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记忆】我在水口庙上小学
“在哪里读书呀？读几年级啦？”每当这个扑闪着一双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出现，怪叔叔们总是忍不住伸出手，在小男孩那硕大的脑袋上揉几下，然后问道。
小男孩将头略略一偏，有时躲过了怪叔叔的袭击，有时没有躲过，脆生生地答道：“我在水口庙上小学！”然后一溜烟跑开了。
是的，这个在当地出了名的“大脑壳”男孩，就是少年的我；而那些怪叔叔，就是附近村社的乡民们。
水口庙
水口庙，既是一个地名，又是一所学校，曾经还是一座寺庙。
从远处群山浸润下来的雨水，顺着山谷间一坡坡稻田，优哉游哉地层层滑落，不经意就来到这里，汇进一条逼仄的小河。雨水经过沿途的磨练，似乎性格也开朗了许多，变得欢快起来、汹涌起来、澎湃起来……它们拥挤着、推搡着、追赶着从一座古老的小石桥下穿过，来到了断裂的山崖边，毫不犹豫，咆哮着……冲下山崖……这座标志性的小石桥所在地，就是流水走出大山、奔向远方的出口，所以得名“水口”。站在石桥上，前方断崖深邃无底，左右两边群山莽莽，而流水跌落山谷发出的轰鸣声，隐隐传来。后来，不知何时何人在这水口边上修建了一座寺庙，据说，寺庙规模颇为庞大，为方圆几十里之最，每到庙会，热闹非凡，繁华无两，这里自然而然就成了附近村民集合的地点。“水口庙”之名不胫而走，并且深入人心。
解放之后，庙宇被破了四旧，空置起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除两层的主殿以及与之相连的左右偏殿保留，改造为教室以外，其余房舍全部拆除。在主殿的两边，用当时的夯土方式，分别筑起了一排“7”字形的平房教室，围合成了一个四合院。在主殿的对面装上两扇沉重的大木门，就成了一所可以封闭的学校。校舍的左边，坪出了一个开敞式的操场,是孩子们的活动空间。这样的规模和配置，在附近算是最好的，因而，学校的规格也是方圆数十里之内最高的，有小学，有初中，被称为“中心学校”。
每当开学，方圆几十里的学龄孩子全都汇集到这里，水口庙顿时热闹起来，喧嚣起来。孩子一批批离开学校，始终不变的是悬崖边、石桥旁的小卖部。小卖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的，仿佛一直都在。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呀，两个绿色的玻璃货柜，绿漆已经斑驳，里面摆满了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旁边几个大陶缸，用木盖子盖着，装着酱油、麦酱和包谷烧酒，一个大铁桶，油腻腻的，一看就知道装的是菜油，油桶口插着手动泵，可以把油抽起来。靠墙两个货架，稀稀拉拉地摆着一些货物。
每次开学，最高兴的莫过于小卖部老板，之前很多家庭缺少副食，总是因为农忙而没时间购买，现在孩子上学了，天天可以顺带，生意立即好转起来；而孩子们的到来，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一天可以卖出好几百颗呢！
邱老师
我家离水口庙不远，顺着河水来时的路往回走，越过一个大院子，翻过一个小山岗就到了。步行也就15分钟左右。水口庙的小卖部，是离家最近、也是唯一的小卖部，家里需要的小物件，只有到这里购买。这当然是我的事情，所以，这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遍。
七岁那年，该上小学了。我拉着母亲的手，高高兴兴地跟随母亲来到学校的一间教室，母亲指着正坐在讲台旁忙碌的一位年轻女人：“喏，那就是邱老师，赶快去报道吧。”邱老师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抬起头向我招招手：“快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样子很随和，声音很温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邱老师，心中莫名产生一种亲近感，没有丝毫对老师的惧怕。
但是，山里孩子没见过世面，太过腼腆，我满脸通红，脚下像被胶水粘住，一动也不动。母亲着急了，伸手欲拉我过去。我顺势抱住一条课桌腿，顽强抵抗。邱老师见我和母亲僵持着，和颜悦色地对母亲说：“不着急，今天先熟悉一下环境，明天让他自己来报道吧。”我如获大赦，心中对邱老师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在母亲的思想教育和自己的心理建设之下，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独自来到学校，大大方方地找到邱老师。办完报名手续，邱老师摸了摸我的头：“从此以后，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哟！”邱老师就这样成了我的班主任。
印象中，邱老师并不是当地人。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居住在教室旁转角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门上挂着一幅门帘，让人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况。从她偶尔进出门时瞥间的景象拼凑起来，房间里大概被一张床占据了绝大部分位置，剩下的地方，一边是一个写字台，另一边放着一个煤油炉子。邱老师和孩子的一日三餐，就是在这个煤油炉子上解决的。
邱老师似乎天生就应该当老师，她对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和蔼、循循善诱。当然，如果学生做错了事情，她也会表现出严厉的一面。其时，只要心怀公正，哪怕是被骂的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同学和家长都很喜欢她。
或许同样是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同理心，或许是为了让我在学校能得到老师更多关照的私心，母亲和邱老师总有很多语言，每次见面，都会站在原地聊上一阵子。应季蔬菜出来，母亲时不时会叫我上学的时候给邱老师带去一些，有时是两个南瓜、有时是几颗莴笋、有时是几根黄瓜……
不知道是自己争气，还是这些蔬菜产生了作用，我总感觉邱老师看我的眼神，比看其他同学更加慈祥、更加温柔。
而我，也没有辜负邱老师的期望，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当选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成了当地有名的 “别人家的孩子”。
蒸饭
学校没有住读，几百个学生有远有近，远的同学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来上课，所以，中午赶回家吃饭是不现实的。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学生自带粮食和咸菜，校工帮忙蒸熟，每次收取一到三分钱不等的煤炭费。
每天早上，需要蒸饭的同学到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装了粮食的容器放进厨房的大蒸笼里。蒸笼是用楠竹做的，直径起码一米。不一会儿，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容器，就在蒸笼里摆得密密麻麻。摆满一个大蒸笼，校工又会搬出另一个。等上课铃声响过，再也没有同学送粮食过来，校工用一个大木瓢，开始逐一往容器里加水。此时，学生们中餐的秘密也暴露出来：很多同学的容器里，只有红薯或土豆等杂粮，找不到一颗米的影子，不用说，这是家境非常差的同学；绝大部分同学蒸的，是杂粮混合一点白米，他们的下饭菜，应该在书包里，一般都是一点泡咸菜或者家里做的水盐菜，因为没有油腥，所以不用加热；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米和杂粮的上面，还会有一点咸菜，因为咸菜用猪油炒过，甚至还有混合肉粒一起炒的，需要蒸热了再吃；纯粹白米饭的少之又少，这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条件更好的，会在米里放几片腊肉，蒸出来就是香喷喷的腊肉饭。
五、六个大蒸笼重叠着放进大铁锅，校工加大火力，不一会儿厨房便笼罩在蒸汽之中。蒸汽甚至会透过屋顶小青瓦的缝隙，聚集在学校上空，给这所书声琅琅的学校，增加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气息。
中午下课铃一响，住家远的同学率先冲向厨房，指认自己的饭碗，然后根据校工的要求，递上事先买好的一分钱、两分钱或者三分钱的票（根据蒸的米的多少和容器的大小有所区别），回教室慢慢享用热络的午餐。而住家近的同学，则三三两两结伴回家，跟随父母一起，喝稀饭、啃红薯。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能保证一日三餐有稀饭红薯吃，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特别羡慕能在学校蒸饭的同学，觉得不但好玩，而且是一种政治待遇，是自己独自自主的标志。当然，心底还藏了一份小小的私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混几顿白米饭来吃。当时，虽然父亲在城里工作，我家在当地算是日子比较好过的家庭，但一年也吃不上几次纯粹的白米饭。
苦苦哀求之下，母亲终于答应让我体验几次。早上出门前，母亲将一个搪瓷口盅递给我。当我看到里面装的全是纯净的大米、白白的大米上躺着几片微黄的腊肉时，内心充满激动。今天想来，母亲应该早就知道我潜藏的小私心吧，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给予满足。那时人小，没能体察母亲的良苦用心。
不用说，这一顿午餐我吃得很满足。通过几次体验，我对学校蒸饭的过程非常熟悉，并且记忆至今。
背煤
蒸饭用的是煤炭，而煤炭总有用完的时候。当时学校不通公路，汽车只能到达河水奔腾而下的断崖崖底，然后用人力沿着崖边的简陋石梯道一步一步挑（背）上来。学校传统，每次挑（背）煤，全体同学参加，耽搁的时间，抵消劳动课的课时。深入生活，接地气，这才是真正的劳动课！每次挑（背）煤，根据年龄不同分配任务，如今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指标了，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每人20斤，三、四年级每人25斤，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每人30斤，初中二、三年级每人35斤。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五年级之后就升入初中。
某天下午放学时，各班的老师都通知：“请同学们明天都带好工具，下午下山运煤。”教室里立即炸开了锅。同学们虽然早已习惯这样的事情，但能够停学半天到大自然中去撒野，也是让人高兴的。更何况，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劳动本来就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
第二天上学，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箩筐或者背篼，虽然大小和形状不一，但上课的时候统一摆放在座椅旁边的过道上，也还算整齐。下午，煤炭到了，学校的高音喇叭一通知，几百个学生立即从学校蜂拥而出，浩浩荡荡，顺着长长的石梯，冲向崖底的战场。站在学校旁的山崖边可以看到，蜿蜒的石梯上，密密麻麻都是移动的人影，颇为壮观。
早有老师在堆煤的地方，根据学生的年龄分配任务，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偷懒。当然，数量也不一定非常精确，大抵根据学生的年龄、身高和强壮程度，估摸着装上一些就放行。将硬性指标与人性关怀结合，谁也没有异议。
这是一段艰难的路程。石梯大概有几千步，当时的我，即使便不拿任何东西，从涯底走到顶上，也需要近半个小时，而且会累得气喘吁吁。如今，背上背着几十斤煤炭，走一段歇一阵，走一段歇一阵，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
真是人多力量大，一车煤炭很快就被装完了。但是，到达的时间却差异很大，有的同学，半个小时就将自己的任务卸到了指定地点，然后开始在学校周围疯跑；有的同学，比如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在半山腰望着遥远的山顶，汗流浃背。或许，小身板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劳作中，逐渐强壮起来的吧。
交青草
那时的劳动课，是实实在在要参与当地农民的劳作，做一些具体的农活。每年春、秋两季农忙，学校还会放几天农忙假，让孩子们回家与父母一起劳动，减轻一些父母的负担。学校挑（背）煤只是一个特例，算不得常态。
劳动课的内容，也因初中、小学而不同。
初中学生的劳动课，一般是帮助农民收割。到了收割季节，以班级为单位，在老师的带领下，行走田野间，寻找收割现场。发现目标，老师一声令下，学生们立即跳入农田，加入农民的收割队伍。自带了镰刀等工具的，立即开始弓腰割稻；没有带工具的，要么撘谷，要么运输，每一个学生都不闲着，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劳动的好手。直到日落西山，学生们才收工，各自回家。
小学生的劳动课，一般是割草帮农民沤青肥。也是以班级为单位，老师头一天安排，“明天请同学们每人交40斤青草，我们统一送到农民田里去沤肥。”并且要强调，“请大家今天放学回家后准备，这是劳动课的内容，草一定要自己割。”当然，根据年级不同，任务的数量也不同。
第二天上学，这个班的每一位同学，都背着沉重的背篼，脖子上挂着左右晃动的书包来到学校，背篼里满是各种青草。下午最后一节课，老师拿来一杆两米来长的大秤，给每一个同学的青草一一过秤。重量多点少点无所谓，老师也不会太认真，但是，如果缺斤少两太多，老师会指出，并且要求下次补上。做好准备，老师在前面带路，同学们跟在后面，长长的队伍，向着农田的方向移动。
老师会选一处水比较深的农田，让同学们将青草尽量抛到田的中央。水面上不一会儿就会被东一堆西一堆的青草占据。水中的鱼儿，也会跑出来揍热闹，围着青菜欢快地啃食。离开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忍不住回头望一望，看着自己贡献的青草即将发挥作用，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自豪感。
这些青草，经水浸泡，就会腐烂变成青肥。这点青肥，也不知道对农民有没有帮助，但是，这种教育却是有意义的，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亲自参与到劳动中去，体验每一颗粮食的来之不易，比坐在书斋里讲上一百遍、一千遍效果要好得多！
种疫苗
那时最害怕的事情是打预防针，也就是接种疫苗。由于一个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或者一个镇）才只有一个卫生院，而孩子们普遍离卫生院比较远，所以，卫生院的工作人员轮流循环到各处种疫苗。
种疫苗也是分班级进行的。轮到我们班的时候，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们将穿着白大褂的统称为医生，也不管他究竟是医生还是护士）在教室的一头，拉几张课桌就成了工作台，然后将棉签、针头、酒精、镊子、针药等，分门别类摆在铝制的小方盒里，整整齐齐。而教室的另一头，老师已经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脱掉一边上衣露出接种的膀子。看到医生将针头旋上针筒，对着天空试验出水效果，胆小的女同学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而调皮的男同学，则用相互打闹的方式，掩盖自己的心虚，缓解内心的压力。老师一直在旁边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忍一下就过去了，你们被蚂蚁咬过吗？这个还没有蚂蚁咬起来痛。”
开始接种了。排第一个的，一般是胆子比较大的男生。只见他将膀子伸给医生，赶紧把头别向一边，把眼睛紧紧闭上。医生动作麻利，一下子就好了。男生按着棉签走到一边，安慰其他同学：“不痛。”
谁说不痛呢？排第二个的女生，当医生针头扎下去，已经开始哇哇嚎叫起来。老师赶紧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其他同学都被震住了，一下子就沉默了。
尽管心里害怕，但没有一个孩子退缩，大家表情凝重，排好队依次向白大褂走去。轮到我，其时心里已经害怕极了，但男子汉的自尊却不允许我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出畏惧。心里不断安慰自己“不痛、不痛”，然后毅然决然将膀子伸了过去，还故作勇敢地目睹着医生将针头扎进肌肉。微弱而尖锐的刺痛之后，便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不过如此，我心里想。从这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的害怕，都是来自自己的想象。
种了疫苗之后，还有福利：每个同学领到了两颗宝塔糖。其时这不是真正的糖，而是一种打蛔虫的药，只不过做成了宝塔的形状，并且像糖一样甜，因此孩子们更愿意认为这就是糖，吃得津津有味。当年家乡吃的都是井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孩子肚子里长蛔虫是一件普遍的事。有时候孩子解大便，会有一尺来长的蛔虫顺着肛门钻出来，在粪便里扭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要孩子经常肚子痛，家长便会买两颗宝塔糖状的药，给孩子驱驱虫。
闹鬼
学校是寺庙改造的。寺庙的两层大殿，改造成了教室，低年级在楼上，高年级在楼下。下课的时候，有调皮的同学趴的楼梯扶手上，“咻”的一下就到了楼下。
某一天，有好事的同学突然发现，大殿房顶原本服服帖帖的青瓦， 居然有几片莫名其妙地竖起来棚成一个三角形。于是，闹鬼的传闻，在学生间悄悄传播。后来越传越神奇、越传越具体，说是学校占据了庙宇，让很多鬼神无家可归，于是他们就用房顶的瓦撘了一个庙宇屋顶的形状，向人们发出警示，希望能将庙宇还给他们。恐怖的情绪，开始在学生中蔓延。
校方终于截获了传闻的内容，第一时间派出校工爬上屋顶，将棚着的瓦片放平，恢复如初。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发现，同一个地方，青瓦又如之前棚了起来。这一下，传闻和恐怖的情绪更甚。校工再次爬上屋顶将几块瓦片放平。第三天早上上学，所有人进校门后第一眼就望向屋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同一个地方，青瓦又竖成了三角形。很多胆小的同学，已经开始惧怕坐在教室里了。
这次闹鬼事件，已经到了影响孩子们心理健康和正常教学秩序的程度了。学校非常重视。课间的时候，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解释瓦片棚起来的几种原因：一是有可能老鼠天天从那里钻进钻出；二是有可能鸟雀喜欢在那个地方筑巢；三是有可能这几天的风刚好吹到那里……每班的老师也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大家“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
但是，眼见为实呀。当第四天早上，被捡平的瓦片再次棚起，同学们的恐怖情绪已积攒到了需要宣泄的程度，甚至有同学开始请假不愿来上学。此时，学校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手段，课间操的时候，把全校同学集中到中庭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派出校工爬上房顶，将瓦片放平。“如果瓦片每天都棚起，就让全体同学每天都亲自看着工人上去捡平。”校长放出豪言：“我就不信有什么妖魔鬼怪，发生了什么后果，我负责！”
有这么硬核的校长，同学们的恐怖情绪稍减。当再次看到棚起的瓦片时，已没有这么惊慌了。
校长果然没有食言，又将同学们拉到中庭，亲眼目睹校工再次将瓦片放平。如此反复三日，到第四天，瓦片终于没有任何异动了，全校师生都松了一口气。
一场闹鬼风波终于平息。从此以后，学校风平浪静。
领错奖
由于学习成绩好，又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所以，我应该算是学校的小名人，每次出风头的事情，基本上都少不了我。
附近村民教育孩子，最常用的语言是：“你看柿子树的某某某，学习成绩又好，又懂礼貌，应该向他多学习。”“柿子树”，是我家所在处的小地名，“某某某”自然就是我啰。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当然，我也是一个获奖专业户，每学期学校发的奖，肯定少不了我。母亲将我得到的奖状，贴了家里整整一面墙。放眼望去，全是“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之类的。这些奖状，是母亲的骄傲。每当有客人看到这些奖状夸奖我时，母亲满眼满脸都写着满足。
这一年，学校照例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获奖的，除了有一张象征荣誉的奖状，还会有笔记本、铅笔、橡皮擦等价值不等的奖品。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学雷锋标兵”等奖项一路发下来，我已经获得了两三张奖状、两三分奖品，心满意足。突然，主持人在宣布“学习进步奖”的名单时，再一次念到了我的名字，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呀，怎么会又进步了呢？”主持人见没有人上台，继续督促到：“XXX，快上台领奖。”此时，站在旁边的同学们已经比我还迫不及待：“在叫你呀，快上去呀。”我犹疑着漫漫离开队伍，朝颁奖台走去。眼见颁奖老师就要将奖状奖品发到我手上，突然不知是哪位老师吼了一句，“不是这个XXX，是另外一个XXX。”哦，原来是同名同姓，我臊得满脸通红，把头埋到胸前，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班级的队伍。这个让我出洋相的获奖者，在主持人的催促之下，终于露面了，原来是一位初中的同学。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上台时，他满不在乎地答道：“从来没有得过奖，哪里想得到是我呢。”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这位同名同姓者，离开老家长大成人以后，我还在南坪遇见过一次，成了一名发型师。那天我去理发，无意间问起各自的老家，居然在同一个地方，再一问姓名，居然一模一样，然后问年龄、问读书的学校，一一都对上了。说起当年领奖发生的乌龙事件，两人哈哈大笑，倍感亲切。
小学五年级上学期，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母亲因病永远地走了，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跟随父亲来到了城市。从此，水口庙以及乡村学校的种种趣事，都成了记忆深处不可触碰的隐秘。
成年以后，当我再次踏上记忆中那片淳朴的土地。学校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一点痕迹。教室所在的地皮上，新修了两栋两三层的砖房，门口挂着牌子，是当地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
一切都变了！
唯一不变的，是那座古老的小石桥，以及石桥旁、悬崖边的小卖部，还是当年的老房子，还是当年的货柜货架，还是当年的布局，只是，老板却不熟识了。
202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