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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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的英国热的离谱，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下的空气闻起来很像雨后的那不勒斯。 我和朋友L没课的时候约着去市中心的咖啡店一起写论文。
"还好久才交呢，能写完。" 我和L每天晚上在她公寓楼下道别的时候总这么安慰对方，挥挥手再约着明天几点出门。
一天在咖啡店里，我认认真真的用了四十分钟填好个人信息，反复核对后，又提交了简历。我打算去离火车站不远的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这之后的一下午我都在琢磨提交的简历是不是看起来太单调了。但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家里的洗碗液是不是快没了，厨房纸好像该买新的了。
一个多礼拜之后，我收到了去市政府参加面试的邮件。（英国大部分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是公立的，由当地政府管理。）
这是我第一次进市政府办公楼，刚一进去就被坐在一张洋红色木桌子后的大叔拦住了，我说明来历。他递给我笔，又指指登记薄，让我签上名字和时间。他又打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告诉我说可以去那边的沙发坐着等了。
大概整理了一下衣服头发之后，我就板儿直的坐在那儿尽量不产生一丝乱发和衣褶。
来来往往几个人走过我面前后，视线斜前方一个浅金色短发，戴眼镜的女士不知道从哪儿朝我这边走过来，笑着问我是不是Juno。
跟着她进了两道门之后，我们在一个巨型会议桌的一侧坐下了。她跟我说只是想简单的聊一聊，不用紧张。没有面试经验的我也能听出来这话的水分，果然，她变出了一张表格和一支笔。拔开笔帽开始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
面试结束后我自己走回大厅，路过门口的时候和登记的大叔点头道别之后我就又去了咖啡店。现在回忆起来，关于那30分钟，我只能记得空荡的会议室里听的见大脑高速运转的声音，地毯是提香红色的，面对的窗户可以看的到广场上乳白色的喷泉和时而出现的鸽子。
又过了一周，签完一系列材料，又做完无比繁琐的Induction之后，我的待岗生活结束了。
带我入职的是一个年龄不小但看起来很健康的老爷爷大卫。他带着无框眼镜看起来挺严肃。翻开一页登记簿他指着上面两竖行歪歪扭扭的字告诉我，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要签字并写上时间。工牌要一直挂在脖子上，休息时间跟同事商量着互相顶替就好。休息间有锁柜，要刷卡进去。要穿一身黑色的工作服。
马丁和艾玛是和我一起负责楼上两个展厅的同事。
第一次看见马丁的时候他正在擦楼上展厅的玻璃门。看见我，他便把抹布别在腰上，两只手在裤腿上蹭蹭，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头发有点长。他腰上别着的一个克莱因蓝色的小喷水壶在一身黑色里特别扎眼。
我问马丁我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他歪着头，手搭在腰上别着的喷壶上，想了几秒说，没什么，注意看着点儿乱跑的小孩儿。展览尽头的地方是个体验区，来参观的人可以在印好图案的纸上自己填色。有的人愿意把画带走，有的人愿意留在桌上。
我和马丁决定不管大家画的好不好看，都把它们贴在墙上。‘看看这张，意境深远。‘马丁用力把墙上翘起一角的画按平，捋了一下他有点乱的卷发，往后推了几步微眯着眼睛左右打量着一张用暗黑色和浅粉色蜡笔涂满的画。
从展厅的安全出口里走出来一个瘦高，棕发，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穿着勃艮第红匡威鞋的女孩。她走到马丁旁边问他有没有看到放在杂物室里的扫把。这是艾玛。她工作的区域主要是这层的另一个展厅。艾玛喜欢在快午休的时候喜欢过来跟我们聊聊她今天中午吃什么。
实际上除了吃什么，别的她也喜欢念叨给你听。‘我今天要吃两块蛋糕，两块，然后我要回家躺着看电视，可是下午我还要去另一个博物馆工作，哦对了我跟你说过了吧？我打两份工，不然交完房租我手里就没什么闲钱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经常背着手，时不时推一下眼镜，有点驼着背。
马丁和艾玛是我在工作时候聊天最多的。马丁和他的克莱因蓝色喷壶就像牛仔和枪，从不离身。他从展厅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左手取出喷壶‘呲呲‘两下，紧接着右手掏出抹布迅速把玻璃擦干，他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来回摆头寻找下一块需要被擦的玻璃。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毫不拖沓。艾玛则总是背着手从展厅玻璃门的另一侧背着手快步走到我所在的展厅。她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先看着你，说着说着就开始环顾四周。艾玛很高，所以她和我说话的时候习惯朝着我方向稍稍低头，但是眼睛又环顾着来参观的人，这看起来很像是她在和我聊着什么八卦。
有天我正在体验曲削彩铅的时候，艾玛溜达过来问我知不知道下周四下午博物馆里有场婚礼。这是自从建馆以来第一次有人要在博物馆里办婚礼。
“而且他们特别要求要在楼下那个恐龙骨架下面举行仪式。”艾玛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
“还有人在蒸汽机旁边办婚礼呢。”马丁也加入了对话。“我以前在伦敦的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展馆里有个二战时候用的蒸汽机，就有情侣选择在那儿结婚。”马丁对桌上被人画过的画特别感兴趣，他一张一张拿起来端详。
“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吧。”我没有停下削铅笔的动作。
“奇怪的很，我还要去帮着登记来客，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啊。”艾玛从笔筒里拿出一只还没削过的彩铅递给我。又接着嘟囔“那天肯定会很忙，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说完她又从笔筒里拿出一根削的尖尖的红色彩铅，用食指肚轻轻戳着笔头。那笔和她脚上的勃艮第红匡威一个颜色。
“这副画的还真有点儿意思，Juno你看见是谁画的这个了吗？”马丁举着一张画从桌子的那头问我。那个克莱因蓝色的喷水壶还是明晃晃的被马丁挂在腰上。
“好像是个老爷子，捉着拐杖。”我把削完的最后一根笔放进笔筒。马丁把画拿过来给我们看。真想不到彩铅和蜡笔还能涂出这么好看的颜色来。
“你看，当你给所有人创造出一个平台的时候，天天都有惊喜。”马丁撕下来两段胶带比划着要把这张画贴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婚礼的那天中午我在恐龙骨架底下帮着摆了婚礼需要的椅子。那些椅子和地毯都是威尼斯红色的，曲曲拐拐的在又白又黄的恐龙骨架底下看起来竟然有点迷人。但是我认真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婚礼更像是行为艺术。
那天上午，艾玛就已经开始紧张的跟不知道什么人询问着什么，那天她没有穿那双勃艮第红的球鞋。
收拾好东西走出门的时候。我在门口看到了马丁。
“Juno你不看看婚礼了吗？”他的克莱因蓝喷水壶也不见了。
“不了，我下午得去学校。”
“那再见啦。”他冲我挥挥手然后就进到那间有恐龙骨架和红毯的屋子里去了。
那天下午，
我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椅子上,
第二次读完了《等待戈多》。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