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见之行事”和“载之空言”

题记：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此司马氏之春秋也

我们习惯上把《史记》当历史著作读，常用《报任安书》里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概括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实际上，司马迁著《史记》，可能有更现实、更明确的背景和意图，这就是以孔子作《春秋》为范例，创作一部新的《春秋》，承载他对现实的褒贬，为未来的理想政治立法。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两段话，最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司马迁的写作宗旨，也就是继承史官祖业，以孔子为模范，著史而载道。

接着他阐述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与现实意义：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其实也是对他自己作《史记》意图的解释。后面虽然有一段“唯唯否否”的话，但那显然是为了对付壶遂的语言陷阱而故意说反话：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春秋》止于获麟，《史记》亦止于获麟。符瑞的出现，大概使司马迁感到了与孔子一样的天命召唤。

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蕴含的褒贬是什么呢，他理想中的“王道之大者”是什么呢？答案可能要从他的经历和历史背景中去找。司马迁成长于武帝时期，亲身经历了从“文景之治”到好大喜功、靡费天下的转变，参与了出使西南夷的拓边实践，目睹了巫蛊之祸的发生，后来又因卷入李陵案下狱受刑。他对武帝一朝的统治特征和弊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有着再深切不过的认识。我们读《史记》中武帝朝人物传记，其实大多数结局悲惨，至于民间，更是“中产之家，大抵破产”。《史记》中的武帝时代，绝不像后世史传中普遍称颂的那样伟大，而是更多带有血腥、阴暗的色彩。

与此相反，《史记》评价最高的当属文帝，几乎没有任何讥评：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向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两相对照，《史记》的褒贬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司马迁不仅“见之于行事”，也“载之于空言”，这就是《太史公自序》中的“太史公论六家要旨”：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几段话，扬道家（黄老）而抑儒家，好像是讲纯粹的思想流派，实际上是以文帝朝的政治哲学来批判武帝朝，正是《史记》“行事”所载的“空言”。

《史记》130卷，从司马迁创作的年代上推，130年大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那一年。司马迁这样谋篇布局，是否有其深意，可以作一个有趣的猜想。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到武帝时代已经充分展露其潜力和弊端，司马迁已经可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高祖本纪》最后的一段评论颇耐人寻味：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在这里没有对刘邦本人作任何评价，而是谈了汉朝的天命，这就是承秦之弊，易以忠道，“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武帝之政，是不是背离了汉朝的天命呢？

《史记》以《货殖列传》收尾，可以说是“不入流者”入史奉陪末座，也可以说是蕴含着对武帝朝的最大批判，是全书落脚所在。《货殖列传》讲商人，却以老子的话开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善者因之”，这是讲文帝，“最下者与之争”，这是讲武帝，不是很明白吗？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在帝制之下，守信死节之士，不与庙堂，归宿何在呢？司马迁的回答是“归于富厚”。

《货殖列传》最后说：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孔子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司马迁则劝义士致富，实现“素封”，这是他“议论颇缪于圣人之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最后说：

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今天的《史记》读者，读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