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记：计件制、平台经济与灵活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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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电商发展浪潮而兴起的快递、外卖等平台经济的实际劳动状态，无论其如何被信息时代的斑斓盖头所修饰，却惊人地与马克思笔下19世纪前期——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雇工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

资方总能够得心应手地绕过各种法律法规去压榨工人，缺乏保障、狼藉不堪、令人咂舌的劳动环境，各种非直接性劳动关系的微型承包单位……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野蛮，可谓用“后现代的技术”包装着“前现代的制度”。

无论是走街串巷的快递外卖小哥，还是楼型工场中飞速运转电脑的中高端互联网工作者，都深深背负着“件数”或“绩效”的大山。

“计件制”自然成为其中一把关键的钥匙，而显然前者——平台经济是更“纯粹”的计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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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长期并存。而19世界早期，随着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计件工资的“进步”更为迅速。早期欧洲工场曾普遍采用日结制，资本家为了无限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更为了逃避工人通过种种抗争争取到的“十小时工作制”等相关法律，广泛地采用计件制，施展野蛮剥削。

在19世纪末，以泰罗制为代表的所谓“科学生产管理方式”的诞生，更是将“按量支付”“绩效工资”的概念带入历史舞台,实质上是计时制和计件制的协同共谋，以达到对工人的最大压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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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计件制在西方仍然较为普遍。有学者将其称为一种“赶工游戏”——通过设定出一种有差异的劳动收入，不断地对劳动力施加刺激，高工资的纪录和排名像游戏榜单一样不断为每个工人勾画着诱人大饼，使每个人乐此不彼地透支着自己的劳动时间。

据统计，当时计件制下工人工资平均水平普遍高于计时制，对于一些工厂而言幅度甚至达到20%。但是，计件制下工厂生产效率提升更大，往往逾40%，可以说计件制成功地将资方过量榨取剩余价值这一事实“完美且超额”地隐瞒了。而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计件制下的平均工伤率就高了5%，更不用说一些操作风险较高的工种了。

但更危险的事实在于，对于工人集体而言，计件制有一种特殊的“分化”魔力。计件制下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体验和劳动收入都被显著地个体化和差异化了，工人集体和资方之间的矛盾关系被部分地转嫁为工人内部的竞争关系，甚至往往衍生出一种推崇个体奋斗获得成功的竞争文化。而部分拔尖的熟练工，往往会愉快地和资方站在一起。这是一种对真实劳资关系的巧妙遮蔽和扭曲。

这种对工人集体的分化助长了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欧美工人对此发起了大量的抗争。总而言之，大多数有效的抗争并非局限于针对计件制本身，而是一种针对整体工资水平、劳动保障、福利待遇等更大范畴的斗争。比如，很多工人团体会对其工作地区内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进行对比，并依照折中的数据设定斗争的目标，从而开展具体行动来拉小两种制度下工人工资的差距。

进一步讲，斗争的方向集中在限制计件制的刺激性上。他们通过争取设定最低工资、超时工资等方式，不断将计件制锋利地分化工人的一面关进了笼子里。20世纪后期，随着机器自动化和生产流水线的大发展，计件制逐渐失去了对资本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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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计件制成功地被平台经济所重铸而获得强大新生。新的碎片化和灵活化的劳动方式的兴起，对规范传统产业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层层隐藏的雇主，化整为零的劳动关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派单权，种种对劳工控制手段的技术性飞跃都使被降维打击的原子化劳动者每每毫无还手之力，望“单”兴叹。而缺乏监管的风骚惩罚机制，和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出现的庞大后备劳动力，无疑大大恶化了现实的困境。

马克思曾经“赞叹”计件制，称其为“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与“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并论述道：“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更容易实行……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

如今看来，互联网电商物流大佬们着实“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给无数个生命成色支离破碎的佣工们绘制出无际的星辰大海，不断以福报之心丢下名为“件数”和“绩效”的救生圈，箕踞彼岸笑看万人泅渡。而在疫情期间爆红的“人尽可qi”的【共享用工】，则更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