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孫中奇：近百年來中國對萬曆朝鮮之役研究的回顧與總結

作者简介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孙中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02期，第125-136页。

（本文注释从略，详情请参考杂志原文）

摘要：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历程，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由不受重视到重视；由受严重政治干扰到追求更严谨的学术研究；由只关注参战的明朝将士到战争的全面认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不多、研究专著少、研究成果以专题论文为主；重在叙述史实、排比史料。进入新世纪以后，涌现一批研究者，全方位运用中日朝三国史料、采用东亚视野、新文化史的解读方法，全面推进本论题的研究，学术活动日渐融入国际学术的阵营之中。未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涌现出颇具学术底蕴、全面系统阐述这场战争的中文学术专著。

关键词：万历朝鲜之役 明代中朝关系史 壬辰倭乱 文禄庆长之役 万历朝鲜之役，持续七年（1592-1598），对前近代东亚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引起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日、韩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起步早，学人众多，成果丰硕，对学术成果的梳理，向来非常重视。相关学术杂志每年皆有相应的学术综述，日、韩两国学者还开展共同研究，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各自研究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中国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有学人开始研究，至今近百年，也积累了不少成果，对研究状况，虽有所评介，尚未见系统评述。本文将按时段，梳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相关学术成果，展现不同时期的学术成就，略加评介，希望给大家以参考。

一、二十世纪前半叶研究之筚路蓝缕

中、日、韩三国从各自立场出发，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各不相同。江户时期，日本习惯称之为“高丽阵”、“朝鲜阵”、“朝鲜征伐”等；日本殖民朝鲜时期，改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沿用至今。朝鲜王朝将丰臣秀吉两次侵略，以出兵干支年号为据，分别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偶尔以“壬辰倭乱”或“倭乱”统称前后七年战争，韩国至今如此。中国方面，有“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不同说法。最初明朝称之为“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镇压哱拜之乱）、“播州之役”（平定贵州土司杨应龙之叛），合称为“万历三大征”。近现代以来，多称之为“万历东征”“万历援朝”“明代中日战争”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又称之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本文拟采用“万历朝鲜之役”的名称。万历朝鲜之役结束不久，即有明代学人刊出相关史书，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问世，天启元年（1621年）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刊出。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叙述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其与《万历三大征考》中《倭上》《倭下》大同小异。清官修《明史》中，在《神宗本纪》《李如松传》等有相关内容；《朝鲜传》《日本传》等对此有所叙述。翁广平《吾妻镜补》，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被称作中国人所编第一部日本通史，书中有《兵事》一卷，参考《两朝平攘录》，对万历朝鲜之役进行了叙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增强，中国感受到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对日本的研究也逐渐重视，刊出一些著作，以黄遵宪《日本国志》为代表，该书卷五《邻交志》（上二），叙述了五代至明的中日关系史，对万历朝鲜之役进行了重点阐述。甲午战争，清朝战败，这场以朝鲜和黄海为主战场的中日战争，与万历朝鲜之役颇为相似。在此背景下，蔡尔康1895年著《中东古今和战端委考》，以当时所见报上西人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评论和史料为基础，展开叙述，夹叙夹议。指出自万历朝鲜之役以来，日本即有侵华之心，“惟与沿海倭寇等量齐观，则误矣”， 因而要倍加警惕。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卷十七《后阳成天皇》，参考《日本国志》，也重点叙述了万历朝鲜之役。可见，自万历朝鲜之役结束以后，明、清学人就一直未曾中断过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但并无专著出版。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大学的建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科化历史学逐步建立，学术研究专业化与制度化发展，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日益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出现了一批以警示国人为目的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著作。陈恭禄《日本全史》、李宗武《日本史ABC》、张润泉《日本侵略中国史》、嵇翥青《中日历代战史》、李蔚岩《日本侵华痛史》、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等一系列著作相继刊出，对于万历朝鲜之役都给予了相应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 陆续出版；罗香林、李季、李树桐等亦发表相关论文。这些论著意在通过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叙述，揭露日本由来已久的侵略野心，说明侵略者终将失败，以激励全国人民抗日斗志。与此同时，缪凤林、邓之诚、薛瀛伯、蒋逸雪等相继发表一批评介万历朝鲜之役文献资料的论文，重点评介《经略复国要编》、《万历三大征考》和朝鲜史书《宣庙中兴志》等相关史书，为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奠定史料基础。孙绳祖发表《明与朝鲜国交之检讨》，对明与朝鲜关系做了宏观而深刻的解读，指出万历朝鲜之役后，朝鲜与明朝关系愈加紧密，这成为日后朝鲜思明情感的重要来源。王崇武是民国时期研究万历朝鲜之役最重要的代表。1947年底，他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发表《万历东征问题》，开启对这场战争的研究。194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连续发表4篇相关论文。在《读〈明史·朝鲜传〉》中，将《明史》与《朝鲜王朝实录》相关史事对比研究，指出《明史》言外国史事颇多谬误，必须与外国史籍对照，才能去除谬误，求得真相，强调考订明朝史事须重视域外史料。在《刘綎征东考》一文中，践行了这种学术思路：先评介了《明史·刘綎传》对刘綎朝鲜战功的叙述；接着与《朝鲜王朝实录》《宣庙中兴志》等朝鲜史籍进行对照，加以考订史实，以求历史真相；最后一并展现邢玠与万世德在朝鲜的战功。《李如松征东考》、《论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读〈明史·杨镐传〉》两篇论文，思路基本一致，也是利用朝鲜史籍修正或补充《明史》中的记载，对于《明史》所载李如松、杨镐在朝鲜战场上迷雾般的史实，进行了细致考订，影响深远。与此同时，李光涛也开始发表论文，批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丰臣秀吉》谬论。指出其所引用的材料谬误颇多，抹杀了明军的战绩；故以平壤之战和露梁海战为重心，利用中朝两国史料，对李如松、邓子龙等明将战功进行了系统考实，说明了这两场战役中明军都大败日军。综上所述，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有感于国难当头，学者们多从中国明清史料出发，以激励抗日斗志为目的，叙述史实。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史学界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1938年胡适在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上的演讲，除介绍甲骨卜辞、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四大发现”之外，特别提到“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必将对中国历史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王崇武就是实践胡适倡议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他敏锐地利用朝鲜史料考订了中国史书中诸多谬误，廓清了历史原貌，他是现当代中国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开拓者。当今研究者将中外史料对照作为研究原则，蔚为大观，正是这种学术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发展。

二、1949年至1978年研究之艰难推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科研究进入新的时期。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战争的相似性，促使学术界相当重视。1950年6月，周一良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与朝鲜的历史关系》，追溯了中朝两国共同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随后，牟安世、丁则良、商鸿逵、王芸生、勃吴冈等相继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介绍万历朝鲜之役的史实、传播知识为主，说明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提升了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卢南乔、方诗铭、柳树人、耿夫孟等发表学术论文，重点讨论了李如松平壤大捷、李舜臣水军的胜利、露梁海战中朝联军的英勇作战和朝鲜义兵抗倭等事件。与民国时期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些文章分析问题时，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与阶级斗争角度入手；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文中多有借抗日而反美的政治意识，宣扬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社会上反美情绪逐渐平息，学术研究也趋于理性化。陆成侯发表《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王裕群针对此文，写出商榷论文，展开学术争鸣。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陆成侯指出丰臣秀吉死后，日军仍然负隅顽抗，遭到中朝联军毁灭性打击后，才各自撤退；王裕群则认为日军战斗热情原本就不高，“平秀吉死，各倭俱有归志”是正确的记载。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不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也出版了几部书。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和李景温《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两本书，皆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两本书篇幅都不大，也算不上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但吸收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柳树人完成《壬辰抗倭战争》书稿，由于“文革”特殊的时代，迟迟没能出版，直到1987年才由他的遗孀交延边历史研究所，刊于《延边历史研究》第二辑上。柳树人出生于日本殖民时代的朝鲜，他随家人逃到中国，遂定居中国并入籍。在文学史上，他早年曾将鲁迅作品译成朝鲜文而著称；晚年他专攻中朝关系史，“文革”期间，他参考了中、朝、日三国史料，完成这部专著。一定意义上，这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出版有关万历朝鲜之役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全书主体七章、附录三篇，在中、日、朝三国史料的基础上，对战争起因、经过、影响等进行了较细致的阐述。附录三《壬辰抗倭战争有关古籍目录资料》，囊括了中、日、朝三国的基本史籍，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之下，有如此广阔的涉猎，实属难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晗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贡献。虽然他并没有就此问题写过专题论著，但他以多年心血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为万历朝鲜之役研究提供了便利，意义非凡。《朝鲜王朝实录》是研究这场战争必不可少的基本史籍，但长期以来，此书在中国图书馆甚少收藏，搜寻不易；即便有这套书，也因其卷帙浩大，头绪繁多，全书通读实属不易，而吴晗所编这套史料，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套书1966年排版完毕，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十二册，其中万历朝鲜之役七年间（1592-1598）的史实横跨第四、五、六、七册，全四册，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全书主要以抄录原始史料为主，偶有删节概括，亦常有吴晗所添加的小字，乃解释与标注之用，既考订史实，亦为不熟悉朝鲜历史的人提供便利，故书中体现了吴晗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和看法。1949年后，台湾的学术在艰难中成长。一些中朝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的著作对万历朝鲜之役有所论及，如黄宁《16世纪中朝抗倭的故事》、李则芬《中日关系史》、王仪《朱明与李氏朝鲜》，基本以史事叙述为主。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史》，规模宏大，自1976年开始出版，其中第十四册为明代卷。第十章《明室援朝抗日战役》从军事史的角度，对这场战争予以细致叙述，尤其注重明军战略战术得失等方面的探讨，书中附录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的33幅军事地图，虽然很重要，基本抄自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役》所附地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台湾地以李光涛为代表。前文提及李光涛1948年所发表的论文，只是他研究的开端，随后他在台湾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研究这场战争为主。自1950年至1982年，据笔者初步统计，李光涛发表相关论文17篇，出版《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廿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两部专著，编辑《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五册。他的研究以考订史事为主，涉及面很广，如《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中，对李如松及南北兵关系做了考察，揭示出《明史》中所隐匿的南兵军功。《明季朝鲜“倭祸”与“中原奸人”》以效力于日本的明朝人为中心，认为他们影响了情报网络，使明朝误判形势，这些人效力于日本，则与嘉靖时期的“倭寇”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壬辰倭祸”酿衅史事》认为日本与朝鲜战前交涉不成功，以致最终战争爆发。李光涛的研究重在史料排比，特别以《朝鲜宣祖实录》《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宣庙中兴志》《惩毖录》等朝鲜史料为基础，他选编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就是《宣祖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再造藩邦志》中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的史料长编。他常常驳斥《日本外史》等日本史料的错谬，也校正不少《明史》、《经略复国要编》等明、清史书的错误记载。他的论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难免有史料堆砌之嫌，但大陆学界处于低潮时期，他广泛涉猎万历朝鲜之役的相关问题，如宋应昌、李如松、杨镐、陈璘等人物与平壤之战、蔚山之战、稷山大捷等战役的专题研究，明日和谈的研究、丁应泰事件与辩诬的研究、东征将士后代留居朝鲜等等问题，拓展了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综上所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运动不断，学术受政治的干扰很大，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亦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为抗美援朝发生，响应时代号召，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一系列论著问世，但其现实意义与社会影响大于学术意义。当然也出现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和柳树人《壬辰抗倭战争》这样学术性很强的书稿，对后世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台湾以李光涛为代表，他的研究以史料排比为主要方式，涉猎万历朝鲜之役诸多问题，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

三、1978年以来研究之蓬勃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学术研究也走向正轨，这种学术态势延续至今。惟2000年以后，随着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的普及，学术生态又出现不同特点，故而以2000年为限，分为两个时段，介绍相关学术动态。 1.1978年至2000年的蓄势待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的研究，以杨昭全为代表。他长期研究中朝关系史，对历史上两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有所涉猎。1980年，他发表《明代援朝御倭战争的结局和评价》，开启他对万历朝鲜之役问题的研究，到1988年为止，共发表了8篇论文，涉及战争性质、原因、结局、封贡和谈等问题。他还介绍了朝鲜史学界对万历朝鲜之役明援军的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术界对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如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与性质、碧蹄馆之役的胜败、议和原因与明朝议和主要责任者、中朝军民关系、战争结局以及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等五个基本问题，评述了各种观点，基本上是以这五个问题为基础，所展开的学术史评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之列，发表论文增多，研究论题也拓展了。如孙与常叙述了辽东普通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张玉祥则将视野转向战争期间日本民众的反抗。宗惠玉发表数篇论文， 涉及战争中明军的后勤补给、底层民众的生活以及重要人物如柳成龙、李如松等人的研究。此后，对战争中明代将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南炳文、周晓红、管宁等，分别就宋应昌、许仪后、陈璘等人物发表论文，伴随着人物研究的展开，战争的细节也就更为清晰。与此同时，赵建民发表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了战争前后朝鲜朱子学著作、医学科技、印刷术、陶瓷技术向日本传播的情况，指出正是这些先进文化的传入，使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化与科技得以繁盛，甚至改变了日本文化与技术的发展轨迹。此外，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杜家骥、朱亚非分别就战争对明朝灭亡的影响、战争的进程、封贡和谈等问题展开讨论。韦旭升1989年出版《〈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乃是从文学史角度对《壬辰录》这部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在历史学上也有独特的价值。1990年，吴丰培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一书，分为上、下册，收录了《经略复国要编》《两朝平攘录》《万历三大征考》《惩毖录》《征韩伟略》五种史籍，为中国开展万历朝鲜之役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大陆学术蓬勃发展的年代，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后，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呈现出勃兴之势，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很多教科书式的通史著作，明清史、中朝关系史、朝鲜史、中日关系史、日本史的著作大量出版，在相关章节中，只要涉及这个时段，基本都会对万历朝鲜之役进行介绍。比较重要的有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第四章第五节以《明日战争》为标题，对万历朝鲜之役进行了重点评介。南炳文、汤纲的《明史》（下）之第二十章第三节《中朝人民的友谊和联合抗日》，从明朝的视角叙述了万历朝鲜之役的经过。朴真奭等人合编《朝鲜简史》，以八十年代延边大学朝鲜史讲义为基础，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朝鲜通史，该书第九章第二节《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壬辰卫国战争》，以朝鲜为中心叙述了战争经过。此外，吴廷璆《日本史》、王小甫等编《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姜龙范与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杨昭全等编《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等书，都有叙述万历朝鲜之役的篇章，具体内容上，各书大同小异，以介绍史事为主，视角与篇幅略有不同。这个时期，台湾地区以淡江大学郑樑生教授为代表。他是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名家，在李光涛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台湾的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他代表作《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几个问题为中心》，第五章《明朝与丰臣秀吉的关系》，以百余页篇幅，着重探讨了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与战争准备、战争进程、和谈经过、战争影响等问题。除利用中朝两国史料外，还大量参考了日本的日记、家谱、文书等，附有大量日本外交文书图片、地图等图像资料；并广泛吸收日、韩研究成果，与他们争鸣讨论。在同时期两岸学界，能如此娴熟运用日、韩原始资料，并和日、韩学者展开讨论，无出其右者。此外，他还发表数篇论文，深入讨论万历朝鲜之役相关论题，如《明万历年间朝鲜哨报倭情始末》《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等等。他接连出版十二册《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其中第八册、第十册、第十二册都有关于万历朝鲜之役的文章。此外，台湾明史学者吴缉华与中韩关系史学者张存武也发表论文，分别讨论战争的背景与影响。自1978年至新世纪初，中国的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轨迹：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比较明显，承接“文革”前的史学研究方法，关注阶级斗争、中日民族矛盾与中朝传统友谊，现实关怀高于学术探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随着学术的日渐繁荣，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关注点也突破了原有的史实考订、政治史的范畴，开始向文化史、经济史等更深、更广层面拓展，注意与日、韩史学界交流，成为一种学术趋势。 2.2000年以来研究之勃兴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资源日益丰富，中、日、韩诸多电子数据库免费开放，域外资料从以往难以企及、望洋兴叹，变得足不出户就触手可及，给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学术生态，因而越来越受中国学者重视，涌现出一批学者，刊出一批新的学术成果。世纪之初，杨通方、樊树志等老一辈学者发表论文，作出高屋建瓴式的论断，从而开启新时代的研究。最近几年，前近代东亚史越来越受到关注，从而凸显万历朝鲜之役的近代意义。韩东育指出，“（日本）剑指东亚的大战略，渊源有自，启绪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年代，其背后隐匿着日本发动战争的思考模式与行为惯性”，将近现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溯源到丰臣秀吉的侵略。葛兆光指出通过研究壬辰战争，可以“在交叉处重新发现历史……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重新观看历史，在放大了的‘亚洲’背景中重新叙述历史”，进而加深我们对自己和他者的认识。在这样一种学术态势之下，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的学者。2002年，陈文寿发表《试论壬辰倭乱后日朝初期议和交涉》，开始涉猎这个论题，从德川幕府重新寻找日本在华夷秩序中的位置出发，探讨日本与朝鲜议和过程；同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深化其研究。随后十年，接连发表数篇论文，分别研究了日朝之间的僧侣外交、清朝在壬辰战争之后于东亚的崛起、被掳人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最后结集成书，《从战争走向和平：第一次朝鲜战争后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关系研究》。总体来讲，陈文寿从华夷秩序与近世日本对外关系出发，指出壬辰战争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清朝建立之后亦未完全恢复，日朝之间直接往来的增多，也说明了当时东亚秩序的一种裂变。万明多年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成就卓著，她研究万历朝鲜之役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她指出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后期政治的转折点；从出兵、封贡、再援、议功罪四个片段中的明朝决策，探讨了明廷对外政策的游移性、和谈不辨真相、大臣相互掣肘，展示了明廷深层次的政治危机，指出这场战争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序幕。在《朝堂与战事之间：明朝万历援朝之战官将群体的初步考察》中，万明以新发现的朝鲜文献《宋经略书》中所述 69 位明朝官将为中心，说明了这些将官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中，万明以张居正改革之后的货币转型为背景，以白银为中心，剖析战时明朝财政问题，指出在整个战争中明朝投入了约2000万两白银，为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陈尚胜对明代中外关系研究，造诣颇深，对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主要围绕明朝对日朝外交、宗藩体制而展开。2008年他发表《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从明朝面对战争所做出的反应出发，指出朝贡制度在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后，陈尚胜发表一系列论文，分别讨论封贡和谈时期的使节问题、明军粮草供应问题、战争前后东亚国际秩序问题，指出明朝与朝鲜对日的“平民外交”手段，进而说明明朝晚期维持朝贡体系的力不从心与朝日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其背后是日本完全脱离以中国为中心国际秩序的开始。陈尚胜批评韩国李章熙的“粮饷不足造成明军议和与朝鲜军队解体”的观点，认为粮饷不足主要原因是朝鲜政府征集与运转粮食的效率低下。他特别注重以万历朝鲜之役作为个案，考察晚明直至清初的朝贡体系变化。2017年以来，陈尚胜每年在山东大学主持召集一次“壬辰战争（国际）工作坊”，至今已历三届，其主题分别为“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以史料为中心”、“壬辰战争与中、日、韩三国政治生态”、“壬辰战争与日本、朝鲜、明朝三国经济”，中、日、韩等国学者与会，围绕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与此同时，自2018年，山东大学召开了面向研究生的壬辰战争与中外关系史论坛，至今已历两届，给硕士生与博士生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2018年，陈尚胜教授牵头，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此项目研究工作的展开，必将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他的指导下，众多硕博研究生投入到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学习与研究中。截至2019年，山东大学共有15篇与万历朝鲜之役相关的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呈现出团队化趋势，必定将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1995年孙卫国发表《陈璘与李舜臣》，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真正深入研究本论题，源于对朝鲜王朝思明问题的探讨。孙卫国在博士论文基础上，2007年出版《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书中探讨了朝鲜祭祀明东征将士的思想根源和东征将士流寓朝鲜后裔的处境。万历援朝的“再造之恩”，是朝鲜王朝思明问题的一大动因，围绕这个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救援，朝鲜对此感恩戴德，乃典型事大字小关系的体现；正是明东征将士直接修建关王庙，给朝鲜带来了关公信仰，并最终融入朝鲜王朝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明清更替，朝鲜秉持尊周理念，视清朝为夷狄，为塑造朝鲜政权的合法性而高举尊明义理的大旗，由此促使关公信仰的朝鲜化；同时，石星、李如松等明朝将领形象被再塑造，他们的后人也因此受到礼遇。有感于明清史籍记载失真，孙卫国指出有必要在东亚视野下，重新反思明清史籍的成书过程，因为对于同一件事，甚至同一人物，中、朝、日三国记载迥异，导致后人多有误读，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别对杨镐、丁应泰、宋应昌在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史籍之记载，进行了解读；进而对清官修《明史》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如何书写这场战争及其背后根源，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政治干扰与王朝更替，造成明清史籍严重失载。2019年6月，孙卫国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场战争，创造了新的机缘。杨海英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的人物研究与军事史研究，早年以研究洪承畴而著名。近年来，主要关注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南兵将士群体，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过的人物团体有东征的术士、南兵、训练朝鲜军队的明朝教师等等问题，其中南兵将领，主要探讨了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吴宗道、毛国科、张应种等人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与战绩。杨海英还有专门研究义乌兵的著作《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是中国学者中所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明南兵群体的专著，她特别关注人物的家族关系、社会网络，对明代史料的挖掘，尤为深入，凡正史、实录、笔记、族谱、方志、文集等资料无不概览，进而廓清明清之际政治动态下的武人群体生活情况。郑洁西是比较年轻的新进学者，主要关注万历朝鲜之役期间人员往来、情报传递、议和与沈惟敬等人的研究，他在日本求学多年，对于日本方面的资料有比较全面的掌握。早在2006年他以《“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他以《明代万暦時期の中日関係史の研究》为毕业论文，获得关西大学博士学位。最近十余年间，围绕战争期间的跨境人员等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题包括明军中的暹罗人、日本人、黑人与其他东南亚人，日军中的明朝人和明朝派到日本的间谍，展现了晚明时期东亚、东南亚的人员流动和对战争的影响。同时，他发表了一系列以明朝情报搜集与外交政策为论题的论文，探讨过明廷曾商议出征日本的问题，体现了明朝外交战略中积极进取的因素和客观环境的制约。关于议和与沈惟敬问题，郑洁西采用丰富的日本史料，将沈惟敬的身世与议和中的作用、明日双方彼此的谈判条件与交涉过程、大阪城册封等史实，逐一进行了考证。郑洁西进而指出，晚明已出现覆盖整个东亚海域的信息网络，但信息传播准确性较差，最终导致和谈失败。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被收录进其专著《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中，此书乃近期中国学术界所出版的有关这场战争重要代表性著作。台湾以中兴大学罗丽馨为代表。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视角以日本军队为重心，运用大量日本资料，弥补了大多数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的短板。在研究方法上，有明显的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风格。她关注日军倭城的选址、修建方法与内部构造，并与战国时期日本本土城堡进行对比，指出倭城作用重大；她揭示了日军高层将领虽然发布禁止伤害朝鲜百姓的命令，但日军依然肆意杀戮，甚至有计划大肆切割朝鲜人耳鼻；她探讨了朝鲜俘虏在日本的处境，指出他们传播了生产工艺和文化艺术。同时，罗丽馨对于日军内的天主教徒、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动以及朝鲜人与传教士的接触，以及日朝两国僧侣在外交上的作用，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宗教势力在战争中的影响。而且在医疗史视角下，对当时东亚三国的战时防疫措施、医疗手段，以及人员跨国往来形成的情报网等问题，都作了精深的论证。她的研究有着全球史的特征，视野广阔，讨论精深。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近些年来也投身于本课题的研究之中，他发表过两篇论文，以传统明朝政治史为切入点，对明廷高层的战争决策，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自2013年起，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开“战争与社会”课程，以万历朝鲜之役为中心，组织学生阅读史料和相关研究著作。2016年12月，在他主持下，香港中文大学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十六世纪朝鲜战争工作坊(The War in Premodern East Asia,1592-1598, Context and Structure)”，邀请海内外学者齐聚香港中文大学共同讨论，会后选取三位学者的论文，以“‘十六世纪朝鲜战争’专栏”的形式，刊于《新亚学报》第三十四卷上。同时，他在台湾《明代研究》第二十八期上，组织“‘十六世纪朝鲜战争’专号”，刊登了四篇论文。两个专栏的作者既有中国大陆，也有台湾、香港和其它国家的学者，正是国际合作的体现，也说明了中国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已与国际学术界融为一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有三位学者在《读书》杂志上，以“万历朝鲜之役四百二十年祭”为主题，发表一组文章。刘晓东从明朝外交政策与心态上讨论了“扶危自小”的各种措施；刁书仁叙述了战争开始前后朝鲜的决策失误；韩东育从对“耳塚”的纪念出发，指出中朝两国唇亡齿寒的地缘战略特点和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组文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三位作者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既有明清史专家，也有日本史专家，显示出研究团队合作的特性。同时，刘子敏、苗威编写的《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一书，是继柳树人《壬辰抗倭战争》著作之后，又一部通论性的专著，内容更为全面详实。刘宝全出版了朝文版《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年轻学者王煜焜著《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是这个领域最新的一部专著，全书以明日议和为中心，探讨了丰臣秀吉出兵的原因、战争末期议和的动向与战后朝鲜与日本的交涉。本书参考了大量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认为丰臣秀吉出兵是为了争取在明代的朝贡体系下更高的地位。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一书中，在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也论及过万历朝鲜之役。中国学术界研究万历朝鲜之役的学者，远不止上面所提及的几位，限于篇幅的问题，不可能全部论及，重要论著还有不少，即如：商传对战后朝鲜社会秩序的研究；朱亚非对邢玠在战争中地位的探讨；刁书仁对战争期间后金势力崛起的考察；魏志江对《惩毖录》的考释；刘宝全对战时《朝天录》的探询；刘永连对《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相关史料的挖掘；王臻对宋应昌等人物的研究；周郢对借兵暹罗问题的考实；赵彦民对耳塚的探究；黄修志对战时明与朝鲜党争问题的阐释；朱莉丽对战前朝日通信使的梳理，赵树国、赵红对战时山东海防的研究；解祥伟对丁应泰事件与宣祖内附问题的解释等等，都值得重视。中国的万历朝鲜之役研究成果，近二十年来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深度、广度上，都有极大进步。许多研究生将万历朝鲜之役作为学位论文的论题，从各个角度上进行研究，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已完成相关博士论文8篇、硕士论文72篇，如此多年轻学生关注这场战争，为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培养了后备力量。与此同时，相关通俗历史读物与历史小说，也纷纷问世，如《明朝那些事儿》《抗日援朝1592》《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壬辰1592：决战朝鲜》等相继出版，皆曾风靡一时；一些通俗杂志如《国家人文历史》、《兵器事典》上，常常就这场战争，发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精彩文章；几部外国学者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韩国崔官《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加拿大塞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壬辰战争》；朝鲜古典小说《壬辰录》也在中国出版；数年前，中央电视台与韩国ＫＢＳ电视台合拍历史纪录片《万历援朝抗倭战争》，也于2019年9月由央视十套播出；视频媒体、网络社区上常有网民对这场战争展开讨论，津津乐道，万历朝鲜之役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学术发展离不开现实生活，社会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关注也促使更多学人投入学术研究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万历朝鲜之役研究将会涌现更多优秀成果。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万历朝鲜之役研究有几个特点：第一，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如果说此前有个别学者以研究这场战争为主业，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样的学者就更多，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团队，从而确保研究工作的持续进行。第二，因为数据库的普及，研究资料相对比较容易获取，研究不仅采用中国明清史料，更可以运用朝鲜与日本资料，史料更为充分，研究水准也更高；第三，在研究视角上，采用新理论与新方法。葛兆光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理论得到贯彻，而且采用新文化史、后现代理论，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带有后现代视角的史料解构与历史书写问题，全球史范式下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贸易问题，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医疗史、情感史、宗教交流研究等等都得以展开，从而提升了研究的学术水准。第四，中国学者的研究融入国际学术潮流之中。新世纪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学术也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中，无论是在山东、香港，还是韩国、加拿大等地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密切交流，因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趋势。

四、评价与总结

纵观中国近百年来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历程，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从研究资料与视野来看，由国内而走向国外，由中国而走向亚洲，乃至世界。尽管这是一场席卷东亚世界的国际战争，但在明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它与明朝内部的哱拜之役、播州之役相提并论，并没有过多关注其国际性。明清史家编写相关著作，基本上以明清史籍为主要参阅史料，甚少参阅日朝史料，这种状况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随着二十世纪现代专业化历史学科的建立，一批专业化的历史学者成为研究的主力，王崇武以现代学术的专业意识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由于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威胁长期存在，加上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影响大于学术追求。严谨学术研究的展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由于不大容易接触到日、朝史料，吴晗所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由于电子资源的普及，出现一批专业素养很强的学者，他们广泛运用中、日、朝三国资料，拓展研究论题和视野，推进本课题的研究。第二，从研究成果来说，百余年来，呈现出从星星点点到百花齐放的态势。最初成果数量少，问题多。《明神宗实录》因为党争的影响，记录这场战争史实就多有谬误；明清更替以后，清官修《明史》故意采取曲解、淡化与抹杀的态度，明朝将士的战绩大多被抹煞，由此就左右了清代史书书写本场战争的基本特色。王崇武最早开始研究这场战争，就是用朝鲜史料去纠正明、清史书的错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李光涛所编的几种书籍，也是以史料排比为特色。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增多，还是以论文为主。新世纪以来，涌现一批学者，也多以专题研究为主，即便出版了几部专著，也只是关注某些层面。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只关注明朝将士在战场上的情况，并甚少跟日、韩、西方学术界进行直接对话，基本上还处于中国学者自说自话的状态。尽管有几部通俗性的论著出版，但与日、韩学术界丰硕的学术成果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第三，就研究者来说，也由中国史出身而逐渐变成多样的来源，由个人的爱好变成团队的研究。最初的研究者如王崇武、李光涛等大多是明清史出身，也基本上把战争限定在明清史的范畴。后来的研究者，中国史出身者多，称得上的专门研究者，屈指可数。随后有出身朝鲜史和日本史的研究者参与其中，总体人数并不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研究者有在中国国内成长者，也有在日本读完博士者，还有从韩国回国的年轻学人，呈现出多样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有同一所大学，多位学人合作，共同参与研究；老师培养出众多弟子，一批批硕、博士生加入研究的行列，研究呈现出团队合作的趋势，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开展，正是这种团队合作的体现。随着信息沟通的便捷，中国学术界也融入国际学术界的阵营之中。这种态势的发展，必将推动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走向新的阶段。总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问题依然很多。对于日、韩等国家的研究状况也大多缺乏了解和对话，迄今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深入阐述这场战争原因、历程、影响的中文专著，我们仍然亟待努力，争取早日弥补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