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他远比我料想的要精致。
“我常为这些受过几十年教育的人脸红，他们在人格上呈现出巨大的苍白，缺乏纵深的历史感，也没有对人类丰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局限在一种肤浅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作为人的存在，缺乏血肉和灵魂。”
——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许知远被大众熟知，源于一次与马东的针锋相对。
深受90后喜欢的《奇葩说》主持人马东，在被许知远问及：你向往过精致吗？
他用犬儒主义者的惯用姿态，耸肩、撇嘴、笑了：我们有过精致化吗？我们每个时代都向往过精致，但我们从来没有过。
马东自嘲底色表现为无从抵抗的悲凉，所以深得虚无主义的青年一代的人心。而那个底色表现为不甘心的愤怒的许知远，则被打入矫情、故作姿态的空中楼阁里孤芳自赏。
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问题，不是许知远的问题，也不是马东的问题。
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丧失高贵、缺乏信仰、渴望庸俗的时代。泛滥成灾的知识被贬斥为无用，摧古拉朽的技术被推上神坛，万物的主宰——人，逐渐丧失灵魂、泯灭热情、丧失力量、千人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无从抵抗”，所以只能“随大流”。
许知远，从20几岁到现在，仍旧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
应该是在2018年，在花家地社科院附近的街上，华灯初上的傍晚，我与许知远擦肩而过。他背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单肩书包，看起来很沉，一头钢丝烫发在夜风中飞舞，低着头，轻盈地躲避着路上的不起眼的障碍物，弱不禁风地迈着书生的步伐踽踽而行。
后来才得知在花家地社科院里的那栋被爬山虎覆盖的小楼，是单向空间起飞的原点。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单向街书店老板许知远，带着以梦为马的诗情画意，独自前行。
以前我觉得这样一个带着偏见的知识分子，在丧失意识没有意见的商业大浪潮中，是一种特别别扭且不受欢迎的艰难逆行，自从我瞥见那个独自行走的不合时宜者后，突然我很想调头与他同行。
对许知远的态度转变，是看了他在《十三邀》中采访俞飞鸿的那一期。
当那个想死在女人怀里的许知远，在面对惊为天人又笃定自若的俞飞鸿时，他脸红了，害羞了。
男人看到自己心仪的女人时，开始紧张、羞怯、手足慌乱，浑身上下表露出一种自惭形秽的尴尬。这一切被对面的女人一一捕捉到，秩序井然的她却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可痛惜的爱意，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失控的小男孩，呵护他那不安全的心。
看到一向直男癌倾向明显的许知远，此刻却慌乱紧张地靠在墙角默默抽烟，突然，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所有强行掩盖的姿态都泄露了他的坦诚。
当他面对90后热捧的犬儒主义代表李诞的调侃时，他吃惊地反问：哦？真的吗？为什么不能跟观众说“我想死在女人怀中”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
李诞的嬉皮笑脸给出的回答依然是许知远心知肚明的答案：不合时宜。
翻开2001年许知远出版的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一年我刚走进大学，这令我回忆起大学时代的青春时光，重新燃起了些许热焰，不禁感叹：同样是大学生，我是那样单调空洞，而许知远是那样深刻丰富。
这些写于许知远22岁到24岁之间的片段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北大学子在大学时光中的所思所想。现在看来，这些充满了忧患意识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的初期即预言了网生青年必将面临的信仰崩塌与精神危机。
我的青春是被摇滚乐渗透的日子，the Beatles，BEYOND，Nirvana，the eagles，窦唯，崔健，许巍等等，翻烂了郝舫的《伤花怒放》，柯特·科本《灿烂涅槃》，鲍勃·迪伦《像是一块滚石》等等，伴随我的是无名的躁动与愤怒，却缺少了许知远那份对未来世界的忧伤和警醒。
这个同样听着Nirvana的青年，在不停地汲取经典著作中的营养，海量的阅读使得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茨威格、赫尔岑、海明威、夏多布里昂、艾德蒙·威尔逊、帕索斯、马尔库塞等大人物的名字，而看到这些名字，大多数现在的大学生仿若文盲一般惊慌失措。
在这本文笔庄严、风格井然有序、逻辑严明的处女作中，许知远批判了信息时代的大众快速地吞食快餐知识，消化不良的肠胃淤积了成堆的垃圾，却还心满意足地自诩知识分子。
他为读者生动地描述了对北大的不满，以及迷惘又愤怒的大学生活。他瘫在肮脏的宿舍单人床上，幻想着穿越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文主义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与那些他仰慕的有趣灵魂交谈，谈论这个时代失落的文学与艺术。
他甚至抨击了现代大学谄媚地与市场经济接轨急功近利的行为，以功利性与工具性的教育架构来培养能够无缝与市场对接的所谓专业人才，而忽略了一个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他在校的时候，北大推倒了南墙，与社会更加亲密无间，大量的资金流入象牙塔，窃取了不能咀嚼消化的知识，于是在今天我们目睹了北大方正宣告死亡。
他认为学校应该着力培养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毫无理想的功利主义者。育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工厂的规范训导主任，大学应该培养出一个鲜活充满力量的创造者，而不是嵌入机械流水线的一枚螺丝钉。
他倡导重新阅读经典，引入了一个例子：
1990年的某一天，《纽约》杂志电影专栏作家大卫·丹比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杂文的人了。他对自己很愤怒，认为自己越来越远离生命本来的意义。于是，他回到1960年代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花了一年时间阅读了从荷马史诗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卢梭、尼采，再到现在的波伏娃及伍尔夫等在西方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这一年，大卫·丹比48岁了，他兴奋地将一年的潜心苦读视为“激动人心”的经历，并将一年的读书心得汇成一本书《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不朽作家的历险记》。
读罢《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不甚唏嘘，后悔为什么没有在2001年，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阅读此书。那时，我们同样愤怒，可是最后我的愤怒演变为破坏，许知远的愤怒进化成建设。
这么多年，他带着愤怒去建设知识分子应有的单向空间，在书店里他只卖自己推荐的书，并孜孜不倦地融入他曾经蔑视的互联网世界，产出了视频节目《十三邀》，在这个节目中，同样，他所采访的人物都是他喜爱的，他们身上都带着许氏珍视的“理想主义”。
许知远，他一直并将永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如马东说的，许知远的底色表现为愤怒，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因为他向往重塑19世纪黄金时代的辉煌，人文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无与伦比，却令今人自惭形秽，并宿命般地妥协为悲凉。
对不起，我为我曾经的偏见说抱歉。
------------------
影识集：一切只关于电影
All We Need is Movie！
微信公众号：yingshiji-mov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