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大夫的的經濟思想與人生處境（四）：士大夫与经济思想，兼释何以顾宪成为例

士大夫经世致用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进入中央政府，并进入核心群体，这是政治的开端。政治即处理众人之事，首先要从政府内的人事关係开始。进入中央政府的途径，从隋唐开始以科举为主，故不赘述。士大夫要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对上，要与皇权斡旋，对下，要与百官协调，这是一个无比複杂的过程，人性的险恶丑陋，在争夺协调的过程中原形毕露，呈现非学术式的百家争鸣。士大夫从低级文官升任权力核心需要经历多少风雨，非我所能道也，故不论。

真正能够参与政府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和六部首长，以及御史大夫。明代没有宰相，所以是内阁、六部与六科，各官职的职权会在相关叙述中陆续介绍。由于本文非职官考，故无法面面俱到。

士大夫的经济思想有几个要点。首先，必然的政治化。这是想当然尔，唯有政治力才能真正推动政策；第二，政治集团内部势力的分合。包含君权与相权、整个文官集团的协调与抗争，这必须算在经济思想之内，因为政治辞令是一套特殊的语言，往往以儒家思想（即上述官学儒）作为论争的词彙。第三，中央与地方的整合。士大夫处庙堂之高，施政必须考虑地方的配合度。

在政治力所及，士大夫能干涉的问题大致有：军备，边防，互市，驿站，货币，水利，正税，杂税，力役，物价（平准），物流（均输），营建，一言以蔽之，都跟钱有关。所以最能表现经济思想的地方，莫过于士大夫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意见。在大一统的时代，只要不是帝王强势专断，大多数的改革都由文官集团主导，而且改革的重点都是经济；但只有这样还不够，还要在教育，风俗，治安等社会问题做考虑，用两个词概括，便是文治，武功。

为什麽以顾宪成为对象，并从其生平说起？这是本文题目的另一个命题，也就是晚明士大夫的「人生处境」。接下来将解释为什麽以晚明为题，且说明为什麽不选稍早如张居正这样掌握权力的士大夫、东林党的其他成员如高攀龙、李三才、或者在之后力挽狂澜的陈子龙、钱谦益，而以顾宪成做论述对象。

以晚明为题，是因为明代属于中国历史步向近现代的开端，从明代开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係越来越密切，也与欧美大陆的商人来往渐频，从郑和下西洋，倭寇侵华，西葡诸国纷纷在美洲殖民、到亚洲贸易，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商人大量移民东南亚等；在晚清的魏源惊觉西方的船坚砲利是三千年来所未有的大变局以前，世界的重心早已在明代慢慢转移 。

这种转移，在明代又可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晚明除了是大厦将倾的前夕之外，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也确实在这个阶段介入中国史的发展，例如引进蕃薯解决了粮食不足的困境，因为蕃薯容易种植，为叛乱的流民提供粮食基础，间接导致王朝复灭 ；或者因白银大量流入，成为主要货币，并改变了税收制度。当然，每个朝代的兴衰都有各自的因素，外部因素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黄仁宇在「万曆十五年」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说明，明代在万曆朝正式走向衰败，再也没有復兴的可能。中国也错失了最后一个与西方世界同时进步的机会，此后停滞不前，直到清廷因战败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黄仁宇还认为，神宗因立国本事件多年不上朝，官员大量缺额未补，文官集团几近崩溃。而且明代财政制度存在先天上的缺陷，加上社会动盪，土地兼併风行，贫富悬殊，连皇帝都与百姓争财，这个时代便呈现出一种末日前的诡异感，所有人都觉得社稷将亡，可是没有人预料得到是什麽时候。

乱世是思想的土壤，时局越是动盪，除弊救世之声就越发高亢，晚明清初就是这麽一个阶段。众所週知，这时期的经世之论如雨后春笋，学者也越发倾向实学，以空疏为恶，先有张居正改革变法，后有东林党清议时政，各种思潮相互激盪，是非常精采的一段时间。

不以张居正为主的原因在于，他是本文重要的参考系。张居正的时代恰好在明代中晚期交接，万曆初年的復兴由他一手造就，而且在他死后快速崩解。因为张居正本人就是让时局安定下来的人物，作为大政治家，他的事功最大，争议也最多，是讨论官学儒与道学儒观点分歧时最好的对照范例；东林党或明末清初的陈子龙、钱谦益乃至三大家，他们的时代太晚，又历阉党之祸，时局已无力回天。此时的经世思想大多在批判体制或重建一套新社会的蓝图，属于纸上谈兵，非我欲关注的问题 。

顾宪成身为东林学派的开山祖师，生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神宗万曆四十年（1612），刚好接在张居正之后、阉党乱政之前，是后张居正时代由治返乱的前期。这时的时局尚未「大坏」，治乱犹有可为，所以顾宪成得以在致仕返乡后创办书院，开清议时政的风气，思想史将他归类为调和心学理学的折衷者，属于程朱一路的道学儒。而他反对张居正变法，张居正又是官学儒的领袖人物，两人曾有几年的时间同处庙堂，可以从顾宪成对张居正的批评与对政治的态度、其学术主张，分析道学儒与官学儒在晚明的特质，及其经济思想的差异。

至于「人生处境」，则是以身分的变迁作为观察，我所说的身分，不只是顾宪成的身分变迁，而是指藉着他来谈整个时代读书人的普遍遭遇，因为顾宪成前半生的人生轨迹跟大多数人相同，只是他较为出色。上文谈到，士大夫的定义不断变动，我认为至少要任官职才算，明代科举取士，几乎所有的平民阶层都可以参加考试，明代人口比宋代更多，读书人也就变得更多。问题是，考试人数增加，录取名额并没有因此而变多，形成大量读书人面临中年改行的危机。弃儒就贾成为正嘉以来的风气，余英时认为这波弃儒潮改造了士大夫的体质，出身商人家庭的士大夫比例增加，进而提昇商人的地位。我所好奇的，其实是那些被迫改行的读书人的心态，以及这些商人家庭出身的士大夫，如何因成长背景而影响他们对儒学的延续与修正，毕竟他们最能感受到经济富裕所带来的好处。

顾宪成就是弃儒从商的商人子弟，他的前半生跟现在的学生差不多，都是读书与考试，也跟所有官员一样，都经由科举步入仕途。科举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社会事件，动员的人力无数，而且当中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考试的内容、形式、顺序，以及什麽地方的考生佔优势、名额多，资源分配和人才拔擢的关係等等；而在他任官及办书院讲学的后半生，则更多的是他的经济思想，学术倾向，以及讲学清议活动所代表的意义。基于以上理由，我选择以顾宪成为主要对象，而以张居正为参照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