂行为司空见惯。例如，在负责分配公寓的莫斯科苏维埃住房部门，行贿者可通过桌面下的交易，把等待时间从四个月缩短到一天。领导阶层对贿赂产生原因进行了错误的归因，未能看清其产生的本质，进一步助长了贿赂的风气。

（1923年反映当时贿赂现象的讽刺漫画）

然而，到了30年代，这股打击贿赂的风潮悄然降温。苏联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抓捕政治犯，并开始把贿赂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是理论上不应该在“伟光正”的苏联政权下存在的事，是只有一小撮劳动人民的敌人才会做的。

事实真是如此吗？实际上，在整个30年代，贿赂行为不仅继续发生，连涉及的场合也和之前别无二致：法院、警察局、住房所、食品处理机构、监察局......这也说明苏联当局没有理解贿赂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曲解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贿赂并不只是发生在富有、贪婪、无赖的人之间，也发生在绝望的穷人、受压迫的普通人和新兴中产阶级身上。

而后二战的发生和结束又为贿赂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人口迁移、百姓穷困、住房和粮食严重短缺、法律制度混乱、货物分配机制崩溃，这一切都让官员有了更多收受贿赂的动机。1944年，犯有盗窃国家财产、滥用职权等罪的人数大幅增加，等到战争结束时，因这类罪名被捕的人比战前增加利润40%，苏联当局将1943年至1946年期间认定为苏联生活中的各领域复发贿赂问题的时期，但这时的情况比以往更严重，因为需要对贿赂现象进行检举的检察院相关部门，本身都已经被贿赂行为渗透。

更为荒唐的是，由于苏联社会的正常运作系统被连年战争摧毁，生产、分配、供应、运输等环节产生严重断裂，导致在实际生活中，贿赂反倒起了帮助普通人解决生活危机、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普通百姓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越过因官方机构的官僚作风带来的阻碍和困难。

那时，有以下几种较常见的贿赂类型。第一类和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当时个人所需的工作经历证明、身份和居住相关文件均需要通过政府机构获得，再加上战争期间个人信息文件被大规模销毁，因此假如某个人想申请领取退休金或残疾人补助一类的福利，则必须向管理这项事务的官员行贿，才能顺顺利利地取得他们本来就应得的东西。

第二类常见的贿赂类型和住房有关。二战结束后，根据当局统计的数据，苏联主要城市的建筑物毁坏率在70%至95%之间，约有2500万人无处可住。在这种住房供应严重短缺的局面下，为了分到住所，人们争先恐后地贿赂住房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1947年2月苏联检察官办公室的一项数据表明，当时因受贿而被捕的人中，三分之一都来自住房管理部门。巴库市沃罗希洛夫区（Voroshilov）住房管理局局长就因收受3800卢布的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一幅1945年的漫画，行贿者和受贿者最后双双获罪入狱）

畸形的环境也造成了很多悲惨的人间故事，苏联检察院记载过一个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名叫阿库洛夫（Nikolai K. Akulov）的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后他发现自己的公寓已被当局没收，原因是有人向住房管理部门行贿，分走了他的房子。他只能带着妻儿住在一个已经废弃的房子里，等待上级部门下发许可证，好分给他们一个可正常居住的房子。然而事与愿违，1949年11月22日，他们暂居的地方被拆除，只好在辗转多处后，搬到十平米的岳母家合住。1951年1月11日，阿库洛夫自杀身亡，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通过“住房贿赂链”获益的，还有几家房屋中介机构。一个叫Shulgina的房产经纪人手握一个包含450名客户的清单，雇了七个员工，组建了一个小型信息“情报网络”，三年内收入超过80万卢布，相当于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薪的一千倍左右，而她的客户，不乏当时很多苏联社会的社会文化精英。

第三类常见的贿赂和交通运输有关。战后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压力，让本就受损的运输系统难承其重，车票也变得极抢手，贿赂行为随之萌芽，很多铁路职工还会主动索贿。1946年8月的一篇报道中，赫森铁路线的一个收银员因以极高的价格非法出售71张车票而被判处8年徒刑。1948年，苏联最高法院公开表示贿赂在运输行业中非常普遍。

农业危机也滋生了影子交易。1946年至1947年的大饥荒期间，很多农民通过贿赂的方式，减少上交国家的肉类、谷物等食品的份额。受贿的官员会假造食物收据向上交差。

医院也没能从这场贿赂大潮中幸免。在一个经常需要书面文件来确认个人身体状况的社会系统里，医务人员享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开重症病例来帮助某人逃避兵役或在职场换岗，甚至可以通过带水分的医疗证明取得相关抚恤金或补助。

在职场，由于缺乏合理的职业发展途径和人才培养机制，下级向上级的贿赂更是成了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之一，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以此方式得到一个工作。1952年6月，一份送交检察院的报告中记录道，克拉斯诺沃茨克市（Krasnovodsk）有五人以行贿的方式得到零售店负责人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通过向员工收回扣、对稀缺商品高价出售、在黑市转卖等方式，非法侵吞了一部分商店收入。最终这五人被判处十年监禁。

有些时候，哪怕不是为了私利，而仅仅是想让工厂的生产工作顺利、按时进行，生产工作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对相关官员进行贿赂。1950年，一个名叫Tadzhikistan的集体农场主席被检察人员发现进行了贿赂行为，该农场主席行贿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合法地取得化肥，只好花了15万卢布通过非法途径高价收购，并且没有在农场账目上如实体现这笔款项。最后，鉴于没有查到该人有任何私吞公款的证据，且他管理下的农场每年的经营情况都很好、挑不出毛病，因此最终检查机构只对这名农场主席进行了批评教育。

为了进一步消灭各行各业的行贿现象，斯大林政府在1947年6月颁布了一项极其严格的反腐法律。在该法颁布前的1940年，古拉格被判犯有贿赂相关罪行的人仅为1.9%，在该法颁布后的几年里，这一数据飙升，1947年6月至1952年12月期间，每年有162000至387000人因该法被定罪，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古拉格犯有贿赂罪的人已达到49.3%。

（反映当时官员对1947年反腐法惧怕程度的漫画：两个正在点餐的人看到该法颁布的新闻后，马上把要点的大餐换成了干鱼和啤酒）

但生存的压力使得再严苛的法律都无法阻止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很多本应站在反腐第一线的苏联警察，都加入受贿的行列，有些警察甚至主动索贿。1947年4月，一个从集体农场偷干草的男子被逮捕，随后逮捕他的警察向该男子勒索3500卢布，作为释放他的代价。类似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不时发生。

在案件审判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的法官也没能躲过贿赂的诱惑，负责刑事案件的法官尤甚。1944年底，检察官指控莫斯科克明顿（Komintern）和索科尔尼基（Sokolniki）地区的几名法官收取案件当事人贿赂后给予被告宽松的判决结果。

然而斯大林的1947年法令颇有些“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偏执意味，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在同等条件下遭受的惩罚更沉重。1948年11月，一个名叫蒂莫菲·萨拉耶夫（Timofei Z. Saraev）的古拉格难民营囚犯致信当地部长会议，对该法令的过度执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批评，他在信中举例说，有一个在车库当机械师的聋哑人，因往自己的打火机里加了18克车库的汽油（早年打火机内多为汽油），便以经济犯罪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八年监禁。萨拉耶夫在信里还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普遍的感受，即大家觉得司法机构对抑制贿赂行为毫无作用，只会导致每年都有大量无辜群众被抓。

OBKhSS（反对侵占社会财产局）在这一时期更是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来抓捕日常生活中存在贿赂行为的人。这些线人平日里可能是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职人员或蓝领工人，背地里向OBKhSS汇报工作。1951年9月，线人网络已发展到超过38万人，一些曾有过经济犯罪前科的人也被“招安”，加入了线人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生活氛围可想而知。

在斯大林统治的后期，因贿赂被捕的人数相对减少，在最后几年里，这场运动泄了气，毕竟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的目的并不单纯限于根除腐败，也有铲除异己的考虑，对腐败的清理本身便是一种非暴力的政治工具。台面上的抓捕数据减少，不代表台面下的贿赂活动真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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