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

我小时候有个不爱吃饭的毛病。两岁前住在外婆家，街坊邻居每每听到我慢性子的外婆复读机般一遍遍地念叨“咽落其”（宁波话“咽下去”），就知道是我在吃饭了。后来上了幼儿园，我和同班的另一个姑娘常年包揽了吃午饭速度的倒数两名，经常眼看着班里其他孩子吃完饭、撒过欢儿、躺下睡午觉了，我俩还捧着饭碗，望着青菜上已经结成白花花一层的猪油难以下咽。于是这就成了带班老师每天放学向我爸汇报的最好素材，也成了我挨揍的主要原因之一。说起来，我不记得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为何食不下咽。在那个买粮食尚需凭票的年代，不好好吃饭似乎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不可原谅，自然就得挨揍。一切顺理成章。

某一天，我爸照例骑车来接我回家，而我忐忑地坐在自行车横杠上，等待着那个关于午饭的话题从后脑勺碾压下来。但那天的开场却并不是我早有准备的训斥，而是一个疑问句：“今天你吃饭第几名？” 那一瞬间，我隐约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我爸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又是倒数第一这件事？如果我不说自己是倒数第一是不是就能不挨揍？怀着一点微弱的侥幸，我犹豫地伸出无名指——仿佛这个补充说明能给我的话增加一点可信度——低声回答：“倒数第二。” 然而这个谎言的存活时间不足一秒，当天迎接我的除了惯常的挨揍以外，还有我爸的暴怒和加倍的训斥，原因不言而喻。

那年我五岁，从此学到了一个道理：说谎之前先得确保不会被戳穿。

为什么我得到的教训并不是“不要说谎”呢？因为即使说真话，也一样要受惩罚，且并没有人关心导致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便是我们家的基本逻辑：谎言可以用来达成你认为是善意的或正确的目的，只要不被戳穿。这种逻辑指导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特别在我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以后，各式各样“善意”的谎言用在掩饰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差异上简直天衣无缝。直到有一天，有人让我看到了我最终要花多少时间去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这一个个哪怕没有恶意的谎，并且时常会把身边的朋友也卷进来。这么多年，我都活在对“说真话会受惩罚”的下意识恐惧里，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此时我已经完全有能力去承担说真话的后果，而不再会像五岁时那样只有挨揍的份。

这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宁愿选择沉默，也不要说一些自知不符合事实或者违背真实想法的话。直到2月6日深夜。

那天晚上死了一位无辜的医生，他和所有良知尚存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说了几句真话，为的只是让身边的亲友免受伤害，结果证明了连这都是不被允许的。那晚我看到有人说，感到自己的一部分也随之而死了。然而我感到的却是心里有些东西重新活了过来。我不记得曾经因为任何人的死而哭过，但那晚却停不下来。这甚至不是因为死者本身，而是一种自身生存底线被剥夺的悲愤。如果在最亲近的人需要保护的时候说句真话都成了奢侈，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良知的人只能因为其他人的恐惧而孤立无援、愈发脆弱。

活过来的那些东西告诉我：真话是需要被听到的，而沉默意味着对谎言的纵容，也就是允许良知进一步糟践踏。

前些天短暂存在过一篇对某位病愈医生的匿名采访，标题引用了被访者的一句话：“事实就在那，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为什么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若是说真话，就一定会受处罚；而撒谎，只要能掩盖得住，就还有开脱的可能。如同五岁时的我所信奉的那样。权力为他们提供的是更多可以用来掩盖谎言的途径，而不是承担责任、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只要权力还能一手遮天、只要掌握权力的人自上而下贯彻的还是甩锅而不是承担责任，那么谎言就必然继续盛行。

2月6日的不眠夜，有朋友感叹：为什么同为人类，善良的人往往比较脆弱？我说，可能因为善良的人更愿意相信其他人的善意，从而给了别人更多伤害自己的机会；而自身缺乏善意的人则更倾向于觉得这世界就是你死我活的斗兽场。多年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就在不断给人制造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氛围，贫富、成败、得失、输赢……一切都成为了可以量化的考量标准，一旦不达标，就会有据可依地沦为被践踏的对象，仿佛自身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但正如最近一直被人提起的一句话所说的：“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只有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才需要以排他或者牺牲他人为代价，否则，如果把其他人也视作和自己一样的活人，完全可以 live and let live。

正如罗新教授在访谈里所说：“很多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缺乏对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平等的、尊重的、感同身受的博爱。” 而这种博爱正是人们得以求同存异、相互信任的基础。被砍伤的陶勇大夫有这样的大爱，也有人说他过于理想主义。但在这样的时候，理想主义才尤为珍贵。它让善意有了喘息的空间和传播的可能，让人还能看到没有被戾气填满的空间。而这一点希望，或许就能给人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所以最终，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也是关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