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百年治疗史：技术能让人类更好地应对流感吗？

撰文 | 赵蕴娴 编辑 | 朱洁树

流感究竟是小病，还是致命杀手？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流感似乎无关紧要，有时候不需要去医院，甚至不需要特意吃药就能自愈。但同时，流感在身体较为虚弱或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当中又有较高的致死率。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在2018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3.6万至5万人死于流感。而1918年的大流感则比一战更为残酷，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导致五千万人死去。

最近，新冠疫情的蔓延引发人们的焦虑：如果大流行病再现，一百年后的我们能比前人做得更好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里米·布朗博士在《致命流感》一书中回顾了人类对抗流感的百年治疗史。他认为，当下人类依旧没有解决流感的完美方案，我们应对流感的技术手段存在各式各样的缺陷以及诸多限制，克服流感的决心实际上将人类卷入了一场“百年军备赛”。

作为一名资深急诊科医生，布朗博士依据其敏锐的观察和从业经验在《致命流感》中指出，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类陶醉于虚假的安全感，然而，季节性流感的反复出现以及大流感的威胁暴露了技术进步的虚假。人类对技术寄予厚望，却习惯性地漠视技术诞生和作用的人类世界，忘却了那些“最前沿”“最有效”的医疗产品和手段是社会文化观念、资本与科学博弈的结果，是面对未知恐惧时寻求心安的物资堆砌。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杰里米·布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3月

为什么流感预报不能像天气预报一样发挥作用？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2017年更新的《流感大流行计划》中写道：“大流行性流感不是理论上的威胁；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威胁。”流感是常见疾病，我们知道它会发生，却不能事先预知其严重性。在“小病”和“致命瘟疫”的双重面孔下，流感神秘莫测，来去自如，公众、政府，甚至专家都在过度紧张与无知无觉的两极间摆荡，在不可把握的未知中屡屡受挫。

不过，人类从没有放弃探寻流感规律的努力。尽管科学家承认，传染病的动态是非线性、混乱的，但预测流感爆发地与时间依旧是许多专业人士的志趣所在。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杰夫·沙曼的不俗成就曾引起美国疾控中心的关注。2014年，沙曼获得该中心举办的“预测流感季挑战赛”冠军。成功的经验使沙曼大受鼓舞，他希望流感预报能作为每日天气预报的一部分播出，让公众可长期获得流感的相关信息。

沙曼认为，在流感预报准确性较高的情况下，医院可根据预报灵活改变资源配置模式，避免疫情高峰期出现的混乱。理论上，流感预报能提高医院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效率，但布朗博士指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医院因流感改变过供应配置模式，期待医院提前进行资源调整不切实际。首先，床位闲置会造成零收入的境况，不利于医院营利。而在流感爆发前，如需调配人员、床位以待流感患者的出现，那么哪些科室的手术又是可以取消的呢？

沙曼的流感预报设想以公共卫生为出发点，期望通过技术手段干预改变医院的运营管理模式，商业成本不被纳入考虑范围，这是现实中许多医院都无法接受的。按照沙曼的构想，较严重的流感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因而可以将其当做突发紧急情况优先处理。然而，以行政命令要求医院以应对流感为主，不可避免地会剥夺其他疾病患者的医疗资源。在非常时期，将流感置于众病之首实际上对医疗救助伦理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疾病对个体生命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为先，还是以具有传染性、对人群有威胁性、可能引发集体恐慌的某种疾病为先呢？

想要准确地预测流感，需要关注相当多的变量。通过不断地改善模型、增添数据，沙曼向人们证明了在技术层面上提高流感预报准确率并非不可能。但当我们想要将技术力量转化为可应用的实践手段时会发现，对自然界的未知不是限制技术生效的唯一因素，经济利益、道德观念都可能对技术是否有用、如何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换句话说，想要解决流感危机，无止境的科学探索远远不够。人类对科技的运用总是在既有的社会框架内，我们往往对这些框架习以为常，而将问题得不到解决归因于技术不够发达。流感预报的不切实际指出了这种归因方式的武断：即使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却不一定会为其提供施展空间。

如果疫苗没那么有效，为什么美国政府仍鼓励接种？

每年，许多接种了流感疫苗的人依旧会患上流感。流感病毒变异速度极快，要及时研制出与每一季新流感相匹配的疫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表现最好的年份，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也不过50%。科克伦协作组织调查发现，接种流感疫苗的健康成年人患病率只比未接种的低1.4%。然而，美国政府依旧建议半岁以上的公民接种疫苗，并为此每年支出大量经费。

健康成年人群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不甚理想，为什么美国每年还要耗费大量财力与人力呢？在生命威胁前谈论金钱可能显得冷酷无情，但布朗博士指出，理性思考成本效益确实可以避免鲁莽的医疗投资失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英国基于成本效益计算，仅向未成年人、老人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推荐疫苗，其余资金可以投入成本效益更高的治疗服务，例如心脏病药物、宫颈癌筛查，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但在美国的医疗服务中，成本效益显得不这么重要。“我们随时准备采取更多行动，尝试最新的药物或外科手术，因为我们不想冒险。”布朗博士说道。

布朗博士认为，疫苗技术的采用程度不单囿于有效性的考量，也不仅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它投射出的是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下产生的特殊医疗观念。“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的话会被视为放弃。”在他看来，美国习惯于将更多的患者送入重症监护室，尽管这些病人的病情不比其他国家的更重，针对癌症晚期患者也倾向于采用更多化疗手段，尽管这并未必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或者延长生命。不计成本的医疗手段并非出于治疗效果、患者体验的综合考虑，而是遵循“不想冒险”的医疗观念。如果有更为先进的技术而不采用（尽管这些先进技术不能保证绝对的疗效，甚至可能没什么效果），医生、医院以及政府可能会面临失职与“不尽力”的指控。

公共卫生体系将保障公民健康变为一项国家职能后，政府对公众的身体状况便负有很大责任。大型传染病的爆发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考验。能否有效组织公共卫生事务应对流感，或者说，能否展现出积极的姿态，影响着政府公信力。因此，即使种种科学证据表明流感疫苗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但只要不带来反效果，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它的使用可谓“宁滥毋缺”。毕竟，“疫苗”二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剂缓解焦虑的良方，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注射剂。

国家战略储备药物是一场无奈的共谋吗？

2005年11月，禽流感再次引发人们的恐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演讲，他声称，美国或全球并未发生大流感，但以史为鉴，有必要保持警觉。“美国已经收到关于这一危机的大量警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

小布什随即提出应对方案，要求政府储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一种名叫“达菲”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即在此列。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与欧盟已将达菲批准为国家医疗战略储备资源。但就在小布什发表讲话的两个月后，科克伦协作组织公布的一项抗流感药物分析报告表明，对于特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样疾病，达菲没有任何疗效，更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对抗禽流感。

布朗博士在梳理达菲成长史时发现，达菲进入市场以及国家储备仓库的每个环节都有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的操控。2003年，日贝瓦的劳伦特·凯泽博士及其团队在罗氏公司的赞助下进行了10项与达菲相关得研究，但仅有两项证明达菲有效性的成果发表，并成为达菲进入国家储备清单的有力支持。但自2009年起，医学界便陆续要求罗氏公司公开未发表的8项研究。

此外，布朗博士认为，商业性质的医学期刊也倾向于发表积极成果，以获得舆论效应。被视作中立国际力量的世卫组织同样难逃经济利益连带的指控——《英国医学杂志》曾发文质疑，该组织的专家曾从达菲制造商处获取报酬，因而其关于抗病毒药物的调查结果不足为信。

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

资本通过掌控话语权进而从公共事务中牟利的秘密不断被流言、新闻以及研究调查揭露，流行影视文化则将这些故事搬上荧幕让更多人知晓。然而，商业与政治的丑闻在掀起哗然之后，又很快被划入了“可以想象”的范畴。流感肆虐时，人们依旧顺从地走入资本营造的幻象。

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汤姆·福里登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达菲药效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达菲不是“万能药”，他希望有更好的选择，但目前这种选择并不存在。布朗博士认为，这一回答解释了人们服用达菲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在更高效的药物诞生前，达菲的有效性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普通民众在面对不可掌控的未知疾病时，和政府有着出奇一致的立场：宁滥毋缺。

用于命名、描述疾病的语言加剧了这种倾向。布朗博士敏锐地察觉，“西班牙大流感”的绰号给1918大流感带来一种“奇特、怪异”之感。同样，2009年引起媒体注意的“猪流感”听起来充满“威胁和野性”。在他看来，2005年小布什敦促人们警惕大流感的方式与他关于恐怖主义的讲话类似。异域、动物的名称给未知疾病增添了许多怪诞而面貌生动的细节想象，不洁之物的入侵破坏了人类社会原有的秩序感，人们在共同努力中寻求新的平衡，哪怕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

达菲的故事很难说是一场纯粹的商业骗局。与其说公众是被欺骗的对象，不如说在未知的自然力量前，他们与政府、资本进行了一次无奈的共谋。真正的流感“万能药”出现前，制药巨头、学界、政府与相关组织在科技的空白地带与公共卫生事务的灰色领域进行博弈和妥协，就像布朗博士所说的，1918年大流感发生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仍旧没有对抗流感的万全之策，储存达菲，不过是寻求安心，以防万一。

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前现场专员曾用一句话向布朗博士完美地总结了人类面对流感的困境和能力极限，他说：“达菲没有效果，所以赶快服用达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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