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轻人生病了?丨马克·费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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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要容易丨马克·费舍尔
如果你举行抗议并且大家都来了怎么办?丨马克·费舍尔
资本主义与实在界
马克·费舍尔 / 文
shithappy / 译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不是一个原创短语。它早在1960年代就被一帮德国波普艺术家使用过了,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1984年出版的《广告,令人不安的劝导》(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一书中也使用过这个短语,二者都在戏仿性地引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我使用这个术语的新颖之处在于,我赋予它的含义更加宽泛——甚至是过分的。如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能被局限于艺术,也不能被局限于广告在其中起作用的准宣传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不仅制约着文化的生产,也制约着工作和教育的规则,同时,它也是一种制约思想和行动的无形屏障。
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此天衣无缝,如果目前的抵抗形式如此无望和无能为力,那么有效的挑战从何而来?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强调资本主义导致苦难的方式,只会强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贫穷、饥荒和战争可以被说成是现实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消除这些苦难形式的希望很容易被说成是天真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当被证明在某些方面不一致或站不住脚时,才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表面上的“现实主义”最终被证明并不是这样的话。
毋需多言,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任何时候在社会领域里都是可能的,这是由一系列的政治决定来定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只有被归化(naturalized)才能真正成功,而当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而非一个事实时,它就不可能被归化。因此,新自由主义试图消除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商业本体论”(business ontology),在其中,十分明显,社会上的一切,包括医疗和教育,都应该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正如从布莱希特到福柯和巴迪欧这些激进的理论家所坚持的那样,解放政治总是必须摧毁“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的外观,必须揭示出表现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偶然,正如它必须使以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值得回顾的是,目前所谓的现实本身曾经是“不可能的”: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私有化行动仅在十年前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暂时搁置的工会,公共事业,去国有化的铁路)在1975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曾经非常可能的事情现在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现代化,”巴迪欧痛苦地评论道,“是针对这种可能所给出的严格且奴性之定义的名称。这些‘改革’的目的总是让过去可行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不可能,让过去不可行的事情(对占主导地位的寡头政治来说)变得有利可图。”
在这一点上,也许值得介绍一种从拉康精神分析学(齐泽克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引入的基本理论区别:实在界(the Real)与现实(reality)的区别。正如阿伦卡·祖潘奇奇(Alenka Zupancic)所解释的那样,精神分析对现实原则的假设会让我们对任何自然呈现的现实持怀疑态度。“现实原则,”祖潘奇奇写道,
并不是某种与事物相联系的自然方式……现实原则本身被意识形态化地调解;人们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这种意识形态以经验的(或生物学的、经济学的……)事实必要性的形式呈现(而我们往往认为它是非意识形态的)。恰恰在这里,我们应该对意识形态的运作保持高度警惕。
对拉康来说,实在界是任何“现实”都必须压制的东西;事实上,现实正是通过这种压制来构成自身的。实在界是一个不可再现的X(unrepresentable X),一个创伤性的,只能在表面真实性(apparent reality)的裂缝和矛盾中瞥见的空洞。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策略可能涉及唤起资本主义呈现给我们的现实背后的(诸种)实在界。
环境灾难便是这样一种实在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环保问题(Green issues)看起来似乎远远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可再现的空洞”(unrepresentable voids)。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威胁并没有得到抑制,而是被纳入了广告和营销之中。这种对环境灾害的处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幻象结构:一种是资源无限的预设,地球本身不过是一个外壳,资本在某一时刻可以像旧皮一样剥落,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最后,《机器人总动员》呈现了这种幻想的一个版本——这个想法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可能的,资本可以在没有劳动的情况下增殖——在外星球飞船Axiom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地球资源的燃烧只是一个暂时的小故障,经过一段合适的恢复时期后,资本可以形成地球并重新殖民。)然而,环境灾难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只是一种拟像(simulacra),其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创伤性的,无法被系统吸收。环保批评(Green critiques)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资本主义远非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它已准备好摧毁整个人类环境。资本主义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既非巧合,也非偶然:资本“对不断扩张的市场的需求”、“对增长的迷恋”,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可持续性的概念。
但是,环保问题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已经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想强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另外两种困境,它们还没有被政治化为任何相同程度的东西。首先是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事实上,精神健康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运作的范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把精神健康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就像天气一样(但话又说回来,天气不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更多是一种政治经济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激进的理论和政治(莱恩[Laing]、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人)围绕精神分裂症等极端心理状态展开论争,比如,他们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范畴。但现在需要的是将更为的常见疾病政治化。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共性所在:在英国,抑郁症现在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治疗最多的病症。在《自私的资本家》(The Selfish Capitalist)一书中,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精神苦闷率上升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存在关联。与詹姆斯的观点一样,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痛苦)问题。不是将其视为个体解决自身心理困扰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是应该接受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压力私有化,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这么多人,特别是这么多年轻人生病了,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健康瘟疫”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它在本质上是功能失调的,而且它的代价非常高。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现象是官僚主义(bureaucracy)。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痛斥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导致制度僵化和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官僚主义被认为已经是过时的、一段无人惋惜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物。然而,这与大多数在资本主义晚期工作和生活的人的经历不符,对他们来说,官僚主义仍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主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改变了它的形式;这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使它得以扩散。晚期资本主义中官僚主义的持续存在本身并不表明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相反,它暗示着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方式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呈现的图景大不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我选择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和官僚主义,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重要特征,而这个领域正日益被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主导:教育。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担任讲师,随后,我将广泛借鉴我在那里的经验。在英国,继续教育学院曾经是一个吸引学生的地方,通常是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如果他们想要一个比正规的州立教育机构更好的选择,就会被吸引到那里去。自从1990年代继续教育学院从地方政府的控制中被移除之后,它们就成了“市场”压力和政府强制目标的牺牲品。他们一直处于变革的先锋,这些变革将通过其余的教育体系和公共服务中全面铺开——一种尝试新自由主义“改革”教育的实验室,因此,它们是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完美场所。
Mark Fisher,“3. Capitalism and the Real”,in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Zero Books,2009.
译注:
①阿伦卡·祖潘奇奇(Alenka Zupancic)是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哲学家,其工作重点是精神分析和欧陆哲学,跟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和齐泽克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拉康精神分析在北美的流行。
相关推荐:
《自然的弃儿:现代人生存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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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国内疫情已渐趋平稳,但国外复又严峻,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家人:1.出门戴口罩;2.不去人多的场合;3.勤洗手、消毒;4.拒绝野味;5.如身体发生与感染此病毒相似的异常情况,请多加观察、及时就医;6.说服家人做到前面五条。愿所有人都安康。
拜德雅图书工作室也正在有序地恢复工作,一些新书已经在流程中了,相信不久就可以与大家见面。很多朋友近期在微店购了书,我们会尽快来安排快递。最近微店有一个小活动,欢迎大家参加: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出品的书(包括我们与大雅联合出品的《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和新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全部7折,满48元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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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举行抗议并且大家都来了怎么办?丨马克·费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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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不是一个原创短语。它早在1960年代就被一帮德国波普艺术家使用过了,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1984年出版的《广告,令人不安的劝导》(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一书中也使用过这个短语,二者都在戏仿性地引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我使用这个术语的新颖之处在于,我赋予它的含义更加宽泛——甚至是过分的。如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能被局限于艺术,也不能被局限于广告在其中起作用的准宣传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不仅制约着文化的生产,也制约着工作和教育的规则,同时,它也是一种制约思想和行动的无形屏障。
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此天衣无缝,如果目前的抵抗形式如此无望和无能为力,那么有效的挑战从何而来?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强调资本主义导致苦难的方式,只会强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贫穷、饥荒和战争可以被说成是现实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消除这些苦难形式的希望很容易被说成是天真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当被证明在某些方面不一致或站不住脚时,才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表面上的“现实主义”最终被证明并不是这样的话。
毋需多言,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任何时候在社会领域里都是可能的,这是由一系列的政治决定来定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只有被归化(naturalized)才能真正成功,而当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而非一个事实时,它就不可能被归化。因此,新自由主义试图消除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商业本体论”(business ontology),在其中,十分明显,社会上的一切,包括医疗和教育,都应该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正如从布莱希特到福柯和巴迪欧这些激进的理论家所坚持的那样,解放政治总是必须摧毁“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的外观,必须揭示出表现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偶然,正如它必须使以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值得回顾的是,目前所谓的现实本身曾经是“不可能的”: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私有化行动仅在十年前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暂时搁置的工会,公共事业,去国有化的铁路)在1975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曾经非常可能的事情现在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现代化,”巴迪欧痛苦地评论道,“是针对这种可能所给出的严格且奴性之定义的名称。这些‘改革’的目的总是让过去可行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不可能,让过去不可行的事情(对占主导地位的寡头政治来说)变得有利可图。”
在这一点上,也许值得介绍一种从拉康精神分析学(齐泽克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引入的基本理论区别:实在界(the Real)与现实(reality)的区别。正如阿伦卡·祖潘奇奇(Alenka Zupancic)所解释的那样,精神分析对现实原则的假设会让我们对任何自然呈现的现实持怀疑态度。“现实原则,”祖潘奇奇写道,
并不是某种与事物相联系的自然方式……现实原则本身被意识形态化地调解;人们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这种意识形态以经验的(或生物学的、经济学的……)事实必要性的形式呈现(而我们往往认为它是非意识形态的)。恰恰在这里,我们应该对意识形态的运作保持高度警惕。
对拉康来说,实在界是任何“现实”都必须压制的东西;事实上,现实正是通过这种压制来构成自身的。实在界是一个不可再现的X(unrepresentable X),一个创伤性的,只能在表面真实性(apparent reality)的裂缝和矛盾中瞥见的空洞。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策略可能涉及唤起资本主义呈现给我们的现实背后的(诸种)实在界。
环境灾难便是这样一种实在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环保问题(Green issues)看起来似乎远远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可再现的空洞”(unrepresentable voids)。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威胁并没有得到抑制,而是被纳入了广告和营销之中。这种对环境灾害的处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幻象结构:一种是资源无限的预设,地球本身不过是一个外壳,资本在某一时刻可以像旧皮一样剥落,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最后,《机器人总动员》呈现了这种幻想的一个版本——这个想法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可能的,资本可以在没有劳动的情况下增殖——在外星球飞船Axiom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地球资源的燃烧只是一个暂时的小故障,经过一段合适的恢复时期后,资本可以形成地球并重新殖民。)然而,环境灾难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只是一种拟像(simulacra),其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创伤性的,无法被系统吸收。环保批评(Green critiques)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资本主义远非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它已准备好摧毁整个人类环境。资本主义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既非巧合,也非偶然:资本“对不断扩张的市场的需求”、“对增长的迷恋”,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可持续性的概念。
但是,环保问题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已经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想强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另外两种困境,它们还没有被政治化为任何相同程度的东西。首先是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事实上,精神健康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运作的范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把精神健康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就像天气一样(但话又说回来,天气不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更多是一种政治经济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激进的理论和政治(莱恩[Laing]、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人)围绕精神分裂症等极端心理状态展开论争,比如,他们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范畴。但现在需要的是将更为的常见疾病政治化。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共性所在:在英国,抑郁症现在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治疗最多的病症。在《自私的资本家》(The Selfish Capitalist)一书中,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精神苦闷率上升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存在关联。与詹姆斯的观点一样,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痛苦)问题。不是将其视为个体解决自身心理困扰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是应该接受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压力私有化,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这么多人,特别是这么多年轻人生病了,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健康瘟疫”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它在本质上是功能失调的,而且它的代价非常高。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现象是官僚主义(bureaucracy)。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痛斥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导致制度僵化和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官僚主义被认为已经是过时的、一段无人惋惜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物。然而,这与大多数在资本主义晚期工作和生活的人的经历不符,对他们来说,官僚主义仍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主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改变了它的形式;这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使它得以扩散。晚期资本主义中官僚主义的持续存在本身并不表明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相反,它暗示着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方式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呈现的图景大不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我选择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和官僚主义,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重要特征,而这个领域正日益被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主导:教育。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担任讲师,随后,我将广泛借鉴我在那里的经验。在英国,继续教育学院曾经是一个吸引学生的地方,通常是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如果他们想要一个比正规的州立教育机构更好的选择,就会被吸引到那里去。自从1990年代继续教育学院从地方政府的控制中被移除之后,它们就成了“市场”压力和政府强制目标的牺牲品。他们一直处于变革的先锋,这些变革将通过其余的教育体系和公共服务中全面铺开——一种尝试新自由主义“改革”教育的实验室,因此,它们是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完美场所。
Mark Fisher,“3. Capitalism and the Real”,in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Zero Books,2009.
译注:
①阿伦卡·祖潘奇奇(Alenka Zupancic)是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哲学家,其工作重点是精神分析和欧陆哲学,跟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和齐泽克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拉康精神分析在北美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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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ette🍊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0-03-14 1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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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我选择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和官僚主义,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重要特征,而这个领域正日益被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主导:教育。”
2020-03-14 1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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